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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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员亚瑟·朗，证交会的律师西奥多·利文，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的著名收购事务律师亚瑟·弗莱斯切尔，沃克泰尔、利普顿、罗森和卡兹律师事务所的创建人马丁·利普顿。马丁·利普顿就坐在西格尔的右边，他是弗洛姆在收购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总体来看，讨论会的内容涵盖了恶意兼并这个逐渐显现的领域，这个领域改变了美国公司的面目，改变程度之大是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国工业经历了不同的巩固时期，最近的一个时期就是60年代。在这个时期，经营多样化的风尚使许多大公司走向合并，其方式一般都是在牛市期间进行股票收购。这些并购多数是友好的。早期时，摩根时代的许多垄断公司就是通过合并产生的（其中有些合并多少是受大金融家的强迫进行的）。这些种类的合并实在不能与发轫于70年代中期而蓬勃于80年代的恶意兼并潮相提并论，不过它们也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为在股票市场上获利提供了许多良机。
西格尔注意到，利普顿在别人发言时快速地做笔记。后来，当轮到哈里斯做报告时，利普顿把自己的笔记推到他面前，哈里斯的发言实际上是照着利普顿的笔记在念。西格尔想：兼并收购“俱乐部”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西格尔做完报告后，利普顿在别人离开后专门找到他，称赞他的报告做得好。之后，两人不停地谈论兼并收购的方法、技巧，交换信息和意见。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不大般配：西格尔英俊潇洒，魅力十足，利普顿则身体肥硕，头发稀疏，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色粗框眼镜。但是，西格尔认为利普顿知识丰富，精通业务，因而想虚心向他求教。
利普顿和弗洛姆创立了一种新的有利可图的律师聘用制度，由客户向律师支付聘用定金。如果哪个公司想在遭到其他公司恶意兼并时聘用他们，就必须每年向他们支付数量可观的定金。当他们的客户之间出现收购和被收购时，收购方鉴于有律师在保护被收购方，预先同意放弃利害冲突。
正当有些律师畏缩不前时，不少大公司都与利普顿和弗洛姆签了约。这些律师严格按小时计费，甚至连应急费也不收。由于利普顿和弗洛姆不必再去拉业务，他们的聘用定金就像是一笔保险费。律师公会不喜欢预先放弃冲突的做法。但是，利普顿和弗洛姆的客户们自己倒显得无所谓，可见利普顿和弗洛姆影响之大。
西格尔想，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该参考类似的做法。在1976年那次讨论会之前，他就认识到兼并浪潮会继续下去，甚至要变本加厉。一些大的竞争对手，如摩根·斯坦利、萨罗门和第一波士顿，已经在收购业务上建立起声誉。西格尔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可以在应对收购业务上开辟出一席之地。
他开始寻访潜在的客户，推销他所谓的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应对收购产品”。他宣传说，当遭到恶意兼并时，按照《威廉姆斯法案》，被收购方需要在短短七天内认真考虑应对收购的策略，预先做好应对准备。为确保一旦遭到恶意兼并时准备充分，客户可以雇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同时，为确保得到该公司的服务，客户要预付一笔定金，就像付给利普顿和弗洛姆的那样。利普顿把西格尔引荐给兼并收购领域的大腕们，并利用自己的威望为西格尔提供方便。
西格尔真正变得出名是在1977年5月，当时的《商业周刊》上有篇文章称赞他为举足轻重的应对收购专家。文章在介绍了他在几笔大宗生意上取得的成功之后，顺便提到他很英俊，被认为是“葛丽泰·嘉宝的情人”，并附了西格尔的一张照片。突然之间，西格尔接二连三地收到女性们的来信来电，都是要求与他约会的。这篇文章在该杂志上是很普通的一篇文章，却竟有这么大影响，西格尔对此很吃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复印机高速运转，把文章的复印件向未来的客户们广为散发。
从1977年开始，西格尔每年要亲自寻访二百到三百名客户。他寻访的目标是中等规模的公司（典型的是那些年销售额为1亿到3亿美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得不到大型投资银行提供的足够服务，而且最容易成为大公司的恶意兼并目标。西格尔的产品推销出去了。他最后开发出了二百五十家公司，这些公司每年向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交纳六位数的定金。
