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幸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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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砸又抢又打人，时间持续长达两个小时，正在店里帮忙的小吴的弟弟倒在血泊里，刚刚从病榻上爬起来的丈夫又被人用铁锹砸得眼睛出血，一声惨叫也倒下去了……更可怕的是，各路口都有歹徒把守，不准群众报警！
这时，小吴从外面刚刚回来，面对如此惨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后来，巡警终于来了，歹徒逃离现场，丈夫被人送去医院，小吴一个人呆坐在门口，直至天亮。
晚报记者闻讯赶来，小吴天真地以为事件登报后，正义就会光临她苦难的家。
但是漫长羞辱艰辛的上访之路才刚刚开始，有关部门互相推诿，冷漠以对。更雪上加霜的是，丈夫精神病再度发作，既要疗伤，又要精神护理……小吴悲愤交加，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医院里，经一夜抢救，醒了过来。
派出所希望小吴“和解”，不要追究什么刑事责任。小吴不肯答应，咨询律师后，被告知必须马上做法医鉴定，但有关执法人员叫她“滚开”。迫于无奈，小吴跪到市政府门口喊冤，有人叫她回去写份材料第二天送到政法委督查办，之后，督查办的一位好心人给她一张字条，叫她送到当地派出所要求尽快做笔录、法医鉴定和现场拍照等……
检验结果是，小吴弟弟轻伤，其夫为轻微伤偏重。可看着笔录，显然与自己叙述不太符，小吴要求更改，但那个干警发火了，小吴被吓住了，只好按上手印。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小吴天天奔波于镇派出所、区法院、市公安局……面对那些威严而冰冷的面孔，小吴很绝望，天上有红日呵，难道“那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小吴一气之下，便学着古代小民的样子，背上“黄状”到市公安局门口，再次跪地喊冤！可是，仍然迟迟讨不到一个公正的说法。小吴精神恍惚地在各执法部门间晃来晃去，经常在半路被一些司机吼骂：“你不要命！”“挡在路中央寻死！”当时，小吴死的念头都有了，她曾想买包炸药要与嫌疑犯同归于尽。
无意中，走到市妇联和残联，他们热情地接待了她，并打报告给有关部门希望尽快结案，还捐助她1050元现金，但这种雪里送炭的人太少了！
很快到了八月中秋佳节，本是欢欢喜喜全家团圆的日子，而小吴却贫困交加，丈夫在精神病院，女儿不能回家。小吴万分憔悴，常常还要面对各种恫吓，但她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继续上告。有一次，小吴质问：“你们作为一方的父母官，老百姓受了苦难，不来找你们找谁呢？”一位“负责人”是这么回答的：“你是老百姓，你的年龄比我大吗？你说你是百姓，那你有一百个姓吗？”如此荒唐的答复，令小吴哭笑不得。这是人话吗？
快要过年了，债台高筑的小吴天天还要面对讨债的人。小吴哭道：“人不死，债不烂，我会还清你们的钱！”因为丈夫还没完全清醒，她希望大家行行好不要刺激他。这是一个清冷凄惨的新年，女儿六岁了，她天真地对妈妈撒娇：“我想上幼儿园去唱歌！”可是没钱呵！小吴心都碎了。每次背着她跪在执法部门门口时，最易受惊的就是自己可怜的女儿。有一次一个门卫抓着小女孩要往地上扔，小吴吓得大哭起来，女儿也哭，还哀求：“不要抓妈妈！”
1999年，小吴又开始“上访”，其实，这是无奈之举，只要一提“上访”两个字，她就会莫名地感到心惊肉跳，她悲惨地说：“说真心话，我宁愿死，也不要上访！”所有的所谓“接待日”，小吴几乎都没有错过。多少次她含泪跪着，但是，有人居然很烦地这么叫嚷：“你一个穷鬼，不要再告了！”
后来的后来，有关人员终于被抓了，再后来，当事者也陆陆续续地赔了钱，但这已是2001年的事了，前后四年左右。这当中小吴常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给她一些“指点”。其实，我知道，走投无路的她，并不企望从我这里得到多少帮助，她很孤独，她只是想从我的声音里寻找一点点心理的援助，而我确实只能这样。我明白，凭我的个人力量，是无法排除她的困境的，她只是为了倾诉一下内心的苦痛与挣扎。
也许，曾经她以为我作为一名记者会给她一种道义上的帮助，但我并非神通广大，对此，我很不安，而她反过来还安慰我说，“没事的，你也很难，我已知足！”后来，她渐渐把我的角色定位为一名心理医生，我电话里的声音，温暖了这个弱者但又是强者的心灵，她在灰暗的日子里，终于找到了一丝可以感激的微光。这种支持，她倍感珍惜。这种微乎其微的正面力量，终于陪她闯过一层又一层的难关，对此，我也稍感欣慰。
