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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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话让林奇十分震惊，但他仍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不露半点声色。
“当然，政府也必须得有所表示。”皮特继续道，接着把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摆了出来。布斯基自愿退出证券行业，同意缴纳大量罚金，并与政府全面合作。作为回报，他要免予刑事起诉。
林奇对皮特说，他不能替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或司法部说话；显然，首先是要达成认罪协议，否则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他和同事们会尽力而为。
皮特和同伴们走后，证交会的律师们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差点窜到桌子上跳舞。
林奇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卡伯里。劳工节周末，他往卡伯里家打了个电话，这时卡伯里刚从英国度假回来。林奇不敢在电话里说的太多，要求卡伯里过来面谈。卡伯里同意第二天上午飞往华盛顿，与证交会的律师和布斯基的律师们会面。
同一个周末，布斯基给在家里休息的穆拉迪安打电话。“把它们销毁了吗？”他问。
穆拉迪安知道布斯基是指那些与德莱克赛尔有关的账表，那天与布斯基在咖啡店会面之后，一回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扔到碎纸机里碎掉了。“是的。”穆拉迪安说，“你在说什么呢，当然销毁了。”
“照原样再做出来。”布斯基命令。
穆拉迪安简直蒙了。“伊凡，我不可能再做出来的。”他抗议道。
“你必须再做出来。”布斯基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穆拉迪安心中暗暗叫骂，认为这是布斯基又一次提出一个不合理要求。他连那些账表中记录的股票种类都回忆不全，更不用说每种股票的具体数量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玛丽亚·特迈因，就是那次把原始文件送到他在佛罗里达的休假地，并帮他一起做这些账表的那个年轻女职员，她还留有一些工作记录单。同时，穆拉迪安还支离破碎地找到了一些他曾用来计算有关数据的材料。于是，穆拉迪安和特迈因开始一起忙碌起来，尽力按原件样子把这些账表再做出来。
劳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二，布斯基的律师、证交会的律师和卡伯里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会面。皮特把给林奇说的话又向卡伯里说了一遍。
“我们能达成协议吗？”皮特问。卡伯里说他有兴趣，但他得与吉尤利安尼商议。
回到纽约后，卡伯里去找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给他五分钟时间。吉尤利安尼现在正忙着处理一起关于斯坦利·弗莱德曼的政治腐败案，弗莱德曼是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这起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吉尤利安尼决定亲自审理这起案子，而他必须处理成功，因为这对他施展政治抱负是不可缺少的。
卡伯里对吉尤利安尼说，要达成对布斯基的审理，至少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即便到那时也保证不了就能给他定罪；相比来说，布斯基的合作会带来“有趣的事情”。
吉尤利安尼很快就同意了卡伯里的意见，批准他与布斯基的律师商谈认罪协议。同时，两人一致认为，给布斯基刑事豁免是不可能的，要至少对他提出一项控罪。他们还要对布斯基课以重罚。卡伯里最近注意到证交会的年预算额是1．05亿美元，于是他考虑罚布斯基1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会惊得公众目瞪口呆的，而且他认为，这个数字接近证交会的预算数目，对比之下会使人们印象深刻，它可以说明与布斯基达成协议是值得的。卡伯里知道，如果协议显得太宽大仁慈，会引起公众大爆发。
卡伯里还认为，如果安排布斯基与政府配合，保密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林奇及其高级助手是信任的，但不了解证交会委员们的可靠程度。卡伯里给林奇打电话通报了与吉尤利安尼的商议结果，同时向林奇强调，与布斯基商谈协议一事必须绝对保密。“我将把任何泄密行为视为妨碍司法，”卡伯里警告说，“并严肃考虑提出指控。”
林奇对此事的知密范围做了严格限制，在证交会只有他办公室的三个人知道。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只把此事告诉了吉尤利安尼和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后来，卡伯里把此事的一些特殊密情又告诉了一个人，以便如果他万一被害或因其他原因突然死亡，可以有人接着把此案办下去。所有会谈都安排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进行，而不在证交会或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以免布斯基的律师们在这里出入引起注意。为加强保密，卡伯里和林奇等人在办公室提到布斯基时从不直呼其名，而以代号相称：在检察官办事处为“艾格尔”，在证交会为“欧文”。
布斯基的律师们与卡伯里和林奇等人投入了紧张的谈判。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布斯基的诺斯维尤公司11月15日需要向证交会提交业务报告，届时公司的任何重大变故都必须公开披露出来，包括布斯基被立案调查。政府人员希望安排布斯基秘密配合他们工作，而这大大缩短了他可以配合的时间。
谈判开始时，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布斯基必须接受一项刑期最多五年的罪名。在这方面布斯基的律师们没有提出大的争议，只是要求找一项刑期最多三年的罪名。卡伯里拒不让步，他们就不再坚持。但在给布斯基定什么罪名的问题上讨论时间比较长。可供选择的刑期为五年的罪名有很多。从策略上讲，卡伯里想在布斯基可能被要求作证的问题中找一个，而且他要传递一个信息，即这个案子涉及的问题比内幕交易严重。最后，双方达成选择证券欺诈罪，这个罪名比较合适，它把所有有关方面都包含了。
罚款问题更为复杂。卡伯里和证交会的律师们要求课罚1亿美元，其中5000万为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另5000万为额外罚金。他们认为，把布斯基的非法收益定为5000万美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而且1亿美元也符合他们对布斯基资产净值的估算。布斯基的律师们辩称罚款1亿美元太多了，根据他们的计算，布斯基利用利文的信息所获收益不过3000万美元；既然利文的交易是证交会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布斯基不应在自愿揭发更多问题的情况下再接受其他经济处罚。政府的律师们再次拒不让步，坚持要求罚款1亿美元。
