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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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宋代学者唐庚说：“刘、项（刘邦、项羽）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为盟主，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不因为私恩掩盖公义），亦不以义废恩（也不因为公义废除私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怎么算是做得不对呢？）（《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 ·唐庚：《三国杂事》卷上）
唐庚所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曹操和袁绍虽然过去是朋友，又共同起兵讨董卓，毕竟两个人已经反目为仇，双方已经打得难解难分，还有什么友谊可言？曹操不是作秀是什么？其目的很明显，不过是演给冀州人看，以此来缓解冀州人对他的反感，消除冀州人的观望怀疑心理，以便更好地吸收冀州的官僚士大夫继续为自己干事，使冀州百姓服从自己的统治，如此而已。不久，曹操下令：免除河北（冀州）今年的赋税，禁止豪强兼并百姓土地，于是“百姓喜悦”。（《三国志· 武帝纪》）这和哭祭袁绍陵墓加在一起，是争取河北官僚士大夫和人民的一整套措施。
曹操在政治上需要作秀，哪有那么多的“真实”与“本色”！
例四：曹操在征讨袁绍之子袁谭时，河渠中的水结了冰，命百姓出劳役去凿冰。同时规定：逃亡者不许自首，抓到一律处死。后来有的逃亡百姓到曹操那里自首，曹操说：“不处分你吧，算是违令；杀了你吧，你又是自首的。赶紧回去躲起来，不要让官员抓到你。”百姓感激垂泪而去。但后来还是被官吏捕到杀死了。（《三国志· 武帝纪》）
看来曹操只是许了一个空头人情，他放走了百姓，只是虚晃一招，百姓并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根据这件事，你说曹操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例五：建安十五年（公元210）12月，曹操让出了阳夏、柘、苦三县的食邑两万户，只留下武平县的一万户归自己享用。他为此下了一道令，公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简称《述志令》）。在这道令文中，他述说了自己起兵以来的经历和自己的志向。如说：有人教自己让出兵和权力回到自己的武平侯国去，这是不行的。为什么？恐怕自己交出了兵就要为人所害。为子孙着想，也为国家着想，我都不能这样做，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
这大约是肺腑之言。
同时他又声明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也就是没有篡夺皇位之心。这是不是实话？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个人也认为这并非实话。这个令文写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他统一中国的希望已成泡影，三国鼎立之势已逐渐形成，他不得不放慢了篡夺皇位的步伐。正如清人黄恩彤所说：“始知大物不能骤致（这才知道国家政权不能一下子到手），利器又不可假人（兵权又不可交给别人）。于是豪夺之计，一变而为巧偷矣。（豪夺是篡位称帝，巧偷是逐渐盗窃国家权力，为自己或儿子的篡位做准备。）（《三国志旁证》卷二引文）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也就是曹操逝世的前一年，孙权上书称臣，并“称说天命”（说曹操是天命所归，劝他称帝），曹操“以权书示外“，把孙权的书信广为宣扬，让大家都知道，目的是听一听群僚的意见。曹操说：“这小子是想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接下来，群僚果然反应强烈，侍中陈群、尚书桓阶以及大将夏侯惇纷纷劝进。（《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魏略》。另据同书同纪裴注引孙盛的《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惇劝进之后，曹操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有归，吾为周文王矣。”按：“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是孔子的话。意思是：把我的主张落实到政治上去，就是起到了当政的作用。言外之意是：我现在虽然没有当皇帝，实际上是起了皇帝的作用。如果天命归于我曹氏，我就作周文王吧。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没有推翻商朝，到他儿子周武王时，才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曹操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他的子孙篡汉自立准备条件，打下基础。
用以上的资料来解读《述志令》，可以表明曹操并不是没有篡位称帝的野心，只是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篡位会在政治上造成麻烦，成为众矢之的，就像被放在炉火上烤一样。他已经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为什么非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不可呢。位还是要篡的，那就要留给儿子来干了。由此可见，曹操在《述志令》上说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乃是谎言，而且不是一般的谎言，乃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
例六：曹操马踏麦田，以发代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出自《曹瞒传》（《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易书也引用过，是做为正面的例子来引用的，说曹操的法令不仅是约束士兵的，自己也在遵守。其实这也是在做秀，如果你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叫“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精神，为什么不砍掉自己的脑袋？易中天认为：“其实割发在古代也是一种肉刑，叫髡（音昆）。后来曹操整崔琰，判的就是髡刑，可见也不完全是轻描淡写，装模作样。”（《品三国》114页）髡刑是全剃，周围留一圈，俗称“鬼剃头”，样子非常难看，以表示对人格的侮辱。而曹操割发，割多少？资料未提，但肯定不是“鬼剃头”，估计不过是割下几根，做做样子罢了。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象征性的而已。《曹瞒传》作者（不知姓名）的结论是：“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但他似乎说得有点重了。“以发代首”虽然不是“彻底革命”，但在古代将帅中还是很难得的。当时其他的将帅未必能做到，就是象征性的也未必能做到。但现在我们的节目不是“今日说法”或“法制在线”，我们讨论的是曹操是否常说真话？是否真实、本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曹操是在作秀。
曹操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他也说真话，也在一定的场合，对一些特定的人，说一些肺腑之言。但不能因为他说过真话，而忽略他也说假话，而且有时还是弥天大谎。在易书中，曹操说真话的资料很丰富，几乎是搜罗殆尽。而对于曹操说假话、不本色、作秀的一面却忽略了。因此我补充了几个例子，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比较全面了。在《三国志· 武帝纪》之末，陈寿有一篇评论，其中有“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的提法。什么叫“矫情任算”？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充分运用自己的谋略。换句话说：他为了运用谋略，就要作秀；所谓“不念旧恶”，也是作秀。其本质不是真实的，而是虚伪的、造作的，绝非本色的。有实有虚，有真情有假意，有出自内心的，有徒具形式的；作为政治军事统帅的曹操，在三国那种极其复杂甚至万分残酷的环境中，不这样行吗？
