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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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在随后而来的一段时间里，“红外围'　、”黑五类“出身的学生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学习。上厕所都要向”看守
“请假。出身工农的学生接近了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就被指责为”划不清界限“，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则被
扣上”企图拉工农子弟下水“的罪名。非”红五类“学生相互接触多了，被斥为想搞”阴谋“。饭吃少了说是”抗拒改
造“，吃多了又说是”对粮食的政策不满“。写检查说是蒙混过关，不写又说是”消极对抗“。念语录声音低被说成是”
没有感情“，声音高又被指责为”出风头“。清华附中红卫兵甚至不允许非”红五类“学生戴毛泽东像章。北农大附中
红卫兵则不允许”黑五类“分子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这些学生的选举权也被剥夺。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谭力夫“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
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言论的实验。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为一组，由红卫兵带队。带队者每天用皮
鞭吆喝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重的活，非“红五类”没有戴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曲、读语录的
权利。
　　　　谭力夫的讲话在外地影响也很大。它一经发表，便被北京市各校红卫兵用电话、电报、信件邮递到全国各地。很多
面临被打倒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很好。一些地方竟还编印了《力夫语录》、力夫同志论什么什么。福建省就
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下发工厂、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4　个半小时的“讲话”。不少学生对谭力夫“讲
话”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纷纷改名叫“力夫”。仅福州师院附中，就有5　个学生改叫“力夫”的名字。
　　　　谭力夫的讲话流传很广，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也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反对。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歪曲谭力夫的观点，指责谭力夫是“血统论”的倡导者和“鬼见愁”对联的发明人，使之后来遭到残
酷迫害。

红卫兵组织分裂成相互对立的几大派别

　　　　整个红卫兵运动期间，在被红卫兵广为传抄的为数众多的讲话、记录稿的作者中，唯一不是政治领导人、没有特殊
身份的人就是谭力夫！
　　　　骄傲得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何以竟甘拜于一个同龄人的脚下呢？
　　　　在红卫兵运动时期，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人享有人格与尊严，万分自豪地成为政治的宠儿，
也可以使其像垃圾一样，被扫到不为人齿的角落。
　　　　红卫兵组织刚刚出现时，他们的成员主要是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组成，
这就是所谓的。红五类“。
　　　　随着运动的深入，北航附中红卫兵打出了“鬼见愁”的对联，他们以出身好坏作为吸收成员的标准，决定批斗对象，
使红卫兵组织很快就分裂成相互对立的几大派别。
　　　　“血统论”思潮导致红卫兵开始对自己同学进行以血统为准则的“划分”。
　　　　当时的大中学校内，有“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黑七类”等几个等级。“红五类”在红卫兵组织
中被认为是最为高贵的出身，他们政治地位高，在红卫兵组织中占有主导地位。“红外围”是“红五类”以外诸如家庭
出身教师、店员、中农、下中农、市民等的子女，他们被认为是经过改造后可以团结的对象，地位比“红五类”、低而
比“黑五类”高得多，视表现好坏可以加入红卫兵组织，也叫“麻五类”。“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和亲属中有人出身
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的子女。他们是地位最低的一类，是红卫兵专政、批斗、役使的对象，一般
来说，是不允许加入红卫兵组织的。“黑七类”则是“黑五类”再加上家庭出身或亲属中有人是“走资派'　和”资本家
“的子女。他们的地位和”黑五类“相似。
　　　　在许多红卫兵组织内部，也有一定的等级划分。一般是按照出身不同、父亲职务的高低来确定佩带不同质地的“红
卫兵”臂章。袖章的质量分呢、绒、绸、缎、布五种，尺寸也各有不同。
　　　　由于人民军队是国家的基石、党的支柱，由于长期以来把军队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军装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高
贵和尊严的象征。当毛泽东在八一八接见百万红卫兵时，令人惊异地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后，军装的价值就更非同寻常
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袖章的接受，即是对红卫兵行动的支持，红卫兵袖章也成为了青年学生最时髦的装饰物。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们都开始穿军装。为了表示红卫兵的高贵血统历久弥远，许多红卫兵把父兄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拿出来穿上，再配以“红卫兵”臂章，一时间竟成为最受青年人青睐的“时装”。
　　　　这些尚未发育完全的青少年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军装，腰间紧束上一条宽皮带，有些人甚至还登上一双重重的黑皮
靴，说话动辄以“老子”自居，对“黑七类”和其他批判对象则常以“小子”、“狗崽子”、“混蛋”等蔑称相待。
　　　　傲慢的神态，粗鲁的语言，加上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活脱脱一副流氓无产者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
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红色接班人”。这“红”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天生的高贵。
　　　　“红五类”对于“黑七类”的歧视、批斗是司空见惯的了。每次开会，“黑七类”不能和“红五类”、“红外围”
坐在一起，只能单独列队。而分裂成几派的红卫兵常常有自相矛盾的命令，搞得“黑七类”们无所适从。
　　　　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中学红卫兵对“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有5　条禁令：
　　　　1。不允许学毛著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些人只能越学越反动）。
　　　　2。交出自行车和手表。
　　　　3。降低工资到最低生活水平（12元以下），能活命就行。
　　　　4。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菜。
　　　　5。禁闭劳动。
　　　　1966年8　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旗”红卫兵把131　名“狗崽子”所带的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全部抢去，
并对他们施以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剪阴阳头，侮辱女学生，他们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
无产阶级的火药味”，“毛主席跟我们说的‘要武嘛！’”
　　　　这就是北农大附中八二六事件。
　　　　许多学校都规定：学校的笔墨纸张“狗崽子”一律不准用。“红五类”可以全天外出串连，其他一般出身的学生在
下午5　点至7　点才可以串连：“黑七类”不准出校门，8　月20日中午，北京女二中曾贴出过“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
翻天，非红五类不许出门”的通令。
　　　　“黑七类”表现积极的，常被红卫兵们取笑为“白乌鸦”。
　　　　以后，这种以血统划分等级、阶层的作法，由红卫兵推广并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一时间，出身好坏似乎成了衡
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标准。上汽车、火车要报出身，去医院看病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常有被拒之门外的危险。
　　　　“血统论”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心理优越感，也给了他们一种似乎可以用来“纯洁”社会的斗争模式。他们以父母
“高贵的血统”而自豪，也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肩负的重大责任而激发他们以“血统”划分贵贱、“纯洁”社会，也在
这种以血统为核心的等级观念的支配下思维和行动。
　　　　1966年8　月19日，北京师院附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决心书中这样写道：“革命的家谱就是要通过'　革命'　二字续
下去的。我们接过革命先辈的红旗，就要像他们一样，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把革命的家谱永远续下去……锻炼成
文武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干部子女

