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4期-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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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临风”出院后，她的病床马上住进来另一个年长的女士，第一面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是冬天（一月，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她还是穿着紫色碎花和蝴蝶的厚丝绸的连衣裙进了病房，她的丈夫帮她拎着体面暖和的大衣，和一个像老电影里的道具一样的精致的小牛皮箱。她入院的时间是上午，而探视时间是下午两点，所以她那同样穿着体面得体的丈夫放下小皮箱，把她安置在沙发椅里，就准备向她暂别一会，下午再来看她。“蝴蝶”女士从沙发里站起来，双手搂住满头白发的丈夫的脖子，两人深情无限地拥吻起来——简直像电影里的一幕！
但是后来的日子里，我无心跟“蝴蝶”女士建立起像跟“玉树临风”或者“口红”女士那样的感情和友谊，虽然我其实很喜欢这个优雅又文艺的老太太。再后来入院的病人，我连观察她们的兴趣也淡了，而是专注于读一本英文的畅销小说《Silent Dignity》。我有点感情上满负荷了。
直到周末的一个晚上，我碰到了住院以来唯一令人不快的病人。他们是年轻的一对。想必是周末的缘故，本来在门诊病房候诊或者观察的病人都转到D6病房来。虽然探视时间到晚上八点就结束了，可是年轻的丈夫或者男友却直到半夜还一直陪在病房里。每个病床的电脑电视系统都是有耳机的，可是他们居然不用，在夜深人静的病房里，流行音乐的声音如此刺耳，他们似乎浑然不觉，可怜的“金碧辉煌”几个小时前刚做了大手术，就在他们旁边，一帘之隔，必定是不堪其扰。更令人发指和难以置信的是，洗手间的马桶里居然堵塞了大量的卫生纸，这在公厕也是极其少见的。我整个晚上都不得不艰难地长途跋涉，用病房外的洗手间。我常常会想：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一向重视传统的国度里的年轻一代斯文扫地呢？
五
周末，我的先生终于从德国出差回来了。
本来，我是几天来唯一无人探访的病人。别的病人床头都摆着争奇斗艳的鲜花和温馨的卡片，只有我的床头是空空的。我也是唯一日日夜夜穿着医院睡衣的病人。人家都是带着旅行箱来住院，虽然通常是两三个晚上，而住得最久的我反而是什么也没带——我本来就没有准备住院，自己什么也没带，当然也没人给我送东西。医院的睡衣至少每天都可以换洗：我便今天穿红明天穿蓝，天天换衣服。
英国的国民医疗是免费的。连餐饮和卫生日用品也是免费提供给病人的。事实上，吃喝费用同昂贵的医疗费用比起来，实在是小小零头了。而我这个国际学生，在英国从来没有交过一便士的税，也同样可以享受与英国纳税人没有两样的医疗福利。当然，一个病人是否需要住院，完全是由医生根据病情决定的。在英国，生病一般先看自己社区诊所的医生（CP）——每个合法居民都有自己的医生，而不是直接到大医院，除非是事故之类的急诊。在CP不能处理的情况下（比如说需要手术或进一步会诊的疑难病症），才由社区医生推荐到大医院。而病人的诊疗结束，医院也有义务给社区医生写信，告知病人的状况，以及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CP有自己固定的病人，很了解每个病人的病史，并对病人的健康负有责任。
我，无人知晓地呆在医院里，没有花，没有卡片，也没有零食。整天穿着医院的肥大的睡袍，弯着腰，行动迟缓地荡来荡去，望眼欲穿地等每一顿饭。就算后来有条件联系外面，我也不想告诉谁我住院了。我首先大力阻止了我的公公婆婆来探望我，他们年纪很大了，又不住在剑桥，开那么久的车来看我一眼，给我送一束花，在我看来真是没有必要。我并不必需什么。其次，我也不会告诉任何同学。我的朋友大都是学生，没有汽车，骑车太远，我可不想他们从城里打车来回浪费二十英镑。后来，我学院的朋友毅还是不远千里，骑车来看我——他接到了我先生在德国打给他的电话。虽然毅的来访带给我十足的惊喜，但是我还是在电话里把老公的自私行为数落了一顿。他再也没敢自作主张地联系我其他朋友来医院看我了。
