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何食为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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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火腿不行了，一会儿肉松不行了，一会儿又是韭菜不行了，不知道吃什么。我也是一个百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样有这样的担心。”
而一则刊载在《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3年4月第21卷第2期上的题为《一起盐酸克伦特罗引起食物中毒的调查》的文章更令我震惊，事情是这样的：2002年7月2日，某部队发生一起食用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残留猪肝引起的食物中毒，该部队有80人在食堂就午餐。餐后陆续有20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罹患率为25％。最先出现的症状是肌肉震颤，尤以手部最为明显；然后中毒者相继出现头晕、头痛、心悸症状；次日出现面部肌肉疼痛、双下肢无力症状，少数患者感觉恶心，但无呕吐。
经调查，该食堂的主、副食来源情况均符合部队的规定要求，即从上级有关部门统一调拨购买渠道采购的。该食堂在加工猪肝时，也是先用开水焯熟后再爆炒的。所有中毒人员在停止食用猪肝后，症状逐渐减轻或消失，根据中毒症状、流行病学调查，以及食堂菜谱和进食情况，断定此起中毒是由食用猪肝所引起的，经过对食堂留样的猪肝进行理化检验，检出了一定浓度的盐酸克伦特罗成分。所以，可以确定是一起化学性食物中毒。
可是，这起“瘦肉精”中毒事件不是发生在山乡僻壤，也不是发生在街头小店，而是发生在管理严格且戒备森严的军营，发生在我们从小便从教科书中定义了的“钢铁长城”们的身上！
中国的食文化和有名的贪吃，委实是博大精深的了得：据统计，仅在中国流行没几年且被西方发达国家称作垃圾食品的方便面，中国人吃起来也毫不含糊，有关方面透露，2003年全世界估计消费方便面652。5亿份，其中有277亿份是被中国消费掉的。因而中国的方便面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人均吃掉21份。据悉，去年全世界和中国消费的方便面总数分别比上年增长65。5亿和46亿份。年方便面消费量位于世界第二到第五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和韩国。 现已成为“世界性食品”的方便面诞生于1958年，是由日本率先开发出的一种快餐食品。
而自古以来“贪吃的”对政权肌体的蚕食，更是屡见不鲜。且不说西逃西安的慈禧避难时一餐仍要挥霍纹银数百两，也不道历朝历代为贪“吃”而丢官罢职的各色官员，就今日比比皆是的所谓“宫府宴”、“宫廷宴”，便是由吃到贪吃所演义出来的腐臭食文化的借尸还魂！而今民间流传的“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之类的民谣，便是普通百姓对“贪吃”者们立的口碑！
报载：吴川，广东西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级市，教育经费本已捉襟见肘，但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近日对吴川教育局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时，发现这个贫困县教育局竟吃出600万窟窿。也就是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高达到600多万元，局机关日均报销餐费达到4000元。他们把高级消费场所定为“定点签单餐厅”，还用餐票疯狂套取大额现金，又使上千万元经费去向不明。
另外，笔者从国家监察部获悉，2003年，全国有1128名科级以上干部因公款大吃大喝受到查处，这些馋嘴干部统统“下课”。而就是这种腐败的吃喝，一年中就有可能吃掉中国GDP中很大的百分比！真可谓“针尖大的洞，斗大的风”呀。
第一部 从鸦片战争到食品安全之战
食品贸易的全球化；使得一个国家出现的食品污染引起另外一个国家的暴发；这就对食品安全控制机构提出了跨境的挑战。……食品不仅是农业和贸易的商品，也是公共卫生的一个基本载体。……我希望国际的和双边的发展机构，比过去更好地了解食品安全在卫生和发展中的作用。
