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人”，实际上是普遍冲击共产党、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他们对大部分领导的优劣持怀疑、
审视态度。他们认为走资派本身即是新生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文革”运动打击的重点。
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
　　　　老红卫兵创建伊始，就打出阶级路线的旗子，提出家庭出身问题，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老红卫兵的
领袖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女，红卫兵主要反映干部子女的价值取向。工农子女在大多数情况只是追随者、跑龙套
的角色。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批判血统特权以后，工农子女纷纷脱离老红卫兵，另起炉灶。
　　　　造反派红卫兵的家庭背景比较多样，与老红卫兵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来自不当权的社会阶层。血统论在大学生
中市场不大，“文革”前3　、4　年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已经使大学生中家庭出身“好的”所占比重上升。大学生争论
的中心是工作组问题，而不是血统论的对联。
　　　　中学生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由于入学时基本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在一些录取分数线高、
升学率高的重点学校，干部子女、各类职员（包括知识分子）子女、有家庭文化熏陶的旧统治阶级子女的比例远远高于
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工农子女的比例很低。
　　　　血统论的对联在中学影响很大，是老红卫兵与造反派冲突的主要焦点。造反派由反对对联的学生组成。最初是少数
反对对联的“红五类”子女以及按纯而又纯的家庭标准不能入选红卫兵的“红五类”子女。后来由于家庭出身束缚的解
脱，大批非“红五类”子女加入造反派组织。许多工农子女也脱离老红卫兵，加入造反派。
　　　　在造反派中，出身“一般”的学生在人数和政治影响力上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文革”领导者努力把红卫兵引导到与党内斗争相呼应、相配合的轨道，但是老红卫兵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追求，在
他们心中，革命后代的阶级队伍是比批判“错误路线”更有分量的事情，革命后代的群体认同感、“朴素的阶级感情”，
很快超越了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以批评工作组闻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保护工作队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成了一个战壕
的战友，8　月下旬，他们共同行动，在清华园内外“破四旧”，撕去了校园内炮轰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大字报。在“红色
恐怖”的1966年8　月，老红卫兵向社会、向党外猛烈出击的“破四旧”的热浪几乎淹没了批斗党内走资派的主题。
　　　　当“文革”领导者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把群众运动的矛头重新引导到揭批党内走资派、“资产阶
级司令部”的方向时，老红卫兵却感到了空前未有的困惑，他们在造反派对当权派大规模的冲击面前犹豫了，退缩了，
保守了。他们无法接受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和最接近、最尊敬的革命前辈，被当做运动对象质
问、揪斗；他们无法容忍那些出身“有问题”，政治“不可靠”，至多是团结对象的学生对老干部、对老红卫兵说三道
四、横加指责。
　　　　他们与造反派势不两立。当发现造反派的靠山是曾经支持过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时，他们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怀疑、
不满。这时的江青已经不再是当初捧他们为“小太阳”的“江青阿姨”了，强烈的压抑感终于在12月汇入抗争的潮流，
红卫兵发起者组成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对“文革”的“新动向”发起了抨击。

