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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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尤利安尼到任时，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状态不佳，亟待重振雄风。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在任期间，该办事处主要依靠老本过活，不思进取。结果，其谨慎作风丧失殆尽，显赫之名渐成明日黄花。吉尤利安尼刚一接任，立即把该办事处的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两个确保吸引媒体目光的领域——有组织犯罪和吸毒贩毒，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活动。这些做法与吉尤利安尼爱与媒体打交道的特点相吻合。吉尤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区地下贩毒活动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没有捉到贩毒分子，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仍然在媒体上大出风头，报纸上还出现了吉尤利安尼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媒体对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报道几乎一律是积极的，近乎吹捧。吉尤利安尼称，这种报道可以提高办事处的知名度，而办事处的名气对阻遏犯罪有重要作用。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清楚。无论如何，吉尤利安尼到任后，纽约检察官办事处成功办理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案子，名声更响了。
吉尤利安尼给该办事处带来了一种处世观，其特点是是非、敌友界线分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与罪恶、惩治与自罚、合作与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1986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求安全。如果你从不努力追求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我宁愿失败。”
办事处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理念和管理制度。许多人对吉尤利安尼的方法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现在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考虑媒体会作何反应。传统派成员指出，该办事处现在有一种新的“莽撞”精神。这个词有点贬义，暗指一种先斩后奏、鲁莽行事的倾向。
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下属的反欺诈处就反映出该办事处所发生的变化。反欺诈处主任是彼得·罗马托斯基，负责过威南斯内幕交易案的调查，但他已经宣布辞职，接任者是查尔斯·卡伯里。
卡伯里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人缘很好，每个人都喜欢他。他身材肥胖、外表粗犷、说话坦率，而且聪明、幽默、自谦。他的低调作风和无懈可击的正直品质博得传统派成员的好感。像吉尤利安尼一样，他也追随天主教处世观，而且他在罪与罚方面的观点也与吉尤利安尼的一致。卡伯里在纽约长大，从科尔盖特大学退过学，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在福特汉姆法学院主持过法律评论。他第一次申请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没有被录用，之后在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接着进行第二次申请，这次获得成功。