西格尔的主要竞争来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这家公司规模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实力也比基德尔强，它也把应对收购业务作为它的专长来开发，虽然原因有所不同。那时，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制定了一项政策，就是不做恶意兼并方的代理。该公司在华尔街上拥有令人称羡的众多大客户，它不想冒着使这些客户疏远的危险去为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劫掠者的人做代理，为这些既定客户提供传统的投资银行服务就是可以为它带来丰厚利润的生计。
西格尔喜欢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争夺客户。1977年，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兼并收购主管彼得·塞克斯飞往西海岸去会见艾瓦克公司的董事长史蒂夫·萨托。艾瓦克公司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刚刚被科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的恶意兼并瞄上。据董事长萨托称，塞克斯一直在向他夸耀“戈德曼的神勇”。当西格尔去见萨托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倾听萨托讲公司的想法和目的。萨托是日本后裔，虽然西格尔从来没有吃过生鱼片，这次却在萨托家里吃寿司。在把应对收购业务交给西格尔时，萨托对他说：“我不相信你真是在听我说，但戈德曼告诉我的全是他如何如何了不起。”
西格尔发现，他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让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先去收购目标公司那里兜售自己，在兜售过程中它一般会强调说，如果收购目标公司被卖掉，它会帮助以最好的价格出手。然后，西格尔找到该收购目标公司，极力要求：“尽管找我，我会尽力帮你们击退对方的恶意兼并，让你们保持独立。我想要你们成为我的一位未来的客户。”实际上，由于大多数收购目标公司处于弱势地位，它们最终还是被卖掉，西格尔的推销高调常常难以竞争过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规模、实力和声誉。但是，西格尔的话经常会打动收购目标公司，他们认为西格尔是从心底里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不像戈德曼那样只想着如果收购目标被卖掉收他们多少钱。
1977年，西格尔创立了一种不同凡响且颇有争议的应对恶意兼并的方法，这种方法还使诸多公司经理们对西格尔钟爱有加。这种方法称为“金色降落伞”，它实质上是一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价雇佣合同，规定公司被收购时收购方要向管理人员支付数目不菲的解雇费。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恶意兼并的代价来阻遏恶意兼并，而实际上，它给公司管理人员们带来了实惠。
德农齐奥对西格尔的成功感到兴奋，虽然西格尔经常出差，很少看见他。德农齐奥按照从戈登那儿学来的家长制方式管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通常单设薪水和奖金。1976年，西格尔挣了10多万美元，当时这算得上是一大笔钱，特别是对一个年仅28岁的人来说，这个数目实在不菲。1977年，西格尔成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董事，成为公司历史上除老板阿尔·戈登之外最年轻的董事。
不久后的一天，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叫到他的办公室。“马蒂，你是个单身汉。”德农齐奥刚说这么一句停住了，西格尔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他继续说：“你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敞篷跑车，还在费尔岛上有一幢别墅。这太多了。”他究竟要说什么？西格尔揣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西格尔的生活方式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来说太张扬了，或者可能对公司的其他董事来说也显得过于张扬。但德农齐奥没有表达得很清楚，西格尔不能肯定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格林威治我家街对过，有一幢不错的房子要卖。”德农齐奥继续说道。格林威治在康涅狄格州是最高档的一个地方，这里ＷＡＳＰ派系人员和白人也最多，是保守势力的堡垒。这里还尽住着一些西格尔认识的最愚钝、最古板的人。此外，他不能想像在德农齐奥的眼皮底下住。