这个不幸的女人，这个活生生的“秋菊”仍然在生活的路途中苦苦奋争，我后来很害怕接她的电话，听到她微弱又凄苦的声音，仿佛是从地狱里发出来的，那种声音会令你难受不堪。接她电话时，我常常要做几个深呼吸，心里努力告诉自己，不要不耐烦。她很敏感，她常常说，对不起，又打扰你了。她说，她也克制自己不要打电话麻烦我，可是，她真的很难很苦。
后来，就没有了她的消息。
2002年3月19日早上，我给小吴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女儿上学了，丈夫仍需服药，她更忙了，但这样很好。她说，怎么也想不到，我还会主动给她打电话。从她欣喜的语气里，我轻松了很多。好久没有她的电话了，这个活生生的“秋菊”，她不需要同情了，她值得我崇敬。
《赶紧幸福》 一个人的世界
王顺友，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一位乡村邮递员，一年中有300多天奔波在递送邮件的路上，成为山里人与山外联系的纽带。由于交通不便，那里至今仍然沿用着一种现代社会很难见到的邮递方式——马班邮路。政府公文、报刊信件大都需要像王顺友这样的邮递员送达到大山里的各家各户。每次，邮递员们赶着骡子，从县城出发，跋山涉水经过两个乡最终到达一个叫“倮波”的地方，往返360公里，历时14天。1984年，年仅19岁的王顺友从也是乡村邮递员的父亲手中接过缰绳。20年来，他已累计在邮路上走过26万公里。
这是一个人的万里长征。他曾经冒着瓢泼大雨和被泥石流冲走的危险，及时给孩子们送去大学录取通知书；曾经专程给乡亲们送去治病的信息，结果自己却病倒了。有次，要过一座晃悠悠的索桥前，看到前面有队马班，他喜出望外，好几天没有看到人了，正要追赶过去时，索桥突然断了，那几个惨叫着掉下去的马班转眼间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回忆当时一幕，他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我为他们伤心地流泪。”另外一次经过一条险峻山道时，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突然一只山鸡飞出来，骡子受惊，便对他一阵乱踢，他的小腹受伤，当即昏倒在路边，他知道不会有人从这里经过，他害怕自己因此死去，想着“妻小在等着我，我必须活着出去，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十几分钟后，他挣扎着爬起来，坚忍着腹痛把信件送完，又在路上跋涉了9天后才回到县医院救治。经过剖腹手术发现他的小肠被踢了一个缺口，医生说如果再迟来几个小时，就没有救了。所有的医生都惊呆了，满腹腔都是血块脓水，那9天漫长的路，他是怎样走出来的！
每次下乡送邮件的那14天里，都是一种历险，其中有十天左右是在大山里风餐露宿。走一趟下来，就可能经历四重天，一会儿是暴风雪，一会儿又是毒辣辣的阳光普照。时间一长，王顺友落下了胃病、风湿和头痛等毛病，更难忍受的，还有大山里年复一年的隔世般的孤独和寂寞。十几天碰不到一个人，有时自己嘴里不小心蹦出一句话来，也会把自己吓一跳。在路上，只有骡子脖子上铃铛的响声，还有自己编唱的敞亮山歌。夜里，他在自己搭的帐篷里，星星为他点灯，但更多听到的是呼啸的夜风，还有狼嚎熊叫。天地悠悠，他就喝几口白酒，御寒壮胆，记者问他怕吗？他说：“害怕！但是喝了酒之后，就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记者最后做了个假设，有一天如果可以让他换个岗位，他会重新选择吗？他说：“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会聘用我，我的文化有限，只能做这个工作，山民也离不开我。”
这样一个质朴坚韧的人，真实，他不说大话，所以更感动着我们。普通如一个人，这就是他的朴素的信念。有七情六欲，会害怕，念家，他活生生地就在我们的世界上，他以一个人的名义担当养家糊口的职责，他出生入死，也只是为了对得起那份工资那份工作。我不忍心去拔高他的思想品德，我看到一个卑微又豪迈的人行走在大地的怀里，他用最坚实的步伐丈量人生与他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一位教授正在准备星期日的演讲，因为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内容，这时他五岁的儿子吵着要他陪着玩儿。