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鸽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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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可不是你在学校考试时用来答题的蓝色封面小本子,摩根士丹利的蓝皮书自有独到之处。它详细描述了不同的金融市场灾难对公司的影响。摩根士丹利的行业专家组成了特别委员会,定期开会研究各种风险的后果,记载到蓝皮书上。他们不一定喜欢开这种会,有人抱怨不间断地写这些蓝皮书就像学生每学期写论文一样愚蠢。不过,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一丝不苟的方式利大于弊。一般来说,摩根士丹利不会犯大的错误。通过避免重大失误,公司上市六年以来,平均每年的股本收益率高达25%,是所有公开上市的美国证券公司里最高的。蓝皮书功不可没。它的存在证明摩根士丹利的业务虽然在向更高风险的领域转移,公司至少部分保留了J。P。摩根时期旧有的保守作风。
1994年的年底越来越近,墨西哥的形势继续保持良好,但是蓝皮书描述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有一个新兴市场交易员承担了极高的市场风险——利率每变动一个基本点,公司的潜在风险可能高达2 000万美元;同时,我们继续销售着“有创意的”墨西哥衍生产品。有迹象显示,摩根士丹利内部有人开始担心墨西哥有过热的危险。大多数专家都同意如果拉丁美洲有一个国家陷入金融危机,整个地区都会受到牵连。我们把这种损失扩散的可能性称为“龙舌兰效应”,和几十年前的多米诺效应如出一辙。我的上司认为这种理论是成立的,但是不太相信危险就近在眼前。
而我除了相信我的市场会持续兴旺之余,还决定享受一个向往已久的假期。12月1日,我休假归来,正好赶上墨西哥新总统——欧内斯特·齐狄洛的就职典礼。齐狄洛并不是总统的头号人选,领先于他的对手在竞选过程中被人刺杀身亡了。然而,就连头号总统竞选人被刺也没有动摇人们对墨西哥市场的信心。齐狄洛顶替了对手,顺利当选。刺杀事件后,摩根士丹利曾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备忘录,称“不出所料,墨西哥的刺杀事件对市场有负面影响”。市场很快就收复了失地。比德亚特·森发牢骚说:“每次我想做墨西哥交易,都有人中弹。”这并非夸大其词。尽管如此,人们对墨西哥的态度还是乐观的。
12月初,衍生产品部也受到了焦虑情绪的影响1。有个阿根廷Pre4s信托的买家说想要再买些同样的债券。两个月前我们给他的报价是95美元左右,后来债券有所贬值,我们需要计算新的价格。这时候有个交易员过来了解情况,他担心我们是否会以公平的价格买回债券,更担心如果我们的报价过低,投资者可能发现摩根士丹利在这笔交易上赚取的佣金。他忧心忡忡地问我:“我们的奥兰治县交易怎么样了?”
我停下手头的工作,瞪着他问:“奥兰治县?你在说什么啊?”
他笑了,很快改口说:“啊,弗洛伊德的口误。我是说我们的Pre4s表现如何?”
我告诉了他。然后我们开玩笑说公司今年还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是何等的幸运。另一个同事也加入了我们,抱怨公司的律师不让他做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交易。他就可能被判刑的前景开玩笑,想像他的女儿看到他穿条纹狱服时的反应:“妈妈,看看爸爸的新衣服。他是不是有了新工作?”这样的前景似乎很遥远。 虽然有奥兰治县灾难性事件的影响,12月初的时候衍生产品部还是充满了节日气氛。我们体会到一年将尽时典型的紧张而愉快的情绪。我们讨论即将发放的奖金,评论同事的私人生活,交换关于上司的流言蜚语,就是没做多少工作。圣诞聚会就要到来了,这正是思考和回顾的大好时间。聚会那天的下午市场表现迟钝,几个经纪聚在一起聊天时说起某些衍生产品交易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其中一个人说:“只有罪犯才能在这行干得好。”差不多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不少经纪都打算离开衍生产品部,有人想回印度参与家族生意,另外几个人在考虑其他公司发出的邀请,还有几个想调到摩根士丹利的其他部门。没有人为继续销售衍生产品而感到兴奋。稻草人总有好主意,这次他建议把衍生产品部重新命名为“反常产品部(Deviant products group)”来吸引注意。
我们取笑公司其他赚钱少的部门和公司最差的经纪。年底的时候,无能的经纪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摩根士丹利流传着一个对下属要求很高的经理的故事,是年底没能完成工作的经纪的最好例子。 故事中的经理试图向一个经纪解释一笔比较简单的交易,但经纪就是弄不明白。这个经纪不怎么精明,那年他没卖出多少债券。经理越来越生气,尽了最后的努力解释这笔交易,可还是没有用。终于,经理问了最核心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能完成工作?”
没有回答。
“听着,你到底有多笨?这是很简单的工作,任何人都能完成。你给客户打电话,然后把债券卖给他们。他们喜欢债券。你怎么就干不成呢?”
还是没有回答。这下,经理实在火了。 “该死的,随便哪个人都能干这个活儿!十