除了毅，另外一位访客是我在医院走廊邂逅的一个中国人珍妮。她在Addenbrooke's医院工作。我当时在走廊里步履维艰地散步，珍妮看我行动艰难的样子，便主动上前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们由此聊了几句，她认出我是那个主持人——我在剑桥主持了四年中国学联的春节晚会。当天下午，善解人意的珍妮就到病房来看我，还给我带来了小说《SilentDignity》。我向她讨教了不少烹饪技巧，决心出院要给自己恶补一番。珍妮走了以后，我才意外发现她还送给我一个精致漂亮的小粉熊。这只小可爱就一直陪伴着我在医院的时光。我把它放在我的病床上，盖上棉毯，来给我打针的护士看得忍俊不禁。我就说：打她吧，别打我。
现在，我好像一下子从被弃的孤儿变成了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公主。老公送来整个病房里最灿烂的鲜花，连护工看了也要赞美几句；可爱又可笑的是，老公给我送卡片，送了不止一张，看起来好像有好多人问候我似的；吃的喝的用的更是堆成小山。更重要的是，老公周末所有的时间都拿来陪我，探视时间以外，我就溜出病房，在病区的等候室跟老公约会。善解人意的护士见了，并不阻拦，只是到点会叫我回病房打针。那时候我的症状开始好转，走路容易很多，也不再需要打点滴，先生扶着我慢慢走动，看医院走廊的画展。最遗憾的是，“玉树临风”“金碧辉煌”等病友没有看到我的幸福景象，她们一定还在心里深深地同情着我这个可怜的“雾都孤儿”呢。
周一，先生得回德国了。好在周一我的症状基本消失，我感到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我谢绝了公公婆婆要开车来接我出院的好意，决定出院自己打车回家。因为不能负重，我让先生把花草树木、吃喝用度全都拿回家，这样我出院时就什么也不必拿。中午，老公清理了所有的东西，轻轻吻了我，就匆忙赶去机场了。我的床头和窗前也一下子空荡荡了，鲜花、卡片、小熊、书报，都不见了，我又恢复成“雾都孤儿”的状态。本来，先生回来之前，我一直一个人在医院里，看着别人繁花似锦，人来人往，一点都没有自怨自艾，但是盛况之后的冷清却给人难以承受的失落。那些穿着优雅晨袍的我起过名字的女病友们全部都出院了，每张病床都来了新人，但是我周末这两天都和老公厮守，床位相邻的病人的长相我都没看清楚过。
我开始不断地问护士我什么时候出院。
晚上，护士给我打完针，告诉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可是我实在难以忍受这哪怕是一个晚上。善解人意的护士帮办好我的出院手续，交给我写给我的医生的信，还有出院后继续要打的针——社区护士会上门帮我打针，帮我叫好了出租车。我终于可以走了。
我把电话电脑卡里剩余的一点钱留给病友，还有一大捧花。跟来给我交代出院事项的黑人护士拥抱了一下，道声再见，向病友们轻轻微笑点头，一个人快步走出病房。
出租车在门口等我，我一路没有讲话。回望Addenbrooke's医院，我好像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月那样长。我喜欢的晨袍女士们都比我先出院了，我像是一场盛宴后最后离场的宾客。那些和善地照顾我的护士们，护工们，我都没有机会跟她们说再见。我知道在这个病床周转效率极高的名列英国最好之一的大医院，她们每天都极为忙碌，每天都迎送很多新旧病人，她们当然不会为跟病人告别天天伤感，那实在是生命难以承受体力之外的情感负担。我没有人可以隆重地说再见，尽管我有这么多的感激和不舍。
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一眼看见的是老公把卡片摆了满满一床。忍了一路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