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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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是的，和曹操相比，袁绍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用易中天的话来说：不是一个好老板），但也不至于孬到那种程度。如果袁绍一直是个垃圾股，从来没有升过值，怎么能在群雄角逐中占有了幽、冀、青、并四州，实力那样强大，以巨无霸的形象，使曹操望而生畏？尽管曹操常以阿Q式的口吻说袁绍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那是给部下上政治课的，他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天知、地知、自己也知，只是后代读史的人有时胡涂罢了。
从政治层面上看，曹操的谋士们所说的曹操胜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皇帝和用人问题上。关于皇帝问题，他们说：曹操手里有了皇帝，就有了正义。谁若是攻打曹操，就等于是攻打皇帝，使自己处于亏理的地位。如：有一次，郭嘉提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曹操是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其中的第二项“义胜”，谈的就是皇帝这张牌；“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傅子》）在这以前，荀彧曾说过：“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三国志·荀彧传》）所以郭嘉所说的“奉顺以率天下”，指的就是曹操手里有皇帝。袁绍的谋士们，有时为了刺激袁绍一下，也拿皇帝说事。如沮授说：“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是不正义的）”（ 《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易中天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说法，说袁绍发动这场战争，是“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关键是在于皇帝问题。然而，皇帝这张牌真那么关键吗？其实也未必。上面谈过，这是一把双刃剑。曹操方面声称自己“奉天子”是正义的，但人家也可以说你挟持天子，是个篡权窃国的奸贼，人人得而诛之。陈琳为袁绍写的那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中，说曹操“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挟持皇帝迁都许县），卑侮王官（欺凌朝廷的官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尚书、御史、谒者），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想杀谁就杀谁），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蒙显诛（在公众场合说曹操坏话的，被公开处死），腹议者蒙隐戮（内心里不满的被秘密处死），道路以目，百僚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可见皇帝问题不单纯是往脸上贴金的事，也可以被人往脸上抹黑，并不是“一抓就灵”的。至于这个问题与曹操的胜利有什么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还看不出来。
至于在用人方面，袁绍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曹操知人善任、豁达大度，这与曹胜袁败确实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战争是由人来指挥的，主帅不能采纳正确意见，就难免在决策上犯错误，影响战局。反之，能吸收正确意见，就可以形成科学的决策，至少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标题： 12 曹操取胜为哪般？（2）
内容： 从曹操和袁绍的个人素质来看，荀彧和郭嘉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袁绍优柔寡断、决策迟缓，曹操当机立断，应变灵活；袁绍装腔作势，沽名钓誉，曹操以仁待人，不搞虚套；袁绍繁礼多仪，曹操体任自然。从治军的层面上来看，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曹操法令严明，赏罚必行；袁绍不懂兵法，好玩虚招，曹操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当然，荀彧和郭嘉所说有许多夸大成分，具有忽悠的特点，我们打折的来看就行了。
不过，给主帅的为人作出鉴定，并不能代替军事方面的总结。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还得紧扣战争的实际来分析。
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五年（公元200）二月，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20公里），袁绍自己也引兵进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四月，曹操率兵北救刘延。他接受了荀攸的声东击西（实为声西击东）之计，不去白马而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袁绍上了当，赶紧驰援延津，曹操突然带领一小股（说是不满六百）轻骑兵奔袭白马，由关羽斩了颜良。曹操然后循河西撤，袁绍追到延津南。曹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率领的五六千骑，斩了文丑。若说曹操以十分之一的兵力战胜了比自己多十分之九的敌人，这个延津之战是这样的。
延津之战后，袁绍进军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袁绍在阳武和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间，依沙堆修建营盘，东西绵延三十多里，曹操也只好在官渡一带“分营与相当”，当然也得绵延三十多里（这是曹操兵力不太少的一个证据）。袁绍又向前推进到官渡，起土山地道进攻。又构筑高橹（瞭望楼）向曹营中射箭。这时对于曹操来说，战争非常艰苦，士卒疲惫不堪，粮食又出现了危机。他有点坚持不下去了，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提出来要退兵。亏得荀彧回信激励他坚持下去，他才没有退兵。
接下来，曹操采用了荀攸之计，派徐晃在故市（今河南荥阳东北）烧了袁绍的粮车几千辆。正在曹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时候，许攸背叛了袁绍，来投靠曹操。按照许攸之计，曹操亲自率步骑五千人，火烧乌巢粮车一万多辆。在这个关键时刻，袁绍手下的大将张郃，高览又投降了曹操。曹操乘袁绍军心动摇之时，全军出动，围攻袁绍军的营盘，一举将其击破。于是袁军一溃而不可收拾。袁绍和儿子袁谭过河逃走，余众投降，都被曹操坑杀了。
