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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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给养，特别是开水，叫你们站长来。”
　　　　3　人见对方只是要吃要喝，放下心来。两个人拿来水壶和一箱饼干，请红卫兵们充饥。另一人跑出去叫站长。
　　　　等到站长赶来候车室时，100　多名学生早已东倒西歪，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一早，学生们醒来，车站为他们准备了热腾腾的馒头。稀饭、咸菜。红卫兵们猛吃一顿。
　　　　站长在一旁一个劲儿表示照顾不周，请小将们谅解。董革命心中未免起疑，是不是这一带出过什么事？便问：“站
长同志。我们步行串连，一方面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要调查研究，收集各地区运动进展情况，
回去向中央文革汇报。”
　　　　站长叹了口气，说：“前些日子，也来了一拨人，自称是首都红卫兵长征队。我看他们是冒牌货，哪比你们呀，有
纪律懂规矩。”
　　　　站长继续说：“这伙人走到哪里，哪里就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他们住进东边那个村子，偷鸡摸狗不说，还乱打人，
打地主富农没的说，他们原来就不算人。可人家子女又没剥削、压迫人，也拉出来打，又打教师，那教师也是个农民，
不过念过几年书，识得几个字，也犯了王法，最不该的是，他们不该刨人家祖坟。说是创地主的祖坟，也不想想，地主
又不是祖传的，他本人是地主，他爹、他爷说不定是扛长工的。再者说，地主家也有兄弟姐妹，哥哥是地主，兄弟是贫
下中农、革命干部的也不老少，这刨坟掘墓可就伤了众了。伤天害理呀！”
　　　　学生们这才晓得昨晚为什么挨了迎头棒，董革命等人此番西进的目的，原本就是游览大好河山，访文问古，破四旧
只是捎带手的装点门面，听了站长一席话，心中暗想：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中央文革、公安局、解放军都在城里呢，
荒郊旷野，化外番邦，出了事，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吃完饭，黄革命装模作样要付账，站长谢绝了，说：“接待
红卫兵是我们的光荣职责。”
　　　　董革命等人便集合队伍继续前进。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后面火车一声长鸣，众人忙跳下铁路，驻足凝视，一列货车飞驰而过。车厢里有许多红卫兵小
将向他们欢呼，长征队的红旗猎猎飘扬。一个铁门子车的车门开着，里面的学生朝下面大叫：“哥儿们，接着！”
　　　　几个柳条筐、麻布袋飞下去。
　　　　火车飞掠过去。学生们涌上去，只见满地的苹果，又红又大。一个个笑逐颜开，拿起来在衣裤上蹭两下就吃。麻布
袋里装的是红糖。
　　　　一个女孩子感激地说：“他们怕咱们受凉，红糖是暖肚的。”
　　　　董革命趁大伙抢苹果、装红糖的时候，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昨天还160　多人的队伍，今天只剩下80几个人。那一
半人是什么时候散的，只有天晓得。估计刚才过去的火车上就有。
　　　　一行人坚持走到张家口，再也无力前进了。队伍休息三天，参观了解放军解放张家口进城时经过的“大境门”。蔡
小明恍然大悟，为什么有一种香烟的牌子叫大境门。门额有一横匾：大好河山。
　　　　白造反说：“这是岳飞题的吧，笔力多雄浑苍劲。”
　　　　傅学鲁说：“别冒傻气了。岳飞题的是'　还我河山'　，再说，岳飞连北京都没到过。他想来，皇上不让他北上。”
　　　　白造反争辩说：“他不是踏破贺兰山吗？”
　　　　傅学鲁说：“去，找没苍蝇的地方凉快去。屁事不懂。”
　　　　白造反说：“懂什么？懂那么多有屁用。懂革命就行了。”
　　　　董革命在一旁，突然冒出一句：“操你妈！”
　　　　从那天以后，董革命正式宣布，恢复原名“文藻”。
　　　　一行人在张家口地区参观了宣化辽墓、清远楼、赐儿山云泉。
　　　　第四天，8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20几个了。有学究气的傅学鲁说：“兵不在多在精。想当年成吉思汗西进欧洲，南下
中华，征服了半个世界，你们猜，他总共有多少人马？”
　　　　众人目瞪口呆，谁也回答不上来。
　　　　“20万人。”傅学鲁得意地说，“北洋军阀吴佩孚最佩服成吉思汗，所以他也是只带20万军队。称霸一时，后来革
命军北伐时，吴佩孚军队多了，但不精，所以一败涂地。”
　　　　20几个人打出长征队的旗号，朝张家口火车站进发。乘上火车，几个小时就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大同。
　　　　一行人先进大同市休息两天。在市里参观游览一番。
　　　　董文藻等人进住大同医专，闲聊时，一位安排他们住宿的老师向他们介绍大同的历史文化，特别介绍了大同华严寺。
　　　　第二天，众人高举着首都红卫兵长征的红旗，来到华严寺，才知寺分为上下两寺，遗憾的是大门紧闭，闲人免进，
白造反上去猛砸，半天才有人出来，只开了一道门缝。
　　　　白造反大声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
　　　　对方回答很干脆：“南京也不行！四旧早破过了。”
　　　　随之，哐铛一声，大门紧紧关上。任你擂得山响，再无人开门。
　　　　没办法，四下转悠，打算翻墙而入，又怕院内有狗，而且女学生不敢翻墙，只好悻悻然离去。
　　　　看来，是哪儿也不欢迎红卫兵了。
　　　　白造反也像董文藻一样，郑重宣布，恢复爹妈给起的名字：白如云。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渐成历史