当卡伯里在梅耶尔被传讯后第一次与林奇谈起莱屋银行调查一事时，对此案不是那么有兴趣。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吉尤利安尼对内幕交易案不是很重视，没有把这类案件列为优先处理对象。由于资源和人力都被转移到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检控上，反欺诈处的规模实际上缩小了。总体来说，卡伯里对本办事处在内幕交易案上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在一起涉及摩根·斯坦利公司一名投资业务员的案子中，上诉法院做出判决称，如果投资业务员或其他受托人向他人泄露机密信息，而信息获得者据此实际做了交易，那么该投资业务员或受托人就犯了内幕交易罪。在卡伯里看来，这个案子的成果算是大的了，办事处受理的大多数内幕交易案涉及的都是“不入流”的雇员，主要是层次很低的印刷工和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里的秘书。卡伯里精通证券法律，熟谙股市情况，在这方面该办事处无出其右者。他深知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很猖獗，但他认为这方面的执法最好由证交会去实施。
然而，随着莱屋银行调查案的发展，卡伯里对此案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看来是一起预谋性很强的违犯机密规定的内幕交易案，对市场公正构成了严重威胁。皮特和同事们与证交会会谈后几个星期，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讨论莱屋银行调查案中涉及的刑事问题。罗马托斯基、卡伯里、证交会的律师以及皮特等人一起坐在罗马托斯基的办公室，展开了认真的研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张旧式栎木办公桌非常显眼，多年来它从一任主任传给下一任主任，不久就由罗马托斯基传给了卡伯里。）反欺诈处的检察官们先听取皮特和证交会律师的介绍，然后互相进行讨论。
检察官们觉得，在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一事上问题不是很大，而这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当然，他们这样做可能招来批评，但他们知道，没有莱屋银行的合作，获取那个关键客户的身份会极为困难，即使有幸最后获取了，也可能得花费数年时间。他们很少能有机会这么快就可以进入一场内幕交易活动的核心。根据皮特讲述的情况，他们确信，检控这个客户要比检控莱屋银行重要得多。吉尤利安尼同意他们商谈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事宜，华盛顿司法部官员也表示同意。于是，卡伯里让皮特和林奇继续进行豁免协议的谈判。
这项豁免协议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证交会坚持增加一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最后莱屋银行提供该客户身份未果，则该协议无效。皮特不同意，辩称莱屋银行只应进行“诚信”努力，如果受制于巴哈马当局的禁令而不能泄露该客户身份，则不应失去豁免。证交会坚持立场，最后皮特只好让步。
接着，要对戴蒙德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检查和分析，而皮特需要先确认Ｘ先生的身份。虽然他已经知道Ｘ先生的名字叫丹尼斯·利文，但他不能肯定这个人与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的投资业务员丹尼斯·利文是同一个人。按照劳克的建议，皮特安排助手们广泛查找有助于确认该客户身份的背景资料或照片，但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皮特不想为此事与德莱克赛尔联系，担心引起该公司对这项调查的注意。最后，皮特的助手找到了一本原莱曼兄弟银行的年鉴，上面有一张利文的照片。皮特让助手们把这张照片混在其他人的照片中，然后他拿着这些照片去莱屋银行，让每个与利文接触过的银行人员辨认。“你能认出戴蒙德先生吗？”他问。结果，毫无例外，他们都指向利文的照片。
证交会也需要从梅耶尔那里获得证言证词，以在深入分析案情时或对Ｘ先生采取禁止令时使用。自从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收到传讯，梅耶尔一直很恐惧，随着调查不断加强，他更是惶恐不安。同时，他还担心因与坎贝尔的关系和他自己的交易而被制裁。因此，他要求调回了瑞士，住在苏黎士一个郊区。皮特催他写一个作证承诺书，他很紧张。
到1986年2月底，梅耶尔还在拖延。皮特很清楚，梅耶尔是觉得瑞士天高皇帝远，呆在那里安全。最后，皮特向梅耶尔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说：“你要么配合要么不配合。无论你配合不配合，这个案子都要进行下去。”他提醒梅耶尔这样做会丧失豁免权。但梅耶尔仍然逃避，后来干脆让他的律师代他与皮特周旋。梅耶尔执意拒绝前往作证。
