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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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本阵营里每个人都“呆在同一个帐篷里向外撒尿”，最容易的方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潜在证人找米尔肯的律师团成员做代理。但是，律师《职业责任守则》警告这种做法，要求律师不要既做被告的代理，又做证人的代理，除非向每位受托人详细解释这样做的所有可能影响。威廉斯对达尔的怂恿就过了这个线，因为达尔很可能会被要求作证。但是，达尔当时事实上没有收到传票，所以威廉斯可以随意那样做，而且他的话起了作用。达尔敬畏威廉斯，急切地雇用他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作自己的律师。沃伦·特莱普和贝弗利山分部另一个人也这样做了。
然而，威廉斯认识到，他不能做已接到传票的雇员的代理，这些雇员包括洛厄尔、莫塔斯克、瑟内尔和阿克曼。但是，威廉斯要确保这些证人——有的是潜在目标——由“友好的”律师做代理。米尔肯的律师团仔细筛选律师名单，寻找可以向洛厄尔等人推荐的律师。在筛选过程中，候选律师的技能和声誉当然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虽然这项因素几乎不能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更重要的因素是候选律师在政府诉讼案中的执业纪录，威廉斯和律师团要寻找那些爱与政府对抗而不与政府合作的律师。
还有一个因素发挥重要作用，那就是候选律师与现律师团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寻找那些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律师团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依赖和义务关系的律师。在最后确定的律师中，有一些曾从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或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接过很多业务，他们在分享信息方面是可以依靠的，而且在职业责任范围内可以与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团合作。例如，为米尔肯一个助手做辩护人的马克·波莫兰兹与利特一起在最高法院工作过，代理米尔肯另一位证人的杰克 ·奥斯佩兹曾在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当过合伙人，做瑟内尔代理的西摩 ·格兰泽尔经常接手利曼介绍的业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所有候选律师都由桑德勒亲自面试。桑德勒对米尔肯的赤胆忠心进一步确保这些律师们可能与政府对抗，而不寻求与政府合作。
与政府的诉讼大战开始了。证人们（包括达尔）一开始在证交会和大陪审团面前有些慌乱。多数人只是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起初达尔抵制这种想法，觉得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他想，援引《第五修正案》会让政府更加怀疑。但在利特的坚持下，他行使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另一位证人沃伦·特莱普对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与米尔肯关系太近感到关切，担心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威廉斯多年来一直向亨德利介绍业务。特莱普的反叛一开始在米尔肯阵营里造成了影响，但在亨德利做特莱普的代理后，特莱普向同事们保证他决不会与米尔肯反目，此后这种影响逐渐消失了。在华盛顿棕榈餐厅吃饭时，特莱普告诉亨德利他决不会说不利于公司客户或同事的话。他说：“我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亨德利回答说：“我也没有‘告密者律师’的名声。”
不过几个星期时间，米尔肯的律师团组成了，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身价最高的律师团之一，辩护方针也制定好了，一般情况下决不改变。从此以后，米尔肯被塑造成卑鄙布斯基的无辜受害者。他被描绘成一个天才，一个瑰宝，一个美国经济的拯救者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威廉斯私下里提醒他的一些同僚说，随着案情事实的揭示，这种姿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现在，米尔肯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专家包围了，但他与其他人的距离却更远了。弗雷德·约瑟夫被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弄得心烦意乱，特别是《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有一篇文章，说米尔肯被政府传唤的事。约瑟夫想亲自弄清事情的原委，要让米尔肯个人使他消除顾虑。然而，托马斯·柯宁和彼得·弗莱明对约瑟夫说，他们可以代表他面审米尔肯。当他们到达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时，米尔肯的律师们已经在那里了。尽管口头上说合作，但米尔肯的律师拒绝让德莱克赛尔的律师单独询问米尔肯。
米尔肯的律师对柯宁和弗莱明说，不允许公司与一位可能成为调查目标的员工会谈是刑事调查中的“常见”做法。他们同时向柯宁和弗莱明保证，德莱克赛尔不用担心什么。柯宁等人把这些话对约瑟夫说了。约瑟夫没有认识到，他作为公司领导，这时如何决策是非常关键的。当米尔肯的律师坚称不让米尔肯接受公司询问是“常见”做法的时候，他们是在以偏概全。与此相反，在这种时候，许多公司会坚持立即对员工的被控非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如果该员工拒绝接受询问，或回答问题不令人满意，就会被公司解雇。米尔肯的律师对这些是清楚的，他们在拒绝让米尔肯接受约瑟夫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的面谈时，知道是在冒险。但是，他们清楚米尔肯对公司的重要性。当米尔肯说他无罪时，约瑟夫相信了他。同时，约瑟夫还要与忠于米尔肯的公司其他高层人员争斗。如果停米尔肯的职或开除米尔肯，会在公司引起内乱。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11月14日接到证交会的传票，接着在12月接到大陪审团的传票。从这些传票中清楚地看出，米尔肯与布斯基的关系是调查的中心。这些传票涉及内容繁多，非常详尽，而且带有厚厚的附件。布斯基与米尔肯之间的几乎所有交易都提到了，包括费斯克拜奇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维克斯公司等交易，那笔530万美元的款项更是引人注目。传票要求出具大量文件资料，但只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30天准备时间。