——Gro。Harlem brundtland；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世界贸易体制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过去的50年中，它一直在执行一个代表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利益的日程表；全球化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游戏规则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规则，同时也包括国际金融制度。在我看来，决策方式必须被改变，因为这些方式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斯蒂格里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打仗即是打钱，这便是眼下多数人对战争的一种定义，而近年来发生的马岛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特别是发生在美国与伊拉克间的倒萨战争，更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而所谓战争就是打钱，从字面意义上讲可分为为钱而打和靠钱的多寡取胜两种意思，而发生在1840年那场为鸦片的贸易而开打的且一战就把中国人的内心打得自卑了几百年的战争，其因由自然属于前者。
据传，一百多年前，在英国伦敦的一家钢琴行里，一位刚从中国探险归来的钢琴商人，一时间被自己新发现的一个商机激动得不能自己，面对要游说的股东们，他的鼓励和激情超过了一般的政客：中国真是一片广茅富饶的土地，那里的人们靠卖茶叶和养蚕卖丝，日子过得就很是殷实，加上他们那些黄种人平日又很节简，人口又是那么多，只要他们平均10户人家买我们一架钢琴，那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我们运去的是一船钢琴，运回的将是整船整船的真金白银哪！
在说服同胞集资开掘中国的钢琴市场上来讲，这位英国的钢琴商是幸运的——很快便在充满着强烈的开疆拓土欲望的同伴中募到巨额的资金，接着便收购钢琴、雇佣船队。很快他便率领着以欲望和好奇为动力的船队浩浩荡荡地穿过怒波巨浪，向着那充满着神秘和诱惑的东方帝国挺进。
出水才显两腿泥。这位英国钢琴商和他的船队以及大批量的钢琴到了中国，却远没有他在英国集资时那么幸运了——任他施尽浑身解数，习惯了一箫一笛、琵琶胡琴的清国臣民根本对这种“奇淫技巧”的洋玩意儿不感兴趣，徘徊数月后，仅有一位传教士买走一架，这位不幸的钢琴商只好押着整整一船的钢琴原路打道回府。更为不幸的是欺软怕硬的海浪，在他的归途中，竟随波逐流地将他和他的一船钢琴吞噬海底！这便是百十年前那场发生在中英两国间的一厢情愿的民间国际贸易的结局。
相对于民间贸易的失败，中英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也处在自说自话的“拉郎配”阶段：在英国的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大跃进”式的思维，“数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若都能引导他们在设计时增加一英寸，那么我们全国的纺织厂就能忙活上几十年！”。而在议院里演讲的议员们也浪漫得可爱：“中国人只要每人使用一顶睡帽，那么我们英格兰现有的棉织厂根本就不够用”……
然而当时的现状却是——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自给自足且自得其乐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接受英国人万里迢迢运来的呢绒、棉布和各式各样的洋机器。而中国的茶叶、丝制品对英国人来讲已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品，民众对这些物品愈来愈增加的需求，愈来愈给英国政府增加了由于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压力。
面对英国耗资巨万漂洋过海频频前来要求开埠贸易的外交使团，我们的“真龙天子”康熙、乾隆和嘉庆们的回答竟是：“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都是大皇帝的百姓，即使西夷的钟表大呢羽毛之类，并非中国必需之物，但准其前来通商，不过是大皇帝垂怜外夷子民，一视同仁的恩典。”
“天朝恩准各国前来贸易，赐惠大矣，应谕知各国官目商民，只可感恩向化，不可贪欲无穷，节外生枝”。
“钟表、大呢之物，并非天朝必需，而茶叶、生丝，则你国不可没有。既知天朝垂惠于远人，安可欲心无足？” ……
直到历时六个月又二十天才来到中国的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在中国因礼仪问题而碰了一鼻子灰后，他向英国提出了对付中国的三条路径：一、武力强迫中国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二、绝对服从大中国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三、根本放弃交往。（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卷1第53页》）
