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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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管理人员与其新主人之间磨合得不是很好，而威格顿被捕一事又给他们造成了不和。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马克斯·查普曼等人替威格顿辩护时，通用电气的官员不以为然。通用电气的官员们有过与政府打刑事官司的经验，他们认为，政府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是不会发起大型调查的，更不会公开逮人。他们知道，有西格尔的合作，政府会掌握强有力的证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不当行为的证据。一个公司通常要为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罪责，而西格尔正在认罪。
通用电气公司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具体管理仍由德农齐奥负责，通用电气很少插手。然而，认识到目前情况潜在的严重性后，通用电气安排分管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副总裁兼金融服务部总监劳伦斯·博西迪负责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的处理，并指定拥有刑事案处理经验的通用电气副总法律顾问约瑟夫·汉德罗斯负责此案的具体事务。博西迪以前是一位著名的职业棒球运动员，为人正直诚实，人品无可指摘，而且对“旧”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个人情结。他决心快速修补任何已造成的损害。
通用电气此前已经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派出了一支自己的审计小组，彻底审查该公司的财务执行和控制情况。现在，通用电气立即要求该审计小组调整方向，转而调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被控的内幕交易问题。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也组织了一支自己的工作组，成员包括约翰·戈登、西格尔的朋友彼得·古德森和公司内部律师罗伯特·克兰茨。随着他们开始工作，恐惧感——大多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感——笼罩着整个公司。西格尔会不会牵连到其他人，特别是德农齐奥？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运作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听说该公司有个套利部，感到很震惊。审计小组在仔细审查交易记录时，按“可疑”和“有问题”进行分类，并做出统计。哈尔·里奇听说，“可疑”交易仅仅几天就列出了一百多宗。
里奇和戈登的担忧还有其他理由。他们在研究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时，回忆了他们自己在ＳＣＡ交易中的经历。他们当时的怀疑现在似乎被证实了。他们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看来是真实的。
西格尔答辩的第二天，即星期六，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应召到圣安德鲁斯广场与吉尤利安尼和卡伯里等人会谈，检察官办事处方面同时参加的还有刑事处主任威尔逊和负责弗里曼案的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另外，证交会的林奇和斯特克也参加了，因为关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任何决议中都必须包括一份与证交会的协议。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方面参加的有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文·施瓦茨、克兰茨、汉德罗斯和加里·纳夫塔利斯，其中负责者是施瓦茨。纳夫塔利斯曾当过威尔基斯的律师，汉德罗斯后来请他担任通用电气的法律顾问。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违法是没有疑问的。”吉尤利安尼开始道。但施瓦茨立即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你们应该道歉。”他愤愤不平地对吉尤利安尼说，接着开始责备检察官办事处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
卡伯里对施瓦茨予以反驳。他指责施瓦茨的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有利益冲突，因为它曾在其他事务上既做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代理又做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代理。施瓦茨简直要从椅子上跳起来，提高嗓门说：“用不着你来在这方面教训我。我即使需要有人在职业道德方面提建议，也轮不到你。”
政府律师们想不到施瓦茨一上来就要求政府道歉。自威南斯案以来，他们一直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及其法律顾问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有怀疑。从威南斯一案可以看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显然法纪意识淡漠，内部管理不善。如今，该公司以前的业务明星西格尔已坦白了在该公司时的主要犯罪活动，而该公司竟然认为政府应该道歉？
克兰茨出来替施瓦茨帮腔。“我们的当事人有什么问题？请告诉我。”他说，同时扫视着在座的政府律师。政府律师们没人理他，他接着说：“我实在看不出我们的当事人哪儿违法了。”
吉尤利安尼仍然很镇静，“我们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违法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的当事人出问题了，这个问题你们解决得越快越好。你们必须受到某种惩罚。”然后，卡伯里把话茬儿接过来。他回顾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要为西格尔的行为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并提醒他们在威南斯事件中的不良表现，包括威南斯在一本书中披露出来的一些违规行为。接着，卡伯里抛出一枚重磅炸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西格尔的事。根据政府还掌握的情况，该公司的波士顿经纪人唐纳德·利特儿（与布斯基有往来）进行股票寄存交易，该公司资本交易部联合主管也有问题，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总裁约翰·罗切也不清白。
“我们要起诉你们。”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施瓦茨好像非常吃惊。吉尤利安尼告诫施瓦茨公司要为员工的罪行承担责任，施瓦茨反击吉尤利安尼不通情理。在双方的反唇相讥中，会议很快就破裂了。施瓦茨率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拂袖而去，吉尤利安尼等人不胜气愤。
汉德罗斯把这次会谈情况向博西迪做了汇报，博西迪听后大吃一惊。他认为，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所采取的态度愚蠢到了极点。博西迪决定，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且要快。他看到过政府起诉赫顿银行时对该银行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相信政府若起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该公司声誉的影响也将是毁灭性的，即使公司最后侥幸获胜也同样是有弊无利。
通用电气公司的审计小组加快了工作进程，并向汉德罗斯和博西迪汇报调查结果。他们的发现不令人鼓舞。在受调查的交易中，有些根据公开信息可以解释得通，有抗诉的余地，例如关于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但在大陆集团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中情况如何呢？大陆集团公司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客户，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选择购买该集团公司股票的时间恰到好处，正巧在“白衣骑士”出现之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交易有类似的“巧合”。“这种情况一到两起我们能够容忍。”纳夫塔利斯对汉德罗斯说，“但多达五六起就不行了。”