出身低微的人找到了自信的力量

　　　　1966年12月，一篇由遇罗克撰写，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材料《出身论》一夜之间张贴到了北京众
多公共场所，成为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最有力的批判文章。
　　　　不久，被《出身论》深深折服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找到遇罗克，经过商量，决定以“首都中学生革
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
　　　　1967年1　月28日，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了3　万份，接着又重印6　万
份，都被一抢而光。随后，遇罗克又先后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
对“血统论”作了有针对性的系统批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遇罗克在中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高中毕业时他以优秀的成绩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然而由于他出身不好，
最后竟致落选。这一生活经历深深地刺激着遇罗克年轻的心，使他对以“血统论”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有了切身
之痛，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一类问题。
　　　　“文革”爆发后，以“鬼见愁”对联为起端，“血统论”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毒害着青年学生。
遇罗克从很多与自己情况类似的人的不幸经历中意识到，“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非“红五类”
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
先天的“罪人”。这种以先天的出身划分政治待遇的作法，残害了无数青年。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
遇罗克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对联“不是
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
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
从社会影响”。
　　　　遇罗克认为，每个人都是稍微懂事就进入学校，因此，“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
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他在强调家庭对人的影响的同时却更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个人成长
的重要性，这是符合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规律的。
　　　　遇罗克的这番理论是对“血统论”的无情批判。他认为：“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
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青年一代成长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影响的无
比强大，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相信马克思列
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尖锐地指责那些制造和支持“血统论”的
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如果照“鬼见愁”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
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他认为，每个人的发展不能由其出身来决定，“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
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是“娘胎里决定不了”的。
　　　　显然，遇罗克的思维已不再仅仅是对红卫兵组织宣扬的“血统论”观念的批判，而且也是对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以血
统论为思想基础的政策和行为的公开挑战。
　　　　文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血统论”对青少年成长的摧残，对社会进步的扼杀，号召全社会的人们都来思考这个问题，
认清“血统论”的危害，共同起来“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出身论》在“血统论”的腥风血雨中犹如一道春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田。许多人读着它，思考着，议论着，凭着
真理的威力，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出身低微的人从中找到了自信的力量。
　　　　由于“文革”中父母犯了错误而沦为“黑七类”的学生，虽然表面上有点垂头丧气，但骨子里仍坚信其“每一个细
胞里都渗透着无产阶级的血”。既然《出身论》认为不管什么出身的人都应有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些在“文革”中
才由“红”变“黑”的人也从其中找到了解释自身地位变化的有力根据，并为《出身论》呼吁给他们以平等的政治待遇
而叫好。
　　　　他们对于《出身论》的论点自然是倍加欣赏。出身为“黑七类”的人即使卖命为红卫兵服务，仍不免受“白乌鸦”
之讽。“红五类”的高做无法容忍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享有政治上的种种特权。有如“贱民”般的“黑七类”在现实
生活中难以寻求到《出身论》所描述的平等。虽然这种政治平等犹如乌托邦式的理想虚幻，可望不可及，但毕竟说出了
这一部分人的心里话。
　　　　而坚持“血统论”观点的人，对有人敢于怀疑他们“自来红”的“纯洁”和“正统”怒不可遏。在他们看来，生就
的“红”、天生的“血统高贵”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而沉浸在血缘亲情中的许多人，则认为，这是在混淆阶级斗
争的界限，是在搞“阶级调和”。
　　　　《出身论》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但作者遇罗克常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登载过《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时常
被人撕抢，甚至卖报的人也遭到围攻、殴打。
　　　　《出身论》立论有据，说理充分。表面上是在批判“血统论”思潮，实际上却是在反思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问
题，中央文革小组和许多红卫兵组织都认为它对自己已经形成了威胁。
　　　　1967年4　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讲话中指责《出身论》是“大毒草”。他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
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认为《出身
论》代表着“一股反动的翻案黑风”。
　　　　在强大压力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1968年1　月5　日，经公安部长亲自批准，遇罗克被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遭到逮捕。

第十五章　西纠带血　红色恐怖万岁
　　　　　　　　　联动攻毒　中央文革该死

　　　　1966年8　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明朗。
　　　　在此后不久有关中央领导人的公开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
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但是，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况且，邓小平、陶
铸与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斗争仍然十分微妙。
　　　　8　月19日，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引起轰动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这张大字报把矛头
直接指向国家主席的夫人，并且使用了谩骂性词语，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接着清华园里又出现了讨伐性的大字报：
《三问王光美》和刘少奇女儿刘涛写的《誓死跟着毛主席于一辈子革命》。尽管这几张大字报并没有直接抨击刘少奇，
但至少说明刘少奇已经失去了作为国家领导人所应享有的尊严和体面。
　　　　两天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人，
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　声望多大'　，只要他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
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稍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都会猜到，这“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实际指的是刘少奇。
　　　　上边的暗示立即得到了造反学生的响应，8　月22日，清华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一张《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
　　　　学生们公开向刘少奇宣战了。

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

　　　　刘少奇对此做出了温和的反应。他说他对毛泽东写的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下的结论是“保留意见”，
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在“背后活动”。刘少奇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之中，他
希望和学生们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