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去与道别之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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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小的时候去过，我舅舅在北平，那时不叫北京，他在那边做事，但我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
如真转头看骆文，他说：“我倒是到过天津，但也没有印象了。这次我们去北京会呆多久？”
“我也不太清楚。”如真说：“总要三四天吧。”
“嗳，下降啰，下降啰！”碧玉轻呼起来，把头紧贴小窗口，眼睛往下看，“啊，看见稻田啰！唔，还有房子，啊，很多，也许可以看到紫禁城都不一定。”
“怎么可能！”她丈夫说，“看见了，也认不出来的，这么远。”
飞机一着地，安全带灯号还没熄灭，就有不少旅客站起来，争先恐后地从头顶上的行李柜取行李。墨院长十分惊诧地说：“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回事？！立言你能不能告诉他们，现在不能站起来呵！这危险哪！”
黄立言又窘又气，但又无法叫他们坐下，而空中小姐恰又一个也不见。他只好说：“唉，中国开放不久，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完全不懂飞行规矩，真是！”正好有一空中小姐走来，他忙向她说：“请你叫他们坐下，这样太不安全了！”
空中小姐朝他瞄了一眼，再朝蠕动的旅客瞄了一眼，说：“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就是不听，真拿他们没办法！喂，请大家坐下，不忙着拿东西，等安全带灯熄了！”恰好此时，一声丁零响，灯灭了，所有的旅客都纷纷站起，取行李、整衣冠、拢头发、点唇膏、系领带，等待出发。
在误解之前（6）
出面邀请的科研所派了两个人来迎接他们。他们一下飞机，黄立言即看到他们了，连忙同次英及墨院长抢前一步迎了上去，立言与他们紧紧握了手，又为他们介绍次英及院长。等大家都到齐了，院长将他们引见了校长及其他成员。一位六十左右的姓翟，较他年青的姓明，他们又介绍了国际旅行社负责安排他们旅程的旅先生。在大家寒暄之际，院长带了三个成员及次英跟着明先生一起去取行李及办理入境手续。
把他们从机场载到前门饭店的是两辆小型面包车，想必是旅先生事先叮咛过的；车子进了城之后，绕到天安门前，让大家看一下辽阔壮大，气势非凡的天安门广场。如真与纳地辛是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两人都东张西望，兴奋无比，尤其如真，一股民族自豪感不由得从胸腔升起，两眼发着光亮，对车里其他的人说：“你们看！”
陪伴他们的明先生用并不是太流畅的英文说：“就在这里，我们的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宣布，同胞们，我们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刻。”
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向他们在报章杂志上看见过很多次的楼台，想像他与其他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同志们站在那里的模样。如真尤其久久地注视那一溜红色栏杆。解放前夕，她离开中国，十六岁，在她青少年的记忆中，有不少西方人在上海及重庆等地张牙舞爪的画面仍然十分清晰。所以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样一句话，对她来讲，当然比对车上一些外国人有更重大的意义！趁别人不注意，她拿出一张纸巾拭去了眼里突然涌现的眼泪。
大家都聚集在看起来有点古老的前门饭店的前厅，墨院长向大家说：“国旅的旅先生要我向大家道歉一下，这个旅馆比较旧，比较小，委屈大家住一两天，他即会安排我们到北京饭店去。英会把大家的房号告诉你们，你们再各自去柜台办住房手续及领钥匙。我相信大家都累了，要回房休息，但请你们一个小时后下来，接待我们的三位朋友要同我们简单地谈一下这几天的行程，同时也要同我们熟悉一下。”
办了入房手续，领了钥匙，拖了自己的行李，各自回房。进了房，看见了铺着花色床盖的两张床，如真同纳地辛才发觉自己有多累，二话没说，她们同时把自己抛在床上，长长地吁了口气。