　　　　1966年1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召开了一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紧急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提出暂停免费乘车、船串连，以适应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他说：今年的国民经济要完成任务，生产上需要
增加运输，煤、粮、生活用品也都要运输嘛！还要为明年的生产备料，保证旅客运输、车辆维修等等。他要求先做好红
卫兵的工作。
　　　　两天后，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终于发出关于串连问题的通知，规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各地一律暂停
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
　　　　11月25日，北京的气温降到摄氏0　度左右，在北京军区的组织下，60万红卫兵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建制，
井然有序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26日，毛主席又接见了外地来京的红卫兵180　万人。
　　　　接见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大批红卫兵直接到火车站上车回家，新华社在发表毛主席这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时，
宣布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至此，毛主席已八次接见红卫兵，共达1100万人次。但是，不少刚刚上路
的外地学生，仍然继续向北京进发。
　　　　尽管中共中央结束串连的《通知》贴满了全国大、中、小城市的车站、码头，催促在外串连的红卫兵尽快返回原单
位。但还没有过足免费旅游瘾的红卫兵一时无法回头，他们想方设法，用互换车票的办法继续按照原计划游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于12月1　日发布《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12月20
日以前在外串连的革命师生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
卫兵的吃饭、乘车也不再实行免费。
　　　　至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上千万人大串连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涉及步行串连问题，而步行串连的学生不仅人数也相当多，还多以延安、韶山、井冈山、瑞金
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兰考等为目的地。这些地方各方面的条件都极为困难，根本无法招架大批人员的到来，国务院曾
不得不派军队运粮、运衣、运药品，甚至曾动用直升飞机给井冈山运粮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随后，全国各地的接待站逐渐撤销。从而限制了串连的学生们，散布在全国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原学校。
　　　　1967年2　月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规定“长途步行
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学生们渐渐回到原地“复课闹革命”，绵延半年之久的大串连活动，总算
停止了下来。
　　　　1967年2　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时，说到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大串连起了煽风
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一律都要撤回来。
　　　　3　月19日，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了原定当年春天再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
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并作为通知在全国张贴宣传。
　　　　“串连”活动至此才逐渐减少，范围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但究竟何时串连活动完全结束，恐怕很难有一个确
切的时间，直到1968年，仍有少数学生在全国各地游荡不归。
　　　　从1966年8　月算起，到1967年的2　月，短短半年时间，有数以亿计人次的学生、教师及其他人员在中国大地上穿梭
般移动，南来北往、东奔西突，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大串连，给身临其境的老三届们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们人生历程中宝贵的一页。

第十四章　说“血统论”　谭力夫下场不妙
　　　　　　　　　道“出身论”　遏罗克结果更糟


　　　　1966年7　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几个学生贴出了一幅引起轩然大波的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立即招来了一场广泛而影响深远的辩论。

这场辩论深深影响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后来在红卫兵

　　　　中自然形成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两派”，可以说与之有很大关系。具有高贵血统的干部子弟开始感到恐慌了
　　　　1966年7　月下旬，在一片“造反有理”的怒潮中，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被以“黑帮”论处已成定局。以北大“六一八”
事件为起点，各地各单位都陆续发生了揪斗领导人的现象。7　月下旬开始的反工作组斗争，又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
干部打入另册。
　　　　这一时期捉摸不定的政治风云，使许多高、中层干部及其子女恐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所以响应毛泽东
号召起而造反，主要缘于他们那高贵的革命血统及政治色彩极浓的家庭教育。他们对剥削劳动人民，歧视劳动人民的旧
时代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有一种本能的仇视，而对他们现有的美满家庭，优裕的生活环境，高
人一等的社会地位，高干子弟们则又有一种本能的珍视。所以当毛泽东讲有人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使中国的红色
江山改变颜色的时候，这些高干、中干、普通干部的子女们便坐不住了，他们在强大舆论工具的煽动下，带头扯起了造
反动派反的大旗。
　　　　历史证明，在没有经历近代工业冲击过的社会中，封建主义的意识观念就依然是不可低估的。在适当的机会下，它
们甚至可以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是如此。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传统、讲究血缘宗法观念的社会。这是不言自明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诸如“地、富、
反、坏，右”等“阶级异己”分子的政策，一直存在着“左”的偏差。这些人不但被宣布为社会所不容的“败类”，在
经济待遇和社会生活上予以极刻薄的压制，使其在政治地位甚至人格和尊严上低人一等，而且其家属也都被打上了“黑”
的印记，成为中国社会的“贱民”。也正是传统的血缘宗法意识作怪，这些所谓“阶级异己”分子不但要为生存付出超
常的努力，而且他们的子女也升不了大学、找不到令人羡慕的职业，甚至连婚姻都只能在同样的圈子内解决。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已有实际上的“血统”鉴别现象。
“血统高贵”者（如革命干部、老贫农、老工人、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后代）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优越的待遇，而
“血统低贱”者（如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则往往是人们鄙视、轻贱的对象。
　　　　也正是在17年间，这种由血统而来的使人在社会地位上形成天壤之别的现象，使无数正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们形
成了最初的“血统”意识。当这批青少年后来成为“文革”时大砍大杀的红卫兵时，这种讲究“血统”的意识就构成了
他们鉴别“好人”与“坏人”的标准，也为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