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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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上山下乡。亲眼看到农村的赤贫和亲身经历了艰苦的生活，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真正认识自己，以后林彪事件发
生，更是触发了他们的反省沉思。
　　　　其间，不免有沉沦，有看破红尘者，但也有许多人努力自修，充实自己。1976年4　月天安门事件爆发，据传许多当
年的红卫兵积极参加其间。
　　　　10年前，脸上的绒毛还没退净，他们就开始了追求。10年了，这是第一次，他们不是凭想当然，不是潜在地受先入
为主的理想主义或做接班人的使命感所驱使，也不是站在自己阶层的利益去奋斗。他们凭借的是自己坚实的认识，他们
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回他们和人民拥抱在一起了。

第十六章　红卫兵让位工人阶级
　　　　　　　　　黄涌江掀起一月风暴

　　　　从1966年底到1967年，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夺权”的步伐，全国形势更加动荡。他们首先利用
造反派猛攻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7年1　月的上海“一月风暴”，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从红卫兵时代向工人时代的转变。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
业工人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开始角逐中国政治舞台。

张春桥守口如瓶，从未向外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1966年12月25日，首都北京寒风刺骨，天气昏暗。一群造反派从清华西门吵吵嚷嚷冲出来，一路摇旗呐喊直到天安
门。然后又兵分五路，分别到西单、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
一时间，北京城里响起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掀起了“打倒刘邓”的高
潮。
　　　　现在才知道，这一行动原来是张春桥在背后唆使。那是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秘密接见了清华大学
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
　　　　蒯大富先汇报了去上海串连的情况和清华学生运动的现状。后来，张春桥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交待说：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当猖撅，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对张春桥的授意，蒯大富心领神会。后来他曾交待说：“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
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这人十分阴险，他守口如瓶，从未向外人透露谈话的内容。但蒯大富曾在三次不同场合提及此事。
　　　　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清华大学闹得沸沸扬扬。12月30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大富的
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蒯大富当时就更加趾高气扬：“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
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接着，江青还派人找来刘少奇与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和儿子刘允真。江青对他们说：“涛涛、丁丁，你
们知道你们的亲生母亲是谁吗？你们不去看看自己的生母吗？”“
　　　　说着说着，江青干脆挑明说，你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和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两个孩子不谙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听信了江青的谎言，把他们和生母之间的谈话以及一些推测出来的问题写成《看
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一式三份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方。红卫兵们兴风作浪，将这张大字
报翻印，然后添油加醋，印发到全国。
　　　　圈套一个接一个，连环计一环扣一环。造反派们在江青的怂恿下，又上演了一幕“智擒王光美”的丑剧。
　　　　1967年1　月6　日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
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
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
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
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
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　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1　月12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刘少奇家中，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侮辱性大标语，并批斗了刘少奇。
　　　　翌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去谈话。
　　　　接着，刘少奇郑重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他说：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
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
化大革命。“
　　　　毛泽东沉吟不语。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16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慰问王光美。
　　　　可没隔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强迫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桌子上
接受批斗！
　　　　刘少奇面对造反派的冲击，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仍坚持反动立场，于是宣布拆除刘少奇办公室里的专用电话。刘少奇这回沉不住气了，
他挡住造反派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拆！”中南海
造反派根本不把已威信扫地的刘少奇放在眼里，粗暴地将刘少奇家的专用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无法用电话同毛泽
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直接联系了。厄运接踵而至。

毛泽东大笔一挥说“很好”

　　　　1967年1　月4　日上午，上海千万市民接过邮递员手中的《文汇报》时，都发现当天的《文汇报》有些异样。这张创
办于1938年的报纸，原来一直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30年，忽然在1967年1　月4　日，换用
僵硬呆板的三个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套红刊登了毛泽东1957年7　月1　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
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头版下半版，还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其中写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　星火燎原'　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敏感的上海市民意识到：很快就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并不宁静。尤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制造的“安亭事件”，更是轰动全国。
　　　　那是1966年11月9　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
组织的规定，经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去市委大楼造上海市委的反。造反派一直闹到深夜而
毫无所获。
　　　　10日凌晨，“工总司”决定由王洪文带领2000余人冲进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声称赴京“告状”。
　　　　火车离开上海不远，即奉命停留在上海附近的小站——安亭。
　　　　中午，14次特快列车缓缓而来。王洪文当即煽动群众卧轨拦截，致使沪宁线中断运营31小时34分钟，南来北往的交
通随即阻断。
　　　　14次列车上的乘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是反革命暴徒。软卧车里的外宾提出了措词强硬的抗议。
　　　　不久，全国各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到安亭送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要求“工总司”恢复交通。
　　　　当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
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
解决。”
　　　　面对上上下下的压力，“工总司”内部发生动摇，似乎有了妥善解决的可能。不料，“钦差大臣”张春桥的到来却
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11月11日晚，张春桥飞抵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赶往安亭，12日与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了一个
碰头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
　　　　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常委会，默认了上海市委关于不承认“工总司”的主张。
　　　　可下午，张春桥就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的所作所为，使上海市委领导非常气愤。陈丕显当即打电话给陈伯达，质问道：“一个中央文革成员，可以
不同上海市委、华东局党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究竟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
示还算不算数？”
　　　　然而1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工总司”为了达到搞垮上海市委的目的，12月又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混乱，“工总司”
和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康平路武斗。交通中断，轮船停靠，无人装卸，5　万多旅客途中受阻，使1967年新年的上海显得黯
淡萧索。
　　　　就在元旦这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　月3　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秘密会见了奉令来京的王洪文。张春桥肯定地对王洪文说：“上海的桃子熟了！不能
让陈丕显摘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
海。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将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就这样，当张春桥、姚文元在9000米高空南飞之时，上海千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
　　　　1　月5　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夺权，宣告“新生”，公开为“革命造反”唱赞歌。
　　　　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后，秘密策划夺权。忙得不亦乐乎，接连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王永嘉等“秀才”
；会见《解放日报》、《文汇报》的造反派代表，还会见了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