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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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官民之分，人人平等，首领也要在工厂上班，没有商店和货币，一切按需分配。“我”在岛上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爱情，最后发现又是南柯一梦，不禁叹息：“真是荒谬的英法海峡！”小说以梦境和现实的对照，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反省，并显露出对梦幻艺术的偏爱和依恋。 《吉布赛的诱惑》写好奇的“我”在马赛听从吉布赛算命女郎罗拉的指点，去观看一场美中之美的时装表演，并对模特潘蕊一见钟情。几经屈辱误会磨难之后，终成眷属，共回中国。但潘蕊与“我”的家人和中国的环境格格不入，日渐寂寞和憔悴，“我”又与潘蕊重返马赛。潘蕊担任广告模特后如鱼得水，容光焕发，而“我”却陷入孤独和妒忌之中。这时，又是吉布赛人乐观朴素的生命哲学启发了他们，他们与一群吉布赛人一道远航南美，以流浪和歌舞享受着大自然的蓝天明月，感受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所谓“吉布赛的诱惑”，就是自由的诱惑，自然人性的疑惑。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写“我”应聘去护理一位精神变态的富商的独女。这位小姐受家庭沉闷的空气所压抑，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无私的爱，常常出入下等舞厅酒馆以求发泄。“我”按照医师的指示，表面上是富商的藏书整理员，暗中接近小姐，取得她的信任。侍女海兰为治愈小姐的病，积极与“我”配合，并与“我”产生了爱情。不料小姐也爱上了“我”，海兰为成全他人，在与“我”一夕欢爱之后服毒自尽。小姐深受震动，病愈后入修道院做了修女，“我”也矢志不婚，到精神病院就职，把灵魂奉献给人群。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宗教式的人格升华出一种净化的艺术氛围，在解剖人物心灵方面也颇见功力。 1943年，徐訏在重庆《扫荡报》开始连载40万字的长篇小说《风萧萧》，立刻风靡一时，“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加上这一年徐訏的作品名列畅销书榜首，故而1943年被称为“徐訏年”。假如有一部“重庆文学史”的话，这一年是值得大书的一年。 《风萧萧》仍然以作者惯用的独身青年“我”为故事的视角和核心。“我”是生活在上海孤岛的一位哲学研究者，在上流交际圈里结识了白苹、梅瀛子、海伦三位各具风采的女性：白苹是姿态高雅又豪爽沉着的舞女，具有一种银色的凄清韵味，好像“海底的星光”；梅瀛子是中美混血的国际交际花，机敏干练，具有一种红色的热情和令人“不敢逼视的特殊魅力”；海伦是天真单纯的少女，酷爱音乐，像洁白的水莲，又像柔和的灯光。“我”与几位女性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诡谲的人物关系和激烈的内心冲突使小说悬念迭起。而小说的后半部，忽又别开洞天，原来白苹和梅瀛子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她们几经误会猜疑，弄清了彼此身份，遂化干戈为玉帛，联手与日本间谍斗智斗勇，获取了宝贵的军事机密，白苹为此还献出了生命。“我”和海伦也加入到抗日的情报队伍中，在梅瀛子为白苹复仇后，“我”毅然奔向大后方，去从事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工作。 《风萧萧》将言情小说与间谍小说成功地糅合在一起，浪漫，神秘，惊险，既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又能启发读者的思考。抒情而典雅的语言，飞动而奇丽的想象，使这部小说产生了长久的艺术魅力。 徐訏50年代后著有《彼岸》、《江湖行》等小说，比前期减少了浪漫气息，“开始了对人生境界的哲学思索与形而上追问，文风也更为凝重深刻了”。他的多种创作对港台和东南亚文学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徐訏由于学养丰富，经历又多，所以能够把各种类型的小说因素综合运用，既有“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又有“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逶迤于哲理、心理和浪漫情调之间”。可以说，他所创作的已经是一种十分高雅的现代通俗小说。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后改名卜乃夫，笔名还有卜宁、宁士等。