从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曹操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从军事层面来看，许攸和张郃的投降，特别是许攸的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本是两个偶然事件，但在一定条件下，偶然会转化为必然。如果没有这两个事件，特别是没有许攸的来降，曹操不烧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这些军粮安全地运到官渡前线，袁军吃饱了肚子就不会崩溃；而且曹操不到乌巢去烧粮，张郃、高览也不会来投降，只要再过几天，顶多用不上半个月，“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曹操（曹操对许攸说粮食可支一月，那是谎言），就会支持不住，被迫退兵，袁军就要追击曹军。饱汉子追击饿汉子，饿汉子受得了吗？不打就得趴下。到那时，曹操手里有皇帝呀，曹操知人善任呀，曹操治军有方呀，曹操的个人素质比袁绍强呀，什么都没有用了。荀彧和郭嘉所忽悠的“四胜”、“十胜”云云，岂非都成为千古笑谈！曹操是险胜，是侥幸取胜，是偶然性变成了必然性。在中外战争史上，偶然事件竟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并不少见，官渡之战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但我们反过来看，把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曹操换成袁绍，袁绍换成曹操，比如说：曹操方面有人投降了袁绍，向袁绍献上了烧粮之计，“多谋少决”的袁绍没有及时行动，错过了良机，他能够取胜吗？在这种情况下，偶然性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所以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个偶然性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还需要有许多其它的条件。
标题： 12 曹操取胜为哪般？（3）
内容： 第一，曹操主意正、胆子大，没有被袁绍那个巨无霸所吓倒，敢于面对强敌，奋勇应战，而且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还是瘦驴拉硬屎，对部下说什么袁绍“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那恰好都是孝敬我的）当然，曹操说这话，是为了安定军心而作秀，大约他的心里也在打鼓。但他的骨头毕竟是硬的，如果他是一个草包，早就吓得不战而降，向袁绍俯首称臣了。
第二，曹操很有谋略，也能信任身边的谋士，言听计从，在关键时刻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自己也能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取得胜利。如开局的白马之战，曹操如果不采取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挫败了袁绍的锋芒，延津之役，曹操如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骑胜五六千骑，来了个开门红，一开始就被袁绍打趴下，整个战争的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第三，曹操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了。如果他不听荀彧的劝告，中途退了兵，那就会像荀彧所说的那样：“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曹操非死即逃，以后还有戏好唱吗？
第四，曹操在听到许攸的情报后，马上行动，甘冒风险，出奇制胜地在乌巢打败淳于琼，烧毁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为击败袁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如果曹操错过良机，该出手时不出手，不是也没有戏了吗？
第五，袁绍刚愎自用，自己没有谋略，又不能接受身边谋士的正确意见，在战术上一错再错，因而也就成全了曹操。真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果把袁绍换成了卧龙，凤雏，或顾曲周郎、吴下阿蒙，曹操岂不仍然是没有戏吗？
总之，以上的这些条件，既是偶然性的，也是必然性的，无数的偶然性合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就成为必然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标题： 13 曹操的用人之道（1）
内容： 易书第十一集《海纳百川》和第十二集《天下归心》，专门论述了曹操的用人问题。单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他对曹操的用人，给予了高度的甚至是顶级的评价。本来曹操在用人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是古今史家和学者都承认的，但与易中天不同的是：古往今来的论者大多用理性的、分析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而易中天则是用粉丝的痴情和文人的浪漫一路在唱赞歌，把曹操的胸怀比喻为广纳百川的大海，其社会效果则是“天下归心”，令人颇有顶礼膜拜的感觉。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的卷末评论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运用谋略，征服海内）。揽（总括）申、商之法术，该（具备）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因其器（根据能力，授与官职。）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终于能够全盘掌握重大的机遇），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易书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没有加以说明。这里谈到了曹操在群雄角逐中成功的秘诀，重点是用人之道。最后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对曹操的高度评价。但他在总结曹操的用之道时，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个地方是“揽申、商之法术”。申、商指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商鞅，他们都是法家，在君臣关系方面，主张运用君主的威势，以权术来驾驭臣下。另外一个地方是：“矫情任算”。矫情，是克制感情、故意做作。任算，是运用权术。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说：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所说的“刘备以性情相契”，就是以真诚来团结臣僚，如他对于关羽、张飞、法正等。“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就是用感情来相处，如孙策之对周瑜；孙权之对鲁肃、周泰、吕蒙等。而曹操的“以权术相驭”，则没有真情可言，用赵翼的话来说，就是“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和易中天所说的曹操真实、本色，恰恰是相反的。毛宗岗在《三国演义》批语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虽然其反曹情绪甚浓，但我们只要不为他的过激情绪所影响，冷静地考虑他的合理成分，还是会有所启发的。他说：
“曹操有时而仁，有时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杀逃民而纵之，仁矣；又戒令勿为军士所获，仍不禁军之杀民，何其暴也。其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盖曹操待冀州之民，与其待袁绍无以异耳。杀其子，夺其妇，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则其哭也，真为慈悲乎？假为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复常人意量所及。”（《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批语）
如果我们从易中天的思维中跳出来，从古代学者的上述一些观点（权术、矫情、饬伪）来考虑问题，那么有关曹操在用人方面许多做法的奥秘，便可迎刃可解了。
那么，曹操在用人方面，都用了哪些权术呢？
第一，广泛搜集人才。每打下一个地方，必然把当地的名士、宿儒，当过官的老干部，没当过官的潜在人才都挖出来，加以利用。从敌人营垒跑过来的，要用；背叛过自己又回来的，也用；骂过自己的，要用；打过自己的，不打不成交，照样用。这就是陈寿所说的“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上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