标题： 6 曹操的复杂性格
内容： 关于曹操的性格，易中天说“
“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好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品三国》20页）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也不神秘，人性中本来就有善与恶两种成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叫做“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不过易中天上面所概括的却更加生动有趣。
问题在于：只是把曹操的复杂性格，通过故事展现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增加人们的困惑。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复杂的性格，应该怎样解释？它是怎样形成的？根源在哪里？易中天在书后附录《我的历史观》中说：
“我‘品三国’，讲到最后，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在前期，是想把这段历史尽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来，结论是放在后面的。”（《品三国》224页）
可惜他的“品三国”下卷，现在还没有出版。对此我想先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与广大的读者（观众）共同思考，也许对易先生会有一些参考作用。
易中天在《我的历史观》里谈到了人性善恶的问题，我就以此为切入点，开始直抒己见。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在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毫无结果。直到近现代，由于资产阶级启蒙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现，才使人的思维方式有所更新，另辟蹊径。但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人性是善还是恶？我认为：人作为一种动物（尽管是高级动物），最初并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善恶，而只有本能，这种本能和其它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其目的是维护本身的生存和种的繁衍延续。老虎吃羊，对于羊来说不是好事，是残暴、是恶（姑且借用这些名词），而对于老虎来说，是本能的需要，最正常不过了，无所谓善恶。原始人吃鱼、吃动物，甚至在原始社会对同类的以强凌弱，都是本能，都是生存的需要，无所谓善恶。原生态的本能（包括人和兽）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自私、个人主义（顶多是亲族主义）和生存竞争，这不是恶，也不是善，是维护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孟子把“赤子之心”作为善的开端，不是的。所谓“赤子之心”反映的就是本能，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把几个一两岁的孩子放在一起，在他们都饥饿的时候，你扔下一块点心，保证他们会抢夺起来，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这就是本能。所谓孔融四岁让梨，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已经不是原生态的“赤子之心”了。
但人与其它动物不同，是社会的动物，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下去，人们组成了社会（氏族、部落乃至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保障全社会的利益，就产生了本能以外的社会规范（习俗、制度、道德、法律），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当人们服膺于社会规范，自觉地抑制本能、抑制个人主义膨胀的行为，就叫做善，反之就叫做恶。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那一天起，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虽然创造了许多社会规范，使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本能意识逐渐让位于社会意识，但本能中的恶的一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大公无私实为大公有私。试问：有多少人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工资、职称、行政级别、汽车、房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私之心谁都有，但发展严重了就成为恶的根源。本能的自私心理和社会规范的矛盾，是人性中的主要矛盾。有的人完全（或基本上）克服了人性之恶，做到“从心所欲不逾距”，便是圣人；有的人虽然仍有自私之心，但能以社会规范为先，便是君子；能保持社会规范的底线，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便是常人；无视社会规范，我行我素，损人利己，便是小人。圣人和小人毕竟是少数，真正称得起君子的，人数也不算太多，大多数人是常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性中有善有恶。既矛盾，又统一；既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
归结到曹操，在他的复杂的性格中，便体现了善与恶两种因素的矛盾与统一。而由于他的性格是敏感型，开放型的，地位又比较特殊（易中天说他是准皇帝，我看他是太上皇，比皇帝还皇帝），处于一种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地位；而他的政治利益（主要是争夺地盘、篡权窃国），又经常面临着严竣的、激烈的挑战，就使他的恶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而随着权势的不断膨胀，愈往后便愈恶。从另外的方面看，他读了很多书，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诗文写得很好，颇有才华，也很富于感情。所以他人性中的那个天使，出场时光彩焕发，极富魅力，往往非常动人；而他人性中的那个魔鬼，显现时又异常狰狞，其坏无比，常常令人发指。这既是人性上的问题，也是制度上的问题，当然，制度后面还有更深的根源。因篇幅关系，不便展开讨论。
曹操为什么有时善，有时恶？对什么人善？对什么人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是有踪迹可寻的。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对自己有害的；一个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个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一个是由于感情的冲动。
曹操对于保皇派很残酷，心黑手辣，剪草除根。如对所谓“衣带诏”一案的处理，对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一案的处理，都充分显示其恶。对于杨修，说杀就杀，绝不手软，这是因为怕以后干预曹丕和曹植之间的嗣位之争。许攸和荀彧 都对自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