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对梅耶尔的做法感到惊异。他只需拿出一两天时间作证就可以获得豁免，为什么要放弃？答案似乎存在于梅耶尔要普莱茨切尔删掉的那笔神秘的5000美元电汇。原来，这笔钱是寄给德里城的一个木匠，这个木匠给凯文·巴利的房子做过木工活，这是付给他的工钱。这件事好像显出梅耶尔与ＢＣＭ账户及坎贝尔与巴利的额外交易有联系，而这些事项没有包括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签订的豁免协议里，而且梅耶尔也从没有向皮特透露过。梅耶尔似乎压根儿就不太信任美国的律师或司法制度。
幸运的是，现在伦敦工作的普莱茨切尔被安排代替梅耶尔作证。林奇最后要求抓紧时间结束谈判。3月19日晚上10点，协议签订。根据协议要求，莱屋银行不久移交交易记录，普莱茨切尔在两周后作证。
卡伯里与证交会的律师王、索南瑟尔和菲斯切尔飞往伦敦，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驻伦敦办事处与普莱茨切尔见面。普莱茨切尔的作证整整进行了两天，供述非常坦率，梅耶尔如果作证恐怕达不到这个程度。普莱茨切尔详细讲述了“戴蒙德先生”与莱屋银行打交道的前后情况，包括他对保密条件的特别要求、开户的方式、中途账户的转移、在收购宣布前买进股票、多次取款以及要求销毁身份证明材料等。普莱茨切尔受过专职会计训练，记忆力非常好。他在供述中没有披露戴蒙德先生的真实名字，只以Ｘ先生指代，不过他指出这个人是住在纽约的一个投资业务员。证交会得到了所需要的证词，而卡伯里对此案进展速度之快感到惊奇。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揭开Ｘ先生的面纱了。皮特把注意力转向巴哈马当局的银行保密规定。莱屋银行不能简单地把利文的名字说出来了事，尽管它可能愿意这样做。利文已发出威胁，声称如果莱屋银行披露他的身份，他就起诉。而且，如果莱屋银行这样做，也有被巴哈马当局起诉的危险。
皮特和同事们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策略：直接找巴哈马司法部长保罗·艾德利协商，以避免引起外界注意，并尽快获得法院指令。5月7日，一个由美国证交会律师、司法部官员、美国驻巴哈马大使、皮特、劳克及其雇用的巴哈马律师等组成的代表团奔赴巴哈马，与艾德利举行正式会见。美国政府高级代表的出现使艾德利不敢怠慢，但他把皮特和劳克排斥出会见过程，使皮特很生气。
尽管如此，他们商定的方法好像挺管用。林奇表示，严格地讲，银行披露证券交易记录不属于巴哈马保密法规中所指的泄露“金融交易”。区别证券与其他银行业务关系的争论好像有点复杂，但这个问题可以获得莱屋银行的关键支持。艾德利暗示他暂时认可这个观点。他说：“这不是金融，而是经纪。”林奇立即表示同意。
两天后，皮特收到一封信函抄件，上面是保罗·艾德利的最终意见：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身份不会受到巴哈马当局的检控。于是，莱屋银行董事会开会通过一项决议，批准银行向证交会提供利文的身份。
现在一切都到位了。1986年5月9日（星期五），皮特拨通林奇的电话，林奇立即拿起话筒。皮特没有寒暄，也没有过渡，开门见山地说：“莫比·迪克是——丹尼斯·Ｂ·利文。”
就在皮特把利文的名字通报给林奇后几个小时，利文来到海湾和西部公司大厦。他是应邀来这里参加一个便宴的，并观看派拉蒙电影公司摄制的一部新影片的试映，影片名叫《高级杀手》，由汤姆·克鲁斯主演。他之所以被邀请参加这里的活动，是因为他在海湾和西部公司收购伊斯库艾（Ｅｓｑｕｉｒｅ）公司时做过伊斯库艾公司的代理。（同时，他在这起收购案中一如既往地进行了内幕交易。）
平常，利文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种集会都是高档次的，参加者非富即贵，他来这里可以衬出自己身份非凡，而且可以与马丁·戴维斯这样的大腕攀谈一二。然而，这天晚上，利文无心琢磨这些，他心里都被莱屋银行的事占满了。他觉得，现在与该银行的交易越来越麻烦了。他打算把在该银行里的钱转走，前天给普莱茨切尔打电话办理，但对方没接，他只好找一个级别较低的人员，叫安德鲁·斯维汀。
“我要把我账户上的1000万美元转到开曼群岛的一个银行。”利文说。
斯维汀漫不经心地说，这么大额的账户转移需要利文提供具体手续。利文被激怒了，说与他的巴哈马律师联系获取具体手续。当利文与律师联系完再给斯维汀打电话时，斯维汀又坚持要他提供书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利文觉得与莱屋银行打交道更麻烦了。他决定下星期一一早就把书面提款单发给莱屋银行，然后再不与这些越来越不合作的瑞士佬打交道。
利文的提款决定完全在皮特和劳克等人的预料之内。当利文给斯维汀打电话时，皮特和劳克就在斯维汀身后站着。他们吩咐斯维汀，如果利文要求提款，就想办法拖延。
几个月来，利文显然对证交会调查工作的继续和莱屋银行蒙骗证交会失败焦急起来。他还向普莱茨切尔讲起他筹划的一个新方案，称之为“绝妙计划”。普莱茨切尔对利文这个新计划的具体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