晚餐由科研所出面为他们接风，在一家新开的叫全聚德的烤鸭店，两桌，每桌十人。入席之前，墨院长轻声对如真说：“今晚委屈你一下，想请你坐在校长旁边，当他的翻译。”
如真当然不愿意，她原打算同纳地辛、卡温及骆文夫妇她们坐一桌，自在点：“次英不是现成的翻译吗？”
“我要同他们二位谈点正事，譬如在北京与什么人会面等等。需要英为我翻译。”他把声音又放低了些，“主人能说一两句英文，讲多了有点词不达意，那你不管，你只管帮校长翻译，反正是说些应酬话。”
即使她有万分不愿意，也无法推辞她上司的表面上是要求实际上是命令的邀请，只好向纳地辛摊摊手，随着院长到首桌，在校长旁边的空位坐下。同桌的有院长夫妇、立言夫妇、翟先生、旅先生、史东夫妇、校长及她，共十人。每人面前有一小杯茅台、一小杯葡萄酒及一大杯果汁。拼盘一上，翟先生端了茅台站起来，先对校长又对全桌及领桌的人说：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政府及社科院欢迎柏斯大学的校长、院长及各位教授来我国访问，并有意与我们的几个大学建立交流。我们国家经过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的骚扰，元气大损，所幸近几年来全国人民同心合力地要把祖国建设起来，现在已初见成效。值此，我们特别欢迎外国的专家教授们前来访问，尤其需要的是学术上的交流，所以对于你们的到来，套一句我们的老话，像及时雨一样，十二万分欢迎，来，大家干一杯！”一仰头，他先干了，如真边上的校长，马上也干了。两个服务员立刻上前，把干了的酒杯又斟满，校长也站了起来，用杯子向大家照了面说：
“翟先生、明先生以及国旅的旅先生，我代表柏斯大学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的邀请，接机及安顿我们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旅馆里。”说到此，他朝立在他边上的如真点了一下头。照说如真在美国前后将近二十年，教学也快十年了，英语相当流畅，但在这一刻，心头别别地跳，好像一个初次登台的蹩脚演员，台词全都记得，却一句都说不出口，窘得满脸绯红。谁知校长用放轻了但还是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你有点紧张吧？没关系，先喝一口茅台，包你会放松！我就是刚刚干了这杯，才能开口说话的。”
这样几句幽默的话，不但解了如真“初登台”的紧张，也驱散了刚刚翟先生演讲式的欢迎词带来的僵硬气氛，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如真流畅扼要地译了他的开场白。柯玛校长又接着说：“中国是个有悠久的、光辉的历史的国家，比起来，美国是个婴孩，有很多事是要向你们学习的。”他停顿一下，朝如真望着，说：“还需要酒吗？”
“不需要了，谢谢。”然后顺畅地为他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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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玛校长的开朗及诙谐，致使酒会一直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进行。坐在校长另一边的翟先生非常周到，每上一菜，都不惮其烦地向他介绍名称及材料，给如真添了麻烦，因她不善烹饪，很多名词不知怎么翻译，有时只好找桌子另一头的次英，但她又忙于为墨院长及旅先生翻译，如真无法，只好用“这是一道名菜”的笼统话搪塞过去。当一鸭三吃的鸭汤上桌时，翟先生向他介绍了汤里的鸭血及其他内脏部分，而且殷勤地为校长盛了一碗，殷切地等如真为他翻译。
在误解之前（7）
“这是全聚德的名菜之一，鸭汤，是用鸭血，鸭……”
校长用手势止住了她，问：“你说什么，真的是鸭血吗？”
“是，还有鸭的内脏，有……”
他又止住了她：“很抱歉，请你对翟先生说明一下，我很饱了，喝不下了。”然后又压着声音说：“我没有习惯喝鸭子的血，而且内脏，我们一般是不吃的。”
如真见他严肃的表情，问：“你怕？”
他倒又笑出声来：“怕，怎么会？只是不习惯而已。”
桌上其他的美国人都表示同意，墨院长还加了一句：“有些外国朋友，老是说我们美国人野蛮，大块大块地吃半生不熟的牛肉，可是你们中国人，什么血呀，内脏呀，爪呀，脚呀，舌头呀，什么都吃，难道不是野蛮吗？”
次英为他翻译，两桌的人都笑了起来，柯玛校长接口说：“这就说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多么重要，对彼此的风俗习惯的了解是多么重要。不然，你说我野蛮，我说你原始，一言不合，不殴打起来了吗？！好，让我们再干一次，预祝我们交流的成功！”