　　　　由于血统的不同，在红卫兵组织中造就了两个在各方面都有分歧的派别——老红卫兵和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界打开突破口的。“文革”前夕，毛泽东多次指责教育界。1964年、1965年，毛泽东
对毛远新、王海蓉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过头造反！”1966年5　月，他又
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讲话实际上是向青
年学生发出了造反的动员令。
　　　　毛泽东的指示并没有立即全文公布，其精神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传达传播到学生中间，小道消息往往比报刊
和学校领导的报告更迅速更准确。而干部子女消息灵通，反应格外强烈。在酝酿对教育界的批判中，形成了激进的政治
小群体。1966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这些学生闻风而动，激进的学生群体
演变为红卫兵组织。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多少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红卫兵在第一篇论述造反精神的大字报中，揭示了他们造
反的直接目标。他们认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有一支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捍卫红色江山的阶级队伍，以往听
命于学校领导的共青团难以担当此任，必须重新组织一支阶级队伍。这支“看成分”的、由“红五类”（工人、贫下中
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组成的阶级队伍就是红卫兵。
　　　　7　、8　月间，关于对联的辩论唤起了许多“红五类”子女的优越感，动员他们站到了红卫兵的旗帜下，俨然成为红
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卫兵带着血统论的胎记风靡北京，驰骋全国。以后，成立早些的红卫兵，特别是1966年8　月18日毛
泽东检阅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
　　　　如果说老红卫兵的兴起是向教育界发难，以唯出身论拉队伍的话，那么造反派则是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冲击领导干部、“当权派”起家，以“平反”和“平等”为旗帜。
　　　　造反派指责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期间把普通群众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要求工作组回忆作检查，为被打击的群众彻底平反。造反派反对依据家庭出身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所有学生都有
参加“文化革命”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其中大学生造反派偏重于要求工作组为他们平反，关心与工作组领导
人政治地位紧密相关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政治问题。而中学生造反派更重视平等地位，关心与此相联系的反特权
问题，具有更多的社会性。
　　　　造反派猛烈地抨击唯出身论，温和者说这违背党的政策，压制群众，激进者说这是搞封建特权。大批受血统论欺侮
的青少年，包括出身“黑五类”、“牛鬼蛇神”家庭的学生，在对血统的批判中投入造反派的队伍。时至今日，不少人
在抨击高干子弟时，仍联想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喧嚣，视老红卫兵不成功的表演为高干子弟谋求权力的第一次尝试。
　　　　平反、平等的要求，反对打击群众，反对特权的主张唤起了社会中下层许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领导干部是
人民利益代表的道义和政治地位，“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对路线”严厉批判，剥夺了第一线领导干部是共
产党正确领导化身的权威性，摧垮了当权派的思想和政治战线。原来被视为思想落后、有问题、甚至反动的学生，成了
革命派、“左”得出奇的造反派；而一批老革命，一向有权给别人定性、划左、中、右派的领导干部，反倒一而再、再
而三当众作检讨；革命后代、红卫兵反不如非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多年以来，以及“文革”初期形成的左派右派、
先进落后。是非曲直观念被造反派打了个天翻地覆，大有“革革命者命”的势头。
　　　　一般地说，老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在共产党外、非“当权派”。对于党内，只是打击少数，打击那些认为包庇了
“牛鬼蛇神”，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老红卫兵相信党政军领导体系中的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是应当保卫的。他们
始终警惕着右派假借造反之名冲击政权的主题。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