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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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历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月风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的
成员直接参与组织，尤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均予以了公开肯定和支持，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在一阵阵“夺权”的呼声中，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刮遍全国各地。
　　　　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
　　　　1　月14日，山西省夺权。这里面有江青的一大“功劳”。1966年底，江青发现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只有刘格平
一人未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觉得此人不错，就将他找来谈话，要他回山西去进行夺权。
　　　　刘格平心领神会，回山西后立即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并煽动各造反派联合起来，“向以卫恒、玉谦、
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
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一1　月三4　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令》，宣布接管原山西省委对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3　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贵州省夺权之前，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连续向中央反映了有关当地“文革”的情况，颇受'　中央文革“的青
睐。
　　　　李再含1　月下旬到北京后，江青对他面授机宜：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
　　　　1　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
党、政、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2　月14日，贵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东北的黑龙江省夺权进程更为迅速。1　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亲自出马，支持23个单
位的造反团体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1　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隆重举行，宣告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
会”。
　　　　2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社论以示祝贺。
　　　　山东省的夺权则一直受到康生等人的指使。1　月17日，原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派张子石（康生前妻生的儿子
——作者注）赴京，向康生等人汇报运动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三月19日下午，王力对张子石耳提面命：“现在的
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帜不要让人家抢走。”
　　　　19日晚，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张子石等人，“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并再三表示“坚持支持”山东、青岛的夺权。
　　　　1　月22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23个造反团体，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举接管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
的一切权力。
　　　　2　月3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随即发表《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社论，予以肯定。
　　　　由于以上夺权，均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和支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随即纷起仿行……