进而，大英帝国这个相信血腥扩张领土即是扩大经济版图和税收来源逻辑的“日不落帝国”的兵卒，用毛瑟枪挑着大烟灯，用军舰押送着大批的鸦片，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贸易口岸和民众的心里底线。
最终，中国这块神秘丰裕的土地，成为英国殖民者信手抓取的大钱袋和流水线工业品的大市场。至此，一切中英贸易自然发生了可以想见的逆转。
而鸦片战争数十年后，正值青春期的美国，开始在中国开拓市场时，他们在坚船利炮开道的同时，却使用了一种比英国更为巧妙且有效的方式：美国的一家煤油公司，看到了当时中国巨大的油灯照明市场，遂拼命向中国市场推销用之点灯照明的煤油，可是用惯了清油和桐籽油的中国人死活都不接受，尽管美国人为了倾销占领市场，一开始将煤油的售价压得比中国百姓常用的桐籽油还要低。
于是这家煤油公司的一位“中国通”，根据中国人“节俭和珍惜东西”的特点，制订了一套成功的营销方案：即首先订制一批制做精美且带着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然后给每盏灯都灌满煤油，在街头教会人们使用后，便免费送给中国人，因此灯比起中国旧式的桐籽油灯既明亮又干净，加之白送的灯体又非常漂亮，人们用完这白送的煤油灯中的油后又不忍弃之，故复再去买煤油用，市场一时洞开，美商获利甚巨。
只所以讲这个老故事，并非要讲什么营销技巧，而是在阐明一个国与国之间贸易的道理：即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国际间由贸易所引发的战争，也开始由明火执仗的血腥殖民扩张，向着“冷战”型过渡。而在这场全新的看不见硝烟的“冷战”中，不变的仍然是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和所在国利益的无限最大化。
眼下，对我们这个以加工业和农牧业为主要出口品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变化的只是对方把当年的坚船利炮换成了用高科技研制出来的检测农副产品的尖端仪器。欧美国家就是利用这些高超的检测食品安全的手段，非常容易的给发展中国家向其出口农副产品筑起了“软壁垒”。即用他们自己掌握的高超检测手段，首先建立起一套自成体系的检测标准，使得对方欲进入他们口岸的商品都达不到检测标准，而又能使他们自己要打入对方国家的商品的违禁物含量让对方检测不出来，这样便极容易地在国际贸易中掌握逆顺差。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近日发布的首份《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引发了政、企界高层激烈的讨论：科技标准是否已经成为一场国人玩不起的奢侈游戏？该报告同时还指出，发达国家如今在很多产业上都凭借其技术的先进性及先发制人的时机制定了标准，有些产业甚至是由某一标准带动起来的。当标准这种隐蔽性规则在世界贸易中的力量和作用逐渐显现，标准就成为一种控制产业链、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使得先发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后发企业的成长空间更加狭小，成长过程更加艰难。另一方面，标准也成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它使得产业利益分配朝先行的跨国公司倾斜，使用跨国企业知识产权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后发国家和后发企业的低成本制造优势慢慢消失。
全美亚洲研究所目前发布关于标准战略的特别报告显示，标准制定的先发国家不但希望树立标准游戏规则，更希望后发国家永远跟随他们，而不是创设自己的标准，后发国家制定自己的标准是在挑战先发国家的标准体系。
再换种说法就是，在一场纸牌游戏中，大牌“王”永远握在高科技拥有者的手中，使之成为一只武断的“上帝之手”。
惯常激情于色的前总理朱镕基，在中国入世贸的关键一轮谈判中的那番“整整谈了十五年啦，在座的黑发人都谈成白发人了！”无疑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人情世故上得分不少。可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虽然没有了关税壁垒，但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软壁垒”，就又成为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新的国际贸易壁垒，我国也随之步入新的国际经贸摩擦时期。
而“软壁垒”是相对于关税这一“硬壁垒”而言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已早有足够准备，由于他们是在完全控制掌握和充分强化了国际性“软壁垒”手段的情况下，才撤掉“硬壁垒”的。“软壁垒”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