1917年生于南京，抗战前在北京大学旁听及自学，抗战后当过记者和职员，在韩国光复军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隐居写作，1982年去香港，1983年到台湾。 无名氏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的《逝影》、《海边的故事》、《日耳曼的忧郁》等小说，感情凄切，用语铺陈，表现出文学上潜藏的过人才华。40年代以后，无名氏创作了一系列与韩国抗日斗争有关的小说，如《骑士的哀怨》、《露西亚之恋》、《荒漠里的人》、《北极风情画》等，充分显示出作者巨大的浪漫情怀和奇绝的艺术想象，其中1943年底创作的《北极风情画》，引起极大轰动，使无名氏声望大振。 《北极风情画》写“我”在美如仙境的华山养病，除夕之夜，忽有一粗豪狞厉的怪客奔上雪峰绝顶，瞭望北方，发出“受伤野兽的悲鸣”般的歌唱。经过“我”的苦苦追寻和激将，怪客在酒后讲述了一段凄惨哀艳的痛史。原来怪客本是一位韩国军官，十年前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上校参谋，随东北义勇军撤退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除夕之夜意外结识了“美艳得惊人”的少女奥蕾利亚。二人相互倾慕于对方的气质和才华，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后又得知奥蕾利亚是波兰军官的遗孤，两个亡国青年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怀中更进一步成为知音情侣。他们度过了一段甜蜜到极顶的爱情生活。但上校突然接到命令，部队要调回中国，在离别前的四天中，他们把每小时当作一年，疯狂而又凄绝地享受和发泄着生命。当上校途经意大利回国时，接到奥蕾利亚母亲的信，告知奥蕾利亚已引刀自杀。信中附有奥蕾利亚的伤惨的遗书，要求上校“在我们相识第十年的除夕，爬一座高山，在午夜同一时候，你必须站在峰顶向极北方瞭望，同时唱那首韩国‘离别曲’”。上校讲完了他的十年痛史后，就不辞而别了。小说在戏剧化的情节布局中融入了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意识，描绘了奇寒异荒的西伯利亚风光，探究了天地万物的哲理，因此具有一种立体的综合的艺术魅力。 《北极风情画》问世不久，无名氏接着推出号称“续北极风情画”的《塔里的女人》，在读者中再掀波澜。 《塔里的女人》写“我”创作完《北极风情画》后，重返华山排遣郁闷和孤独，发现道士觉空气宇不凡，又发现觉空深夜在林中“如醉如狂地”拉琴。觉空知道“我”对他产生了兴趣，在经过一番对“我”的考察后，将一包手稿交给“我”，手稿中觉空自述的身世就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原来觉空本名叫罗圣提，16年前是南京最著名的提琴大师和医务检验专家，在出席一场晚会演奏时，认识了南京最美丽的女郎黎薇。黎薇身边有无数男子追求，但罗圣提只以一种审美的态度与她保持淡淡的友谊。即使后来黎薇跟罗圣提学琴，二人也只是平淡的师生关系。“不过，在这拘谨与沉默中，我们说不出的觉得接近，默契。”三年之后，黎薇再也忍耐不住对罗圣提深深的爱慕，她把记录自己内心秘密的四册日记交给罗圣提，于是，两人的情感汹涌决堤，他们“好像两片大风暴，大闪电”一样地热烈相爱了。但在天旋地转的狂热之中，罗圣提仍然用理智克制住了情欲冲动。原来罗圣提在家乡已有妻室，他既不忍心抛弃家乡的妻子，又不忍心让黎薇为自己牺牲。于是，三年后，罗圣提把一个“无论就家世，门第，财产，资格，地位，政治前途，相貌风度，这个人都比我强得多”的方某介绍给黎薇。黎薇为了成全罗圣提的道德完善，毅然答应了与方某结婚。然而方某其实是个粗俗跋扈之人，他对黎薇很不好，后来又喜新厌旧，遗弃了黎薇。罗圣提痛苦漂泊了十年，好容易在西康一个山间小学找到了黎薇，而此时的黎薇已经容貌苍老，言行迟滞，连说：“迟了！……迟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罗圣提从此过起粗简的生活，“变卖了一切，来到华山，准备把我残余的生命交给大自然”。罗圣提把手稿给“我”后，就不辞而别。“我”整理好手稿准备出版之时，觉空忽来抢走稿本，并把“我”打倒在地，原来这又是一个长梦，“哪里有什么觉空？我又哪里再到过华山？”最后，“我”希望读者“能真正醒过来！”小说多层的结构和变幻的视角，增加了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以及对荣辱悲欢的梦幻感。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把对旧式婚姻的反省和人物心灵的拷问结合起来，写出了美和善、福和祸的变化无常。而所谓“塔里的女人”，是说“女人永远在塔里，这塔或许由别人造成，或许由她自己造成，或许由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 无名氏把自己1945年以前的写作称为习作阶段，以后的称为创作阶段。