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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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上抨击派工作组的做法，指责工
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
　　　　听完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辞。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
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　内外有别'　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
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但刘少奇认为大部分工作组是好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退的办法。7　月23日上午，刘少奇等人还在汇报会上
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来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他还说，对工作组是帮助解决
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直到7　月23日，在刘少奇的坚持和据理力争下，毛泽东还未下决心撤掉工作组。为此，刘少奇下令工作组赶快转入
“反黑帮”斗争，以进为退，稳定“文化革命”的局势。
　　　　7　月22、23、25日，江青、陈伯达等人3　次窜入北京大学，发表煽动演说，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
　　　　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
　　　　此后，受到压力的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先后去北京各高校或看大字报或指导运动。他们对工作组的态度或是明显反对，
或是保持缄默。上报的调查材料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的工作的。
　　　　7　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
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
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
什么名堂来的。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撤销工作组。
　　　　毛泽东说，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
很大。

江青在夜幕中格外引人注目

　　　　1966年7　月25、26日，连续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去北京大学召开辩论大会，
让学生自己发表对工作组及其工作的看法，大会把前一阶段偷偷摸摸的地下小串连推向高潮。
　　　　北大东操场上万头攒动，北大师生，海淀区大中学校学生以及闻讯赶来的市区学生把整个操场围挤得水泄不通，会
场气氛空前热烈。
　　　　或许是苍天有情，怕这些可爱的青年人心中火热的激情熔化了他们自身，暴风骤雨从天而降，然而无论台上还是台
下，似乎没有感觉到这大雨，人们透过雨幕热切地望着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很多人那时
对她还只是耳闻，能亲眼民睹第一夫人也是一大幸事。
　　　　那天，江青身穿一套乳白色西服，在那个年月，在夜幕中、灯光下，格外引人注目。
　　　　在会上，陈伯达否认“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揭发批判前一段时间工作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线”。康生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这些话在北京大学又掀起了一场大风暴。江青等人清楚，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刘少奇。
　　　　每当一个反工作组的发言结束后，台下掌声、欢呼声便雷鸣般响起，而当一个保工作组的发言结束后，得到的却是
一片嘘声。
　　　　有人认为这种一边倒的场面与台上就坐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听到反工作组的发
言就鼓掌，听了保工作组的发言后却毫无反应。
　　　　北大附中女学生彭晓蒙发表反工作组的意见时，江青甚至亲自走过去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保工作组的学生递条子表示抗议，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不偏不倚，保持公允立场，康生明确表态，我们也有自己的观
点，我们同意的当然要鼓掌，不同意的当然不鼓掌！
　　　　当时台下几乎开了锅，人人头上升腾起如梦白气，好像心中的激情使凉习习的雨水沸腾了。
　　　　陈伯达等人的明确表态是因为他们有了尚方宝剑：毛泽东的公开支持。而学生们绝大多数不知原委，并且，那时《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未制订、公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也还很有限，当时的气氛，
反工作组情绪确确实实是占绝对的优势。市委书记李雪峰发言时，台下发出的阵阵嘘声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7　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同时撤了区中学工作组组长周杰的职。
北大附中的彭晓蒙慷慨激昂进行控诉。清华附中的骆小海、旷涛声也上台发言。同时，他们还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
给了江青。
　　　　“他们说这几份大字报是反动的，请转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江青一口答应：“好的，哎
哎，我一定给你们带到。”
　　　　7　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被工作组关押起来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蒯大富由中央文革小组接到会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蒯大富的出
场一下子把大会推向了高潮。会议实际上成了对工作组的声讨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大会
上公开作检讨的同时也极力为派工作组辩护。他们认为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在会上迷茫地说道：
　　　　“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
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
　　　　一个右派子女，当时被视为狗崽子，20年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开始我一直以为蒯
大富他们一定会接我爸爸的班，当右派了。26日晚上，听到陈伯达的讲话，稀里糊涂也听不清，但是意思还是能听懂。
听到他说，撤销工作组，学生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的时候，心里真的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撤工作组的后果我们今天都看到了。不撤工作组呢？当时就已经嗅到血的腥气和泪的苦涩了。”
　　　　是的，据很有局限性的统计，工作组的“反干扰”运动，在仅仅20余天的时间里，在24所高等院校便有三万多名学
生被划为右派学生，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省市的高校情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主持局面
的时候，更广更深地运用在人们口头、思维中的一个概念是：秋后算账。反工作组是反党，反党委反党支部又何尝不是
反党呢？今天抓反工作组的右派学生，明天恢复基层组织的领导之后又该抓谁呢？
　　　　撤销工作组，意味着解放一批人，驱散一大批人心头的阴云。因此当撤销工作组的消息一传出，首都校园中一片欢
呼，学生们沉浸在解放的幸福之中。