他有点不耐烦了，顺手从杂志上撕下一页印有世界地图的彩页，并把它撕得粉碎，然后对儿子说：“你什么时候把地图拼好了，我就什么时候陪你玩。”不到一个小时，儿子就回到他的身边，递给他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教授很惊讶，一个五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拼好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他问儿子：“谁教过你世界地理吗？”儿子说：“没有，但地图的后面有一个人像，我把‘人’贴完整了，地图也就出来了。”教授的心灵就这样被孩子轻轻地打开了，他当即找到了这个星期要说的话题：“做好一个人，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如同那个乡村邮递员王顺友，也许他不如我们知道的多，常年受限于那穷山恶水间，做的事情也不大，但是，他做足做好了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他是个好人，他也因此拥有了整个世界，一个超越他旅程的更广阔的世界。
《赶紧幸福》 一个人的幸运跑道
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迎宾员、服务生，专门给客人开车门、提行李。当时，因为福州有一场演出，请了许多明星，作为该台晚会的编外人员，我参与了接待来宾的工作。当时我与香港明星小黑子柯受良先生同坐一车，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午夜，这个叫李建业的男孩训练有素地开了车门，用手优雅地护着柯先生的头，还分别用闽南话与粤语跟他打招呼问安。柯先生很惊喜，便客气地询问他的名字，想不到他居然很快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名片，一张给柯大哥，一张给我，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到，他刚到城市的头一个月即使饿了两天，也要花20块“吃饭的钱”给自己做盒名片，他说，他必须先学会推销自己。
不过，他真正的最好用的人生名片是：我是一个好人，写在他英俊的脸上，写在每一个行为里。
李建业的老家在福建仙游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父亲是位复员军人，儿子出生后就给他起了一个“很大的名字”，他原来在部队里见过最大的军官，叫“王建业”，所以干脆就把儿子叫“李建业”。
家贫，读不起太多的书，小学毕业后，李建业就离开了山沟沟，父亲含泪同意了。父亲说，愚公可以移山改变现状，而他们只有走出贫瘠的大山才有出路。这次李建业最重的行囊就是雄心，而不再是之前要去10多里外上学时忐忑不安的心。他永远记得，读三年级时的那个惊悚的春天。一般他是每半个月才可以回家一次，从家里走到小学，要翻好几座山，大约花两个多小时。那是个有雾的早上，五点左右妈妈就送他上路，翻过一座山后，他执意要母亲回去，他可以自己走，因为天渐渐亮了。就在他一个人默默地往前赶的时候，山雾更浓了，满山遍野地漫了上来。突然在路中央，他几乎是踩到了一摊新鲜的猛兽的大便，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仔细再看，他马上意识到，刚刚有一只老虎从这里经过，那大便里还有一些兔毛，清晰可见。这一切对幼小的建业而言，是个非常棘手的考验，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后退，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迷糊了。五步之外，一切都是看不见的，雾越来越浓，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但是，小建业在片刻的犹豫之后，决定继续往前走，没有退路，别无选择。
他记忆里的那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常常会浮现在脑海里，每每遇见困难的时候。初到福州，举目无亲，他跟盲流一样在路边等待工作，15岁的他能做什么呢？爸爸送他到县城上车时，一再交代，“要多跟厉害的人在一起”，他不断地点头。可是谁是厉害的人呢？哪里去找厉害的人？望着车窗外飞跑的风景，他有些困惑地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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