创作阶段的代表作是七卷系列长篇《无名书初稿》，包括40年代的《野兽·野兽·野兽》（初名《印蒂》），《海艳》，《金色的蛇夜》和50年代后的其他几卷。《无名书初稿》结构庞大，具有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情感、生命的宏大气势，但主要精华还在于主人公印蒂的浪漫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印蒂在五四时期走出家庭，曾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四·一二”被捕，出狱后受同志怀疑而愤然脱党。经历了一场狂热又失落的恋爱之后，印蒂又去东北参加义勇军抗日，溃散后回到上海参与黑社会走私，在醉生梦死中企图以堕落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小说上天入地，激｜情奔泻，将通俗惊险的故事与现代主义的沉思融为一体，使人得到极为复杂的艺术感受。 徐訏、无名氏的创作，开拓出一种与世界通俗小说接轨的畅销书。他们的作品中有世俗读者所好奇和渴慕的一切：艳遇，历险，战争，革命，艺术，宗教。它有十分高雅的一面，挖掘人性，追觅哲理，文风清新华丽，技巧全面现代。但它又有俗的一面，即故意过分地制造传奇，以“超俗”的面貌来满足现代读者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生活欠缺的乌托邦心理。40年代的中国，受“五四”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读者群已经形成，现代大众需要一种现代形式的通俗小说作为精神食粮，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就正是此中的精品。他们把中国的都市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走向多极（1）
——抗战时期通俗小说的雅化 抗战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狭义通俗小说主要在沦陷区，而国统区只有张恨水一支孤军。与战前的繁荣、调整、中兴三个阶段相比，此期的通俗小说不可阻挡地走向了成熟。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雅化。 张恨水的“雅化”，从他走上创作道路之初就开始了。他的整个创作道路，就是一个曲折的“雅化”进程。在他最早发表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他对新旧两派文学都进行了批评，借施耐庵之口，宣布要“和似是而非的小说商宣战”，借吴敬梓之口讽刺白话新诗。他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文学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潮流”。此后的张恨水的确是按照这个主张对章回小说进行改良的，即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作为雅化方向，精心结撰回目和诗词，后来发现时人对此不感兴趣，便转而学习新文学技巧，更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画和景物烘托。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了许多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这使他成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超一流”作家，同时也成为新文学“擒贼先擒王”的重点打击对象。直到抗战之前，尽管他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作，但他始终觉得尚未找到雅化的终极归宿。他时而在揭露社会的喝彩声中获得一种成就感、优越感，时而又回到以小说为“小道”的自卑感、无聊感中。《金粉世家》自序中云： 初尝作此想，以为吾作小说，何如使人愿看吾书。继而更进一步思之，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至今思之，此又何也？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今有人责吾浅陋，吾即乐认为浅陋。今有人责吾无聊，吾即乐认为无聊。盖小说为通俗文字，把笔为此，即不脱浅陋与无聊。华国文章，深山名著，此别有人在，非吾所敢知也。 事实上，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的促销目的。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