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卡希尔、戈登和雷恩德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立即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发起了一次内部调查，在11月15日和16日询问了与布斯基交易有关系或涉入问题交易的德莱克赛尔人员。由于没有接触布斯基或米尔肯，律师们没能找到非法行为的直接证据，这是不奇怪的。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款子时，有许多证人证明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咨询费。这些证人中包括大卫·凯，他作证说德莱克赛尔确实为布斯基做过咨询和研究。
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管理层急切地接受了这笔钱是咨询费的说法。麻烦的是，德莱克赛尔一般不给客户开咨询费用的账单。3月21日（即付款日期）的事也很不符合公司的传统。无论德莱克赛尔为布斯基做过多少咨询和研究，它在哈德森融资交易中从布斯基那里得到的这笔费用非常大，说这笔钱是布斯基付给德莱克赛尔的研究咨询费，那德莱克赛尔获得的这种报酬就太丰厚了，会引起争论。虽然如此，德莱克赛尔的律师们认为，无论此事多么令人生疑，未必能说这笔款子是黑钱。
德莱克赛尔的管理层和律师们把希望寄托在米尔肯的律师给他们看的一份材料上。这是瑟内尔手写的记录，所署日期为“86－3－21”，据称是与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同时做的记录。上面写着：
公司金融部：180万美元
资产净值研究部（纽约）：200万美元
高收益证券部研究处：100万美元
这些据称是这笔咨询费中的大部分款额在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的部门中的分配情况。米尔肯的律师们坚持称，这“证明”这530万美元确实是咨询费，正如布斯基股份公司停业时提供的一封由洛厄尔和唐纳德·巴尔萨署名的信函中所说明的。这些记录是这笔费用在德莱克赛尔不同部门的分配情况，用于奖金额的计算。
柯宁觉得该与证交会联系了。他计划在感恩节那个星期与证交会的斯特克进行面谈，并提出在接下去的星期六让约瑟夫与证交会人员会面。柯宁希望能很快与证交会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他不想让这场调查拖得太久。他曾在赫顿银行的支票诈骗案中做过该银行的代理，该银行被这场搅得满城风雨的案子弄得声名狼藉，所以他深切体会到，即使是一家声誉良好的证券公司也经不起不利宣传的折腾。
在华盛顿，林奇也希望快点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米尔肯达成决议。在布斯基协议上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不断猛击之后，他急切地想拿出一些布斯基协议产生的成果来。如果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现在赶来合作，他感到证交会可以真正揭开证券业界的惊人黑幕。林奇认为米尔肯会受到很大压力。他期望德莱克赛尔起码让米尔肯停职休假，从而开始积极的合作。他看不出该公司有多少选择余地。
证交会的期望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期望相去甚远，这种证交会与其管辖的一个证券公司之间期望如此偏离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柯宁一提出说那530万美元是一笔清白款子，讨论就谈崩了。柯宁的这种说法激怒了斯特克。的确，任何听过布斯基坦白的人都会觉得这种说法荒谬无比，布斯基对这笔钱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柯宁想知道证交会的“忧虑”是什么。如果德莱克赛尔准备拒绝合作，斯特克就没有兴趣再帮它，所以他冷冷地回答柯宁：“证交会的忧虑还不想与你分享。”然后，柯宁提出证交会要德莱克赛尔出示的文件过多，要求“划分重次急缓”，被斯特克拒绝了。接着，柯宁再次提出让约瑟夫到证交会来一趟，也被断然回绝。斯特克认为很清楚的是，尽管德莱克赛尔声称要合作，但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想合作。对柯宁来说，有一点他困惑不解：证交会怎么对德莱克赛尔关于那530万美元的解释那么恼火。
最后，柯宁说服林奇在华盛顿见见约瑟夫。如果说这次会见与柯宁和斯特克的会见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次会见结果更遭。林奇告诉约瑟夫，米尔肯的非法活动是“不可辩驳的”，证交会有支持布斯基证词的人证、物证，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立即开始合作”。林奇觉得他把事情的利害关系讲得够清楚了。但是，约瑟夫似乎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我们自己做过调查，你的指控根本不是真的。布斯基是个说谎者，是个罪犯。”林奇对德莱克赛尔自己做的所谓调查感到不齿。约瑟夫承认他或德莱克赛尔的律师没有盘问米尔肯。这也叫调查？接着，约瑟夫重申了关于那530万美元的看法，这更让林奇生气了。“你说这笔钱是非法的，那给我们拿证据出来。”约瑟夫坚持道，“我们正想知道我们哪儿做错了。”
林奇认为，约瑟夫这样说显然是企图从证交会套取信息而不向证交会提供情况。林奇平常是个镇定自若的人，一般不轻易激动，但这时他坚持不住了，发起火来。他对约瑟夫说：“你知道你们哪儿做错了。”于是，会谈在互相反诘中不欢而散。
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特克说：“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护米尔肯。’”斯特克点了点头，疑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是实权人物，但没想到其影响大到如此程度。
鉴于布斯基所供述情况的重要性，同时鉴于德莱克赛尔或米尔肯不准备与证交会合作，林奇和斯特克得出结论说，证交会可能要面对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案在规模上堪与曾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因此，他们很快加强了这起案子上的人力，把律师人数从六人增至二十人。该证交会为诉讼大战秣马厉兵了。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正在运筹帷幄，确保对德莱克赛尔的指控不只建立在布斯基的证词上。他安排两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约翰·卡洛尔和杰斯·法德拉加入这起案子。卡洛尔31岁，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当过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的法务秘书；法德拉35岁，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在波士顿罗普斯和格雷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
自从第一次审讯布斯基，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有必要进一步从侧面证实。布斯基和米尔肯对他们的交易很注意保密，只限于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们依靠下属做那些他们认为平凡的工作，并做业务记录。卡伯里圈定了与布斯基违法活动有牵连的几个布斯基的雇员，特别是交易主管戴维多夫和主管会计穆拉迪安。
布斯基的那几个雇员很快就范了，其中级别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