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高层人员的晤谈也不能让人拂去疑虑。德农齐奥表示，他对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并不了解。通用电气公司愿意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德农齐奥鼓励西格尔向威格顿和塔伯尔在套利业务上提供建议，他甚至连表面上的分隔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的措施都没有。他疏于内部控制。通用电气官员认为，德农齐奥对公司的管理是很糟的。他们还断定，公司总裁罗切（现正被调查）和公司内部律师克兰茨更不称职。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会谈破裂后两个星期，纳夫塔利斯给卡伯里打电话。“通用电气人员想见你。”他对卡伯里说，“这次没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或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人。”通用电气公司决定把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控制权拿过来，而且不只是对这次刑事调查的控制权。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此案代理人身份被中止了，由纳夫塔利斯和他所在的克莱默、莱文、尼森、卡敏和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取而代之。3月7日，博西迪亲自与吉尤利安尼和卡伯里进行了十五分钟的会谈，他在会谈中的口气与上次施瓦茨的迥然不同。
博西迪在会谈中非常坦率，就差直接承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罪了。他叙述了通用电气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进行的彻底调查，并承认发现了“严重问题”。检察官们认为，这种调查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文过饰非式的内部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博西迪强调表示，通用电气只是刚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调查中暴露出来的情况一无所知。该公司若遭到起诉，就可能破产，七千名无辜员工就会失业。
接着，博西迪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层人员包括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将被解职，必要的话还要予以开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彻底取消套利业务。（博西迪断定，金融公司不应从事套利业务；在这种公司里，即使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相分离，也不可能保证不出现利用内幕信息的问题。）另外，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还要与证交会达成一项合适的解决方案。
通用电气公司的坦诚和果断给两位检察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吉尤利安尼对博西迪说，通用电气的做法与其他牵涉这起丑闻的公司的行为相比，不啻一缕“新鲜空气”。显然，他所谓的“其他公司”是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自从政府实施逮捕行动以来，博西迪和纳夫塔利斯第一次看到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会被起诉的一线希望。
正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的时候，政府又获得了另一个胜利。1987年4月，杰弗里斯集团公司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承认两项重罪，并同意与政府合作。杰弗里斯集团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开创者。杰弗里斯为布斯基“寄存”过股票，布斯基给了他300万美元的“好处费”，政府掌握这方面的证据。这笔钱的发票上写的是“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费”，从这里可以确认布斯基曾以类似的在发票上虚列开支的方法支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530万美元黑钱。
更让人吃惊的是，杰弗里斯还供出了一桩与布斯基无关的活动。他供称，他曾应一位同伙的要求，在美国运通银行二次销售费尔曼基金会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项活动也涉及在发票上虚列开支问题。杰弗里斯在通过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自己遭受了损失，那位同伙就是以虚列开支的形式支付补偿杰弗里斯损失的钱。与其他涉案者不同，杰弗里斯对那些在华尔街上极其正常的行为也承认有罪。正如他的律师告诉政府的：“博伊德是在帮客户的忙。他是在客户间互帮互助的环境中长大的。而现在规则正在变化。”
让杰弗里斯操纵费尔曼基金会股价的那个同伙不是别人，正是桑迪·刘易斯，即在艺人餐馆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认识的那个套利人。后来，刘易斯与布斯基闹翻了。为报复布斯基，刘易斯那个夏天几乎天天缠着加里·林奇，敦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布斯基完蛋了，但是，刘易斯的下场比布斯基还惨。刘易斯一直以来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高尚者的样子，他在接受调查时愤然否认自己有罪。但没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他越来越因虚伪受到人们的嘲笑。不久，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就完结了。
检察官办事处在这些胜利上的欢欣很快被其他案子的不顺取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案子上，政府好像在艰难地挣扎。西格尔结束法庭答辩回到佛罗里达后，有一次，他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拟写的逮捕弗里曼等人的逮捕证，于是立即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签发逮捕证时，专门把西格尔供述的最复杂的尤纳考和斯托勒两起收购案提了出来。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只审问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查尔作记录。当西格尔看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感到很震惊。这份宣誓书的大意是准确的，但是，正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已经发现的，宣誓书上的细节有错误。
按照宣誓书所称，关于尤纳考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是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与弗里曼的通话。事实上，在塔尔萨机场的通话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多日和多星期的通话给缩短了。政府还出了一个错误，它宣称弗里曼每做完一笔交易都把有关材料保存起来。西格尔对此同样感到很震惊，他告诉政府律师说，保存这种材料的是布斯基，不是弗里曼。拉考夫知道，优秀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种失误，质疑政府指控的真实性，从而使政府窘迫。西格尔担心，政府会不公平地指责并起诉他撒谎。拉考夫本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之前，让他和西格尔先检查一下对这几个人的指控材料，但检察官们为了保密没有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