但西格尔想去看看这个房子。他跳上那辆招惹人的跑车，沿95号州际公路往前开。半小时后，到了韦斯波特。他用付费电话叫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他在考虑卖掉费尔岛上的房子。经纪人带他去看城北小河边的一所旧房子，西格尔对它很中意。他买下了这所房子，并用周末时间对它进行收拾整理。
西格尔告诉德农齐奥，他听从他的建议在康涅狄格买了一所房子，具体地点在有点豪放不羁的韦斯波特，而不是格林威治。西格尔打趣说：“我们之间离半小时车程，这已经很近了。”
后来，当西格尔搬往东海岸边一处更豪华的房子时，把韦斯波特的房子卖给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
就在西格尔刚在康涅狄格买完房子不久，有一天，他的秘书告诉他说，一个叫伊凡·布斯基的人打电话找他。那时，由于西格尔在兼并收购领域声名鹊起，很多套利人给他打电话。西格尔知道布斯基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知道他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个交易客户。于是，他接了电话。
布斯基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在公司收购技巧和股票囤积策略方面也很有见地，这给西格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他们实际上不怎么见面，但两人成了朋友。在华尔街这个奇特的世界里，亲密的朋友关系完全是靠电话建立和维系的。逐渐地，西格尔开始把布斯基看作是可以与之商讨战略、激发灵感和交流信息的人。他需要从布斯基这个套利人这里获取有关信息，因为在公司里他没有套利人可以求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传统上不做套利业务，也不设这种部门。德农齐奥和戈登认为套利人名声不佳，只会刺探内幕信息，在公司内引发利益冲突。
然而，像布斯基这样的套利人对任何从事兼并收购业务的投资业务员来说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历史上，套利人是利用不同市场上（如伦敦市场和纽约市场）的差价获利，套利是一种稳定的、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生意，只是利润不大。但后来，套利人变得大胆起来。一开始，他们是大量买进已公布的被收购对象的股票，把宝押在交易能够成功上；最后，他们开始只购买他们猜测会成为收购目标的公司的股票。如果猜测正确，利润就滚滚而来。
对大量购进收购目标公司（谣传的或真实的）股票的现象进行影响评估，成为西格尔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套利人是信息来源之一，他们可以提供线索，可以发掘另一方面的技巧，还可以提供有关可能发生的收购的消息，这些消息能用来吸引应对收购的客户。
套利人比较愚钝、易冲动、爱耍小聪明、进取心强。另外，他们几乎只追求快速获利。在股市开市与收市之间他们是最忙碌的。对着电话高声报价，往电脑里输入股票代码，浏览一屏屏不断变动的数据，向每一个可能的消息人士打电话询问信息。下班后，他们爱去酒吧放松一下，或者，如果哪天运气不错，就去曼哈顿的高档餐馆大撮一顿。
1979年的一天，西格尔向布斯基吐露他恋爱了。他的恋爱有可能会成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一个小丑闻。
70年代末，第一拨商学院女子毕业生到华尔街就业。简·戴·斯图尔特第一天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金融部出现就引得大家频频回首。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业院的毕业生，金发碧眼，身材纤细，穿着时髦，是个聪明漂亮的已婚女人。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长久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允许办公室恋爱。办公室里的风流韵事曾毁了另一个投资业务员的事业。但是，1978年年底，简和她丈夫离婚了。不久西格尔和她一起打网球。1979年8月以前，两人就同居了。当同事们试图告诫他时，他不予理会，说他对公司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此事对自己在公司前途的影响。
公司金融部主管亨利·凯勒知道这件事后，去向德农齐奥反映，希望他干预此事。但德农齐奥没有去干预。公司很多人有所不知，德农齐奥的儿子大卫也在公司里谈恋爱。德农齐奥对此事的容忍说明时代在变，也说明西格尔影响之大。同时，德农齐奥似乎还对西格尔行将告别单身汉生活感到宽慰。
简在巴尔的摩的一些亲戚朋友告诫她不要与犹太人结婚，即使像西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