皮特知道，这个数字是布斯基能够承受的。政府人员决不会知道布斯基获得的非法收益到底有多少，只有在处罚协议确定下来之后，他们才会发现布斯基非法活动的整体规模。同时，把布斯基拥有的每项财产都计算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处罚应与违法活动相适合。然而，后来政府收到了关于布斯基资产的计算报告，结果证明政府人员的估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份机密的计算报告披露，布斯基的资产净值在1986年1月为1．31亿美元，其中包括现金270万美元、证券价值1．15亿美元、不动产价值690万美元、两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10万美元和艺术品价值240万美元。报告披露布斯基的年收入为70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作为属下实体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不过这个薪水只有3．5万美元。据估计，布斯基的年消费为600万美元，可见他生活非常奢侈。
在认罪协议商谈中有一项关键内容，叫“价值预估”，即被告方正式向政府预估被告与政府合作的价值。在第一次会面时，皮特向政府人员提出了口头价值预估，粗略提示出布斯基作为一个重要证人的价值，但没有说出布斯基要供出人员的名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在协议的其他方面都敲定后，皮特拿出了一份书面价值预估。林奇需要这个材料，因为他要用它说服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
最后那次会谈也是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举行。在会谈最后，接近凌晨4点时，皮特出示了那份大家期待已久的材料，林奇、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们急不可耐地先睹为快。然而，卡伯里看了之后感到很失望，里面显示的内容比他期望的要模糊得多。上面没有写出布斯基要供出的人员的名字，只以甲、乙、丙等指代，而且对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也语焉不详。卡伯里从材料中抬起头来，神情忧虑。他说：“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在找真正的主角儿还是找似是而非的替身儿。这个材料可不怎么样。”
“在与证交会达成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皮特说，并表示他不能把情况暴露得太多。林奇和卡伯里离开了会议室，他们确信拿这个材料游说证交会委员有困难。他们必须要有能显示出布斯基价值的东西，必须要有诱人的大鱼。
将近早上6点时，卡伯里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他入住的宾馆。这个宾馆档次非常低，进出连服务生接待都没有，但他的政府津贴使他只能住这种店。他刚要躺下电话响了，是林奇打来的。
“他们要再抖出一些东西。”林奇激动地说，“皮特刚才打电话说了。”但卡伯里已经知道了。
“我不管他们要再抖出什么。”卡伯里说，“上午10点以前我什么也不做。”说完放下电话，侧身而卧，进入了梦乡。
皮特决定铤而走险，做出让步。第二天上午，他提出把价值预估中提到的那些人的身份披露出来，但只口头提供，不形成文字。于是，他道出了一些在金融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投资业务之星马丁·西格尔、西海岸经纪人博伊德·杰弗里斯和公司袭购手卡尔·伊卡恩。卡伯里、林奇和其他政府律师们简直惊呆了。皮特本来可以再多说出一些，但他宁可有所保留，不愿承诺过多，以免政府日后声称价值预估的条件没有完全兑现。因此，其他人他没有披露，比如穆赫伦。
这下子，证交会委员们批准与布斯基的协议没有问题了。布斯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非常之宝”。就在几个月前，当丹尼斯·利文被抓住的时候，证交会委员们还认为他们侦破了这起80年代的内幕交易案。
卡伯里把与布斯基的律师达成的协议呈报吉尤利安尼。吉尤利安尼仍在忙于弗莱德曼腐败案，他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协议。9月10日，林奇拿着达成的协议向证交会委员们汇报。自从批准对布斯基进行正式调查以来，委员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后续情况。他们对与布斯基的律师们商谈协议一事一无所知，就是主席约翰·沙德也被蒙在鼓里。听了林奇的汇报，他们似乎对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可能引发的反应深感震惊。
根据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在利文案子上的合作情况，林奇和证交会委员们确信，一旦问题揭露出来，该公司会立即开除米尔肯，同意与证交会合作。如果德莱克赛尔企图包庇米尔肯，合法商人们谁还会再与该公司打交道？他们感到，由于布斯基将要揭露的问题非同一般，像德莱克赛尔这样的公司难以在证交会的执法行动中挺过去。他们还认识到，随着布斯基和米尔肯两人被逐出市场，经济上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必须审慎准备应对。收购浪潮推动股市居高不下，而布斯基和米尔肯是搅起这股狂潮的哼哈二将。
即使在批准了与布斯基的协议后，沙德好像还不相信他们控制住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不放心地给林奇打电话，似乎担心证交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罚款。他喋喋不休地说：“我肯定伊凡会逃往国外，随时都可能跑掉。怎样阻止他？我们拿不到钱怎么办？我们现在就得让他把罚款交了。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林奇尽力不表现出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拿到罚款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对他采取强制行动，每个人就都会知道，秘密调查就没法做了。我们要先这样坚持一下，等调查结束后再说。”
林奇意识到，协议被批准后，知情者已不限于参加谈判的几个人了；随着消息的扩散，保密会越来越难。布斯基的丈人穆丽尔·斯拉金就听到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随后，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布斯基收到传讯的一条短消息，这加剧了林奇等人的忧虑。接着，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丹·多夫曼在《今日美国》一个栏目上提到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每天，政府律师们都仔细检查全国的媒体，寻找泄露消息的迹象。比这些再严重的情况倒没有出现过。林奇和卡伯里等人知道，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
1986年9月17日，星期一，布斯基与证交会签订了处罚协议，正式开始秘密配合政府进行调查工作。第二天，他与司法部签订了认罪求情协议。9月15日晚，当布斯基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上与加特曼的其他客人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