第三章　万水千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
　　　　　　　千言万语　我们要见毛主席

　　　　当工作组作为压制青年学生的“灭火机”而被最高领导斥责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时，到处是一片雀跃欢呼。
　　　　外地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前一阶段像北京学生一样，受到压制。打击，并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如“西安交大六。六
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南京大学事件”、“长沙惨案”、“铜川事件”等。
　　　　青年学生们面对自己受到的压制，与听到收音机传来的伟大首都北京的声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苦恼、愤懑，在恐惧中燃烧起巨大的希望。
　　　　于是，其中胆子大、富于行动的学生便怀揣红宝书踏上了赴京的旅程。

去北京上访告状谁心里也没底

　　　　1966年8　月8　日，《十六条》公开发表。《十六条》中的第七条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第四条为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
代替的办法”。这决定不仅宣布了“右派”学生们的解放，而且更进一步给了他们革命造反的权力和武器。
　　　　一段时间来，心情颇感压抑的中学生们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揪当权派，反工作组
没有错。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是这个意思。
　　　　被宣传工具鼓动起来，却又斗不过压在自己头上的当权派的学生们，暗中串连，商量着找党中央、毛主席去评理。
同时，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如火如荼，许多青年人羡慕之至，抱着好奇、欣喜的心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心，踏上了
去北京的征途。
　　　　大串连的序幕就从外地学生来北京的行动中拉开了。
　　　　他们或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在这里共同交换造反的经验；或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倾诉“革命者”受压的
“冤案”，取得传播“文革”烈火的勇气。
　　　　8　月中旬，骄阳似火，京津公路两旁，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和庄稼一样，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打了蔫，一个个躲到树荫
下纳凉，突然，远处传来嘶哑、却颇有气势的歌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老乡们以为是解放军支农来了，可仔细一听不对，那歌声传达出的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什么的，而是口口声声要造反，要谁见阎王。
　　　　转眼间，队伍开过来了，原来是学生队伍，只见数百名大中学生肩并肩，手挽手，脚步虽然零乱，却在疲惫中打起
精神，一拐一拐的步履中还是透露出坚定的意志。他们多数人穿的是蓝色制服。几个男学生走在参差不齐的队伍之外，
身着退色的绿军装，手舞红宝书，高声呼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数百名学生跟着齐声
高喊，随着喊声，他们顿觉精神倍增，周身热血沸腾。
　　　　学生们不在城里闹腾，到乡下来干什么？老乡们正在迷惑不解之际，只见一辆吉普车飞速开来，距学生队伍几十米
处，戛然停车，两个人从车上跳下直奔学生队伍，双方交谈几句，忽见学生们发疯般欢呼跳跃起来，“毛主席万岁”的
口号声吓跑了田间野兔。
　　　　原来是中央文革派人来接学生的。
　　　　这些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学生们从天津出发时，真是心潮澎湃，壮志凌云，走到半道，脚起了泡，又渴又热，有人心
里还是不免打打退堂鼓：“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吗？中南海能让咱们进去吗？在天津闯了这么多天，连万晓塘的面还没
见着呢？”但“不去北京，在家不也是等着挨整吗？你知道嘛叫右派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上北京告状，弄不准就
成了左派了”。
　　　　去北京上访告状，谁心里也没底，之所以敢去，就是因为听说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
造反行动。路上一聊，谁也没亲眼见到过那封信，都是听说，问来问去，最后到底听谁说的都不知道了。
　　　　他们担心的天津市领导可能派人阻挡，但事情并没有发生，没有想到的是北京竟会派火车来接他们，他们真是太兴
奋了，用激动万分形容远不能表达那时的心境，他们几乎都哭了。
　　　　幸福、激动，一块石头落地的轻松，真是百感交集。当时要是让他们为毛主席，为中央文革去死，也一定会认为是
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从天津到北京120　公里，步行不过两天路程。两天之间，消息不仅传到了北京，而且惊动了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在一些人头脑中产生了某些联想之后，又及时调动火车，并在杨村恭候“革命小将”。
　　　　真有些神秘，如果不是预谋（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说明此事是中央文革小组预谋的），怎么会不谋而合呢？

有一首老歌在此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相比之下，西安的学生们，就没有天津红卫兵那么幸运。西安虽是著名的古都，却地处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而且，
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