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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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我母亲。我父、母都是日本留学生，母亲先学医，以后又攻读工艺美术。父亲挺封建，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徒有一肚子才学，却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我的命运自然比母亲好些，可也没少磕磕碰碰。我还只有四岁时，母亲就要我去读书，她对我学业很关心。渐渐大了我才明白，母亲是把自己失去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这个女儿身上……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大部分学生是教会中学保送去的，又多是贵族子弟，一门子心思几乎都耗在吃穿享乐上。学校里三天两头开舞会、茶会，女士们男士们竞相比着气派和时髦。上课、下课都说英语，似乎谁都以为自己真成了个黑头发、黑眼睛的英国人……我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也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读了不到一年，便退学了，以后报考进了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
我总觉得一个女人该和男人们一样，先得有文化，然后得为我们这个日渐衰落的古老民族做些什么。但结婚后我没有工作，一直坐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不甘心呐。我便读英文小说，翻译罗素、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关于人生观方面的论述，头几篇登在《大公报》上。还学了点德文，又学写过散文。次年，我便找到了工作。1947年，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给亚非国家学生资助奖学金赴美留学一年，在中国委托美国新闻处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十个城市招考。当时，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三十七岁了，家里又是这种境况，但我还是去报考了。结果录取了两名，一名是上海沪江大学一个搞原子能的，北平的这一名就是我。一年后，我先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英国文学系上了一段，以后又到哥伦比亚教育学院英语教学专业学习，并获得了英语教学硕士学位。于是这辈子与英文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后一直在新华社对外部，无论当记者，当编辑，用的都是英文……
我女儿采采，“文革”前的老初三，1968年去了北大荒，做了三年农工，又当了一年半的卫生员。她父亲去世后，组织上照顾我，1972年底调她回北京，分配去北京焦化厂当工人，跟着一位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女同志搞化验，跟了一年，色谱仪等精密仪器就能独自用了。这时，厂里推荐了十五个人考工农兵学员，录取了八名，她的成绩比这些人都好，却被甩下了，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关于我去美国留学一年的事，“三反”时就调查过，证明了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文革”中又翻出来了，大会问，小会追，我成了“特嫌”。虽然材料一直拿不出，影响却像一条影子一直拖在身后，这不，采采的前程又一次被耽误了！我这当母亲的自然伤心，想不到女人在旧社会想读点书难，在新社会又这么难，而且阻力还不是仅来自封建思想，还来自那翻云覆雨，叫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采采这孩子也伤心，但不颓废，学习上一直抓得很紧，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她一考就中了，专业对口，录取在北京化工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学了四年，又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分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所属的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作。
采采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学的东西又很有用，主要研究何种化学物质能致癌，我就希望她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隔行如隔山，她搞的那一行我不懂，帮不了她任何忙，我就在经济上支持她。她一家人住在我这里，两口子工资只有二百来元，两个小孩，请了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就得六十元，再加上吃饭，一个月得一百多元。还剩下一百元左右，你说这怎对付四口人？物价还铁了心在涨，它才不管你中年知识分子可怜不可怜。再省不能省孩子嘴里的，可省大人碗里的，俩口子又正当盛年，采采是站里的业务骨干，她丈夫正在铁道科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亏了身体，惹出病来，还不得又成个张广厚？我可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好在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我可以帮忙来落实。我的退休工资，加上我的大部分译稿费，都交给了采采。这样，我辛苦一点，全家人的生活可以好一些，采采俩口子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也挺充实……
我还在精神上鼓励采采。是我要她报考“GRE”和“托福”，争取出国的。这不是赶什么时髦，尽管我很少出大门，可出国热我还是感觉到了。在我们这新华社家属大院，男同志不说了，女同志也出去不少，年纪大的有三十几岁的，还有离了婚的，出去了就一般不想回来……我纳闷：美国生活是富裕，可那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即使入了籍，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油和水能真正溶为一体吗？除非你是杨振宁、李政道，除非你是“电脑大王”王安，人家对你不怎么看得起。人家的智慧，人家的汗水，二百多年来沐风浴雨创造出来的天下，如今你丢下仍贫困落后、急待振兴、富强的祖国，跑到大洋彼岸去分享，你自己心里也有愧呀！可是国内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似乎非要拿根棍子将人才赶走不可。