酒酣饭饱，大家愉悦地散开，回到各自的房间，等于卸脱一件紧身的衣裙一样，解放了。纳地辛与如真先后洗漱完毕，穿上松软的睡衣，各自斜靠在自己的床上，享受到中国的第一夜的闲散。
“没想到校长蛮幽默的，而且说话十分得体。你好像也没太紧张。”纳地辛说。
“起先有一点。说老实话，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给人翻译，尤其是给我的大上司。但我发现他十分和蔼可亲，见我紧张，立刻说了几句让我放松的话。我们第一次去他办公室开会，你还记得吗？我认为他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对他印象不是最好，但这次发觉他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我自己有先入为主的误解。”
“我始终都觉得他比墨院长可亲，今晚更发现他非常幽默，我一向认为有幽默感的人比没有的更了解人世间事。你们中国人，说老实话，比我们印度人有幽默感得多。”
“是这样吗？”她打了个呵欠，“唔，真的很累了，今晚不用看书即可以睡着的。晚安。”
虽然睡得不错，却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她同柯玛校长一起吃饭，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她觉得甚是不妥，站起来想走，谁知校长突然拉住她，端了一碗汤，叫她喝下去，汤是红的，校长说：“你喝，你喝，是鸭血！”她忙将它推开：“我不要，我不是野蛮人！”一不小心，整碗汤倒在校长身上，她唬了一大跳，就惊醒了。
睁眼一看，房里没人，她忙挺身而起，看到房边小桌上一张字条：“看你睡得好，不忍喊你，先下楼吃早饭，餐室是一○四号。纳地辛。”如真一骨碌起身，穿了条褪色牛仔裤，一件蟹青短袖棉衫，擦了把脸，即匆匆下楼，到一○四餐厅。服务员领她到单间，单间里只有两桌，就是给他们团体的，一桌已坐满了，另一桌却只有校长一个人，她就在入门处踌躇着。校长倒是立刻招呼了她：“早，真，请入座吧。你不用担心。今天你没有做翻译的任务。倒是要请你来帮帮忙，这些碟子里的东西我在美国都没吃过，你要向我解释一下，免得我出洋相。”
如真朝桌上一看，原来除了粥及四碟小菜之外，还有烧饼、油条、豆浆及两笼扬州小笼包，这些在中国是家常便饭的小吃，即使在中国纽约市的中国城也只在周末才偶尔吃到的，像校长这样的美国人，当然就不知怎么处理了。见了这些“珍品”，她高兴得满脸笑容，“没问题，我可以援助你。”
正要坐下，忽然次英出现在她与校长之间：“如真，麻烦你去那一桌，坐我的位置，我可以向校长解释这些点心的吃法。”这是用中文讲的，然后套上一个甜迷迷的笑容对校长说：“早，校长先生，让我来帮你。而且还有一两件小事要向你请示。”说完即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四
一行十六人上长城，其中五个中国人与十一个外国人的心情是迥异的。后者所知道的长城是建于秦朝，是全长一万二千多里的人间奇迹，是每个旅客必到之地。到了八达岭，俯身下望，他们会齐口同声地赞叹，啊，伟大的长城！
而几个中国旅者，当他们进入小学，即已会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虽然少小学童不能识别歌词的骨肉离散的伤痛，但童稚的心灵也能识别曲调的悲壮。黄立言夫妇当然已经来过，但骆文夫妇及如真，在他们一步一步迈上八达岭之巅时，心里是充塞了亦喜亦悲的激｜情。当他们同旅者一面赞叹一面拍照之时，黄立言夫妇及陪同们分别向他们介绍背景。骆文夫妇及如真只静静地倚着需要修缮的墙头，静静地用眼睛及心灵向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赤手空拳一石一砖堆成砌就的万里工程致敬，中国的长城，历史的长城，他们的长城。
“终于看到了！”骆文说，环视蜿蜒在苍翠的山丘间的，在闪亮的秋阳下的暗红的城郭。“它们才是中国起起落落的历史见证人。”然后他问妻子碧玉同如真：“站在这里，你们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们中国真伟大！”碧玉说。
“不是中国，我认为中国的劳苦人民才是最伟大的。”如真说。
“这点我同意，”骆文说。三人同时转身，预备往下走，正好有一群年轻人嘻哈地上来，其中有一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