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编零-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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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即不易维持，主要是吃喝变动大，起居变动也大。而且是无书可读。所以最正常的打算，还是九月可望回京。不得已，才会去南京。
……并候双好。
从文
八月廿日上午
一、务必要把身体弄好，这是唯一我们担心的事。也是你们对我和妈妈最大的支持。
二、有关工作，以目前总形势计，只有多做事少说话为得计。因为有些方面下降，是一种社会组织种种必然的趋势，随同社会发展，在可见的日子内还要使人感到痛苦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也即决不是某一部门有三几人正义感可望挽回颓势。肯定还要经过些更大的痛苦才会好转。越知道问题多的人，越“沉默”，即明白“趋势”之不是一人或三数人可以点滴补救。
要对这个有更深的认识和理会，才能作到多做事，少说话，内中有极深远意义。多做有益于人的事，少说无补于事的空话。
但是应当相信，任何恶趋势都是会扭转的，惟决不会在目下可以希望。
三、我这卅年能维持下去，工作信心未丧失，体力情绪也比不少熟人还健康，主要也像是从总的方面学会了最妥的自处之道，即用个“社会主义公民”的资格严格律己。凡事先想国家和公家，再考虑自己，所以永远不至于灰心丧气。即所学本业，也不是什么一帆风顺或得天独厚，其所以取得与人不大相同的进展，就只是不断努力结果，也即多做少说结果。任何当权的要人，都有理由在不得意时即消沉，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责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认真的照国家所需要的去尽职。
【注释
①作者东堂子胡同住处，“文革”中被压缩剩一间。他从干校回京几年，一人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每天一次到约两里外小羊宜宾胡同，和夫人一起吃顿饭，并带回另外两餐。
给程流金一家①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于苏州）
流金、宗蔻小妹：
………
这信写了好几天，因为被亲友拉去看了一回桂花。太湖边真正够得上叫“果园乡”的窑上的桂花。正当摘花时，有千百男女老幼正在忙到摘桂花。一个山接一个山，在阶段整齐的花树下工作，估计能及时摘下的，还不会到十分之二三，其余都不可免随同一夜小雨而重归泥土。桂花栽得并不太密，可是在盛开中多已把压得弯弯的树枝挡住行路人，无法通过。
真是一生奇观。另外又看了一回角直保圣寺的泥塑，大约是五代时作品，水即近宋式，非唐式法。天气好，在小市镇上吃得也很好……这么几天中，北京传来的新消息，和苏州市几条大街上的反映，对这次初初听来如“突然”，其实却是“必然”的新问题，把我们所想象的几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轻了十岁。我们的国家或许正应合了《易经》上提到的“否极泰来”。把我在前信中为小妹等设想的明天，一下子全改变了。倒反而不免重新感到一点“杞忧”，就是更新的明天，要把青年问题由国家来处理得更合理一些。恐怕还要有些周折，折腾，甚至于还不免要受某种封建意识形成的习惯所影响，所干扰，走几年弯路，使年青人在希望中把青春送走。所以有些事，比如学习，有待于自己来解决的，看来还不少。旧的障碍去了，新的随之而来的“看不惯”，“受不了”，使人消极因素，还是要培养“破藩决篱”的“干劲”和“冲劲”，才能加速促进社会合理化的进展。北京熟人来信说：“新的明天对于你的工作会感到需要，是明确的。”可是我自己却以为第三回改业，也因之提出了“更有必要”的证据，能照所拟想的做去，可用时间虽不怎么多，可做的事或更配合得上明天的需要。这只看看今天对青年的“学习对象”的提法，也可看出，“于无路处走出路来”这句话，尽管出于鲁迅之口，是不会特别提出鼓励青年一代真正大胆走去的。
这些日子，在上海或北京，能接触到的，感觉到的，必十分多，盼能把无忌讳的琐琐小事告告。苏州地方似乎也是“四人帮”向南京进行捣乱时一个据点。但是活动的方式，将受到一定制约，不会比上海某一区还花样多些。习历史的大致都可从历史的进展中，早就看得出一个规律，即丑角佞幸，即或在任何新社会里，总还有的是种种机会向上爬，成为“宠幸”和“弄臣”，赫然不可一世。且因“投鼠忌器”，听之为所欲为，使人缄口结舌，同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可是这些丑角，却迫不及待的，在为人造陷阱时，预先为自己也作成了更多的陷坑。又自信极深，以为如何如何，即可趁机会做更多的坏事，同时也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但冰山一倒，终不免弄得惊惶失措，自招毁灭。“四人帮”的恶行，前后恰恰个历史规律却又在中国出现过一次。我们不仅由今可以会古，亦可以由古可以鉴今。社会尽管变得异常迅速而剧烈，这个规律还是值得好好学习。特别是从当前推测“明天”，如何改造人思想，仅仅学习主席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还不容易真正触着许多人的灵魂中的封建意识的残余。