关于采采，我是这样想的：论文凭，她已经有硕士学位了；论工作，还顺心，单位对她也重视，去了两年，送她去读了五个月的日语强化班，有什么口译、笔译任务都派给她做，还花了十万元，买了台美国原件、国内组装的色谱仪，交给她负责；论家庭生活，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得盯紧她的功课，小的只有两岁半，正是满处疯跑的年龄。我也七十了，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自然我也希望能有女儿在身边照应……采采并不是非出去不可。但她一直很关注国外与自己相同领域的科研动态；外语又的确不错，今年她站里来了位美国化学家，开办新技术讲座，由她担任翻译，从头至尾都拿了下来。有这样的兴趣，又有这样的条件，出去一趟开开眼界，学习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回来，对提高她的研究水准大为有益。亲友们也都认为她不出去一趟，早晚会后悔。得承认，也有点个人打算：再怎么说，我也是风蚀残年的人了，能再在经济上支持女儿一家几年？我感到在采采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两个太大的差距：一是他们的贡献与他们的报酬差距太大，二是他们的收入水准与部分体力劳动者的差距太大。前几年报纸上就在喊：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抵不了一个保姆，现在还不是照样，看来三年五载还得如此。采采出去一趟，她丈夫也准备出去读博士生，总能攒些钱，将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一下……
采采出去时间长了放心不下家，同时对国内的情况又不熟悉了。她不会去个三年、四年，也不会同丈夫一道出去，而是两口子轮流出去。俩人也都说：“我们是第三世界，学了东西就回来。真要去第一世界当个三等公民，那太没意思了！”
说起来也有意思，我是三十七岁出国留学的，采采则是三十七岁决定出国留学的。晚都晚了些，而且又都是非个人的原因造成的。但历史毕竟是进步了，国家毕竟是开放了，要不然，一个“特嫌”的女儿，哪敢再去美国？采采学成回国后会有一番成就的。我想，我九泉之下的母亲将会为她的外孙女感到欣慰……
三
考“托福”，英语需达到相当水平。“托福”考试要求相当严格且程序安排也是相当周密的，试题由美国方面直接拟定，试卷也收拢回美国直接评判。高校里的学生好说，英语课、英语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社会上有志于此的人们却没有这番“月色”，于是又一种特殊行业应运而生，名称形形色色——
新概念英语班；许国津英语班；高级口语班；基础英语班；出国留学人员英语训练班；《美国之音》中级美国英语班……从全国各大都会曲曲折折的大街小巷里，从一所所中、小学里冒了出来。翻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时不时能见到此类补习班的招生广告。
在北京，学习期限由两个月至半年不等，收费三十元左右。外国人教的有一所，即民办的光华外语学校，期限四个月，收费四十元，该校设有八个班，学员达三、四百人。各校教学质量有高有低，学员们却绝对地虔诚，竖起双耳生怕漏了一个字。每个星期两个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三伏寒冬，一下班，多数人空着肚子，径直奔向各个教学点。等拖着条近似死鱼的身子回到家里，远的要过十点，近的也是九点左右，胡乱塞上几口后，书包里、案头上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做，一盘盘磁带要听。学员们同窗苦读一场，却忙得彼此之间叫不出姓名，更不能深交，只是在匆匆交臂中，彼此投上一个疲倦而又会心的微笑……
从出国留学生身上获了利的，不仅有非法的外币倒爷们，和合法的形形色色的英语补习班。连香港的某些机构也红了眼，急切地插上一杠子。
对数万计的自费留学生来说，去美国是第一选择。然而，近年来美国学校挑选海外学生的标准越来越严格，除了一小部分“托福”考试在600分以上（个别院校要求550分以上）、英语成绩特异者，有幸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外，多数人即使被美国高等院校录取，也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在美国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才能获得签证。于是，不少人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其他英语国家……
1986年下半年起，在广州传出一则新闻，宛如彭丽媛的歌喉般动人：只要交纳一笔报名费，不论英语成绩如何，也无须经济担保，便可到澳大利亚各大学、院校学习。这只“歌曲”的精彩部分是：因为澳洲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该国政府将在1988年建国二百周年大庆之际，大赦违反移民法的人，届时留学生凡有此愿望的，都可变成澳洲的永久性公民。
不知是香港的某些机构从中嗅出了什么门道，还是这则新闻本身就是由它们炮制并进口来的，一时间，纷纷开设为大陆同胞联系留学澳洲的业务，从中收取数量可观的手续费，而且这手续费还拒收人民币，只收港币。其中一家名为Aeademie Asia的辅导留学中心，曾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题为《自费留学英国、澳洲的佳音》的广告，内称该机构将邀请英、澳著名教授，于1987年5月间赴北京、上海、广州访问座谈，解答自费留学的有关问题，届时将有专人洽商具体出国事宜……
自费留学者的大海上，赴美国的大浪未见衰退，赴澳洲的狂潮又在迭起！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一下注意到了：昔日门可罗雀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今日也蒙受着“倾盆大雨”……
签证处官员霍尔姆斯告诉记者说：“申请签证的留学生人数突然激增，结果迫使大使馆小小的留学生签证处从澳大利亚请来临时工加班。同时，有几个星期申请表格供不应求，不得不赶去香港加印。事情变得一团糟，我们被人潮所淹没。工作人员受到不顾一切的学生们的打扰，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或尾随我们到家中拜访。有一个人为了给一位亲属办签证而谎称同我约好了见面时间，结果混进了签证处……也许他们习惯了走后门，可澳大利亚使馆没有后门可走。谁打扰使馆工作人员，谁就别想得到签证！”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发言人爱德华兹则向记者表明：由于有谣传说澳大利亚明年将大赦违反移民法的人，因此情况恶化了。大使馆已在设法辟谣。
面对此情此景，头佩国徽、铆钉般日夜守卫着西方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武警战士们，心中想必会有倒翻了五味瓶似的复杂滋味……
“星期天的一早，我就要起来上教堂，先读查经班，那里有浸礼教会的老师免费教外国学生读《圣经》，然后去大教堂做礼拜。教会的老太太们对我很好，她们说我是这地方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个学生。教会免费供应早餐，但我不爱吃那些洋玩意，只是喝杯ST了事。我和她们一道虔诚地做祷告。我第一次去时，教会的先生和女士们问我最希望为谁祷告，为自己？我回答：为了我在中国的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太太以及所有的亲人。他们很感动，他们说他们全体都要为我的女儿和太太祷告，我很感动。我多么爱我的小女儿，我多么想她，我尽量使自己在做礼拜时想她，因为我平常想她都要想发疯了。在悠扬的唱诗中我眼前那些做礼拜的小孩子好像都是我的曼波。我的心宁静极了，我亲爱的小女儿，爸爸离你而去，并无半点悔意，我将为你去创造……”
——摘自他给她的第二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