第十七章　大撤退　红卫兵兵退人不退
　　　　　　　　　大联台　红代会会联心不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老三届”们广泛参与的红卫兵组织也经历了一番“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红卫兵内
部的分化组合也在所难免。
　　　　1967年初以后，红卫兵组织汇成的全国“大串连”热潮，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渐渐退潮。红卫兵组织最大的特点
是破坏性和盲目性。他们没有实力角逐校园外的权力之争，也没有稳定新秩序的经验。因此，从“文革”舞台的主角退
至配角地位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了。这一社会角色的巨变，是红卫兵组织重新分化组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把夺取本校最高领导权当作奋斗目标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由于对各校党和行政领导人的态度不同，红卫兵组织被分成“造反”和“保守”两大
类组织。双方各执一词，都声称对方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自己组织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
　　　　在“一月风暴”刮起和“大串连”渐趋退潮的形势下，“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明
显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偏袒和支持，而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由于政治上的失宠而迅速瓦解。这些
“保守”派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和骨干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残酷斗争。
　　　　“夺权”运动开始后，各类红卫兵组织都把夺取本校最高领导权当做奋斗目标。早期无关大局的“造反”和“保守”
之争，此刻却变成了能否得到中央文革认可，能否获得权力，能否继续生存的大问题。所以，此时的“造反”与“保守”
之争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公开宣扬“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的时代，“夺权”
活动大大加剧了全国各地学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各大中学校武斗事件时有发生。
　　　　1967年初春，北京中学红卫兵分化成“四。三”和“四。四”派。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加入“四。三”派的大部
分是造反派，而“四。四”派则多为在运动中时常犹疑的红卫兵和部分最早起而造反的老红卫兵、双方在“大联合”中
就权力问题渐渐势不两立。关键在于已掌握实权的“四。四”派不容纳“四。三”派进入权力阶层。
　　　　在北京高校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人多势众，基本上控制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其头头蒯大富也因深
得中央文革小组的赏识而成为取代聂元梓之后北京红卫兵组织新的“龙头老大”。但“井冈山兵团”也并非铁板一块，
因观点不一，“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中分化出“四。一四”派。“四。一四”派的大部分成员是属于原来的“毛泽东思
想纵队”、“八。八纵队”和“东方红纵队”红卫兵组织，并非蒯大富的“嫡系”。“四。一四”派成立后第2　天，就
强占清华校广播站，并不惜为此挑起武斗。但由于势单力薄，终于没有成功。在其后一个多月内，他们表面接受“井冈
山兵团”红卫兵总部的领导，但暗中却不时寻找着独立的机会。5　月29日，“四。一四”派红卫兵正式成立总部，宣布
与“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四项协议”作废，正式脱离其领导。受“四。一四”派红卫兵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与蒯大
富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也相继脱离“井冈山兵团”的领导，原由“井冈山兵团”一统天下的清华园，又成了诸雄纷争的
“战国时代”。
　　　　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革命委员会虽然已是大权在握，但对异己组织仍然毫不手软。1967年2　月，北大校文革以中央
文革小组名义把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和“红联军”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100　余名师生被打成“反革命
分子”。3　月3　日，北大哲学系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指责聂元梓1966年11月利用涂改
录音磁带方法，陷害“井冈山”和“红联军”红卫兵组织和其它一些问题。大字报引起一场辩论风波，以0363北京公社
为代表的一批师生坚决支持这张大字报，北大校内逐渐形成“聂派”和“反聂派”。
　　　　在校外，从1　月19日起，在聂元梓和谭厚兰分别带领下，“新北大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各自到教育部
“夺权”，拿走了部印，占据部分办公室，劫走了一批公文案卷，双方还挑起武斗。后经周恩来出面制止，两边才撤离
了教育部。
　　　　首都红卫兵“三司”内部也是混乱不堪。1967年回月21日。23日和24日，“三司”连续下达了7　个通令：宣布将
“新北大井冈山”、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开除出“三司”；将“三司”文艺部“大搞宗派活动”的刘利
吉、艾国成、陈志国开除；要求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红卫兵开除其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罪名是攻击康生、抢
夺“三司”大印长期不还。
　　　　在北京农业大学，北农大“红旗”红卫兵组织于1967年2　月4　日砸毁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农大“东方红”
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台，声称中央已批准其“夺权”。“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红卫兵也被
打成“反革命”。2　月13日，北农大“红旗”红卫兵组织又捣毁了农业部的“井冈山”和“红旗”等几大造反组织。
　　　　2　月6　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派红卫兵抄砸了对立派“东方红公社”总部，迫使“东方红公社”
宣布解散，并独揽了中央财院的一切权力。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红卫兵在2　月中旬就对北京电台的夺权问题与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组织展开了激烈争夺，
双方时常发生小规模武斗。2　月18、19日中央文革小组为此写信要求双方停止论战，协商解决。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先是分裂出一部分支持“联动”的人。1967年3　月，又分裂出“井冈山整风串连
会”与总部分庭抗礼。此外，哈军工还有“六。五兵团”标榜独立。
　　　　1967年2　月12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兵团红卫兵在大田湾召开大会，宣布接管重庆市的党政大权。而对立派的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八。一三”、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首都“三司”联络总站、
“一司”联络站、四川大学“八。二六”等红卫兵组织冲砸会场，控制了主席台和广播室，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伤几
十人。
　　　　还有一些地区的红卫兵组织走出校园，参与工人造反组织的“夺权”和武斗行动。如1967年2　月成都的“二月镇反”
事件中，四川大学的“八。一六战斗团”红卫兵就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道，冲击成都军区。武汉地区的“三
新”（即“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和“钢二司”（即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红卫兵组织与“武汉工
人造反总司令部”、“钢九一三”等工人组织一起，于2　月初强占《长江日报》社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
　　　　类似事件在广东、湖南、安徽、河南、内蒙古、福建、辽宁等省甚至西藏自治区都有发生。但在“夺权”和武斗事
件中，红卫兵组织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

“大联合”和“争取”工作

　　　　1967年春天，在中央严令下，各校红卫兵组织纷纷撤销自己在外地的联络站，外出“串连”的红卫兵大部陆续返校。
从6　月份开始，红卫兵组织逐渐减少了在外地、外单位的活动，而开始转入本单位以“教育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斗、
批、改”活动，此时掌握学校的权力就显得愈发重要。
　　　　经过不断的分化与组合，全国各地和北京的高校渐渐由红卫兵组织中势力较强的一派控制局势并建立了政权机构。
各校革命委员会和其它政权形式均是在红卫兵派别之间激烈的权力角逐中产生的。
　　　　4　月5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大宾为主任。
　　　　4　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谭厚兰为主任。
　　　　5　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三校的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韩爱晶、孔祥山、王德祥分别
为三校革命委员会主任。
　　　　6　月10日，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6　月28日，北京医科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
　　　　“夺权”和各派的“大联合”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夺权”之后转入“大联合”，既是毛泽东的设想，
也是当时过分紊乱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和大多数阶层的共同心声。
　　　　几乎在“一月风暴”的同时，《人民日报》就要求“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红旗》杂志社论认为，上海的“夺权”风暴主要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具体到各个学校，红卫兵组织被要求放弃原有的观念，将对立的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掌权”。各个学校较大的红卫
兵组织对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