似乎同时还要把学习如何做人，还要把一些乍看来早已过时，一作具体分析，却还特别有用的做一个现代公民所需要的基本原则，牢牢记住不放，学得深而又懂得透，他才可望对于某种巧佞幸进之徒的虚伪诡诈，不择手段的投机取巧的种种坏人坏点子，能有“鉴别力”和“免疫性”，国家的明天，才会真正有个崭新的面貌出现，使下一代青年活得更庄严也更合理，而不至于成为阴险狡诈的丑角，把一切待发扬的有益于国家社会的长处，在重重挫折中毁去。下而至于使得八亿人民都不知如何是好，上而直到使得政治局中几个主要成员，党和国家的最高负责人，各因有所忌讳，除在会议上相见外，平时竟不敢作一般性过从。若不能从这种现实的形成，取得一点教育，十分谨慎认真，对于“城狐社鼠”可作隐蔽保护的根本原因，有所认识，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合理的制约，则到另一时，还难免会出现这种历史性的重复。更何况以目下而言，所谓几个特别突出的大知识分子，就早已学会采用儒家中“礼为尊亲讳，力避犯逆鳞”的心术，和近代政术中的巧佞相结合，用来维持他个人的名位。而且形成的趋势或影响，甚至于比几个彰名显著的小人还具有持久的恶影响。一方面鼓励到封建意识的抬头，另一面也为“四人帮”的小细胞作成培养候补人的温床。按照近代政治的“现实”习惯，总是把“焦头烂额”的人尊为座上客，而不在意“曲突徙薪”的建议，加以深入分析和考虑。也可说因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本来特征——长处和弱点的认识，都还缺少应有理解。重视或轻视，都易过分，难得恰到好处。因此比较老实正派的，反而不如长于巧佞逢迎的吃香，受重视，有出路。只担心知识分子捣乱不合作，却乐于知识分子的逢迎捧场，也因之过去在蒋介石时代“献九鼎”的名流，和在宋美龄身边作“顾问”的人们，都成为吃得开的“不倒翁”、“×××”。而十分本分贴着国家需要默默低头做事的人，反而觉得硬生生的不好对付，不易制伏，别有用心。今后是不是还有些不同认识？恐得有一二年时间才会看得出。
并候长幼佳好。
从文十九日
【注释
①程流金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无从驯服的斑马①
我今年已活过了八十岁，同时代的熟人，只剩下很少几位了。从名分上说，我已经很像个“知识分子”。就事实上说，可还算不得正统派认可的“知识分子”。因为进入大城市前后虽已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的社会变化，知识分子得到的苦难，我也总有机会，不多不少摊派到个人头上一份。工作上的痛苦挣扎，更可说是经过令人难于设想的一个过来人。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般，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政治水平之低，更是人所共睹，毋容自讳。不拘什么政治学习，凡是文件中缺少固定含义的抽象名辞，理解上总显得十分低能，得不出肯定印象，作不出正确的说明。卅年学习，认真说来，前后只像认识十一个字，即“实践”，“为人民服务”，和“古为今用”，影响到我工作，十分具体。
前面七个字和我新的业务②关系密切，压缩下来，只是一句老话，“学以致用”。由于过去看杂书多，机会好，学习兴趣又特别广泛，同时记忆力也还得用，因此在博物馆沉沉默默学了三十年，历史文物中若干部门，在过去当前研究中始终近于一种空白点的事事物物，我都有机会十万八万的过眼经手，弄明白它的时代特征，和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的联系。特别是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的，我却完全像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看得十分认真，学下去。且尽个人能力所及，加以收集。到手以后，还照老子所说，用个“为而不有”的态度，送到我较熟习的公共机关里去，供大家应用。职业病到一定程度下日益严重，是必然结果。个人当时收入虽有限，始终还学不会花钱到吃喝服用上去。总是每月把个人收入四分之一，去买那些“非文物”的破烂。甚至于还经常向熟人借点钱，来做这种“蠢事”。因此受的惩罚也使人够受的。但是这些出于无知的惩罚，只使我回想到顽童时代，在私塾中被前后几个老秀才按着我，在孔夫子牌位前，狠狠的用厚楠竹块痛打我时的情形，有同一的感受。稍后数年，在军队中见那些杀戮，也有个基本相同的看法，即权力的滥用，只反映出极端的愚蠢，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使我记忆较深刻且觉得十分有趣的，是五×年正当文物局在北都举行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时，或许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局的负责人和专家，都出了席。我所属的工作单位，有几位聪明过人的同事，却精心着意在午门两廊，举行了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当时看来倒像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措施。事先没有让我参加展出筹备工作，直到有大批外省同事来参观时，我才知道这件事。因为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我还记得第一柜陈列的，是我从苏州花三十元买来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内中有一部分是图象，画的是些奇奇怪怪的云彩。为馆中把这书买来的原因，是前不多久北京图书馆刊正把一部从英国照回来的敦煌写本《望云气说》卷子加以刊载，并且我恰好还记得《史记》上载有卫青、霍去病出征西北，有派王朔随军远征“主望云气”记载。当时出兵西北，征伐连年，对于西北荒漠云气变化，显然对于战事是有个十分现实的意义。
汉代记载情形虽不多，《汉书·艺文志》中，却有个“黄帝望云气说”，凡是托名黄帝的著述，产生时间至晚也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这个敦煌唐代望云气卷子的重要性，却十分显明。
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明代抄本，至少可以作为校勘，得到许多有用知识，却被当成“乱收迷信书籍当成文物”过失看待。
可证明我那位业务领导如何无知。我亲自陪着好几个外省同行看下去，他们看后也只笑笑，无一个人说长道短，更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于是我又陪他们看第二柜“废品”，陈列的是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还织得有“河间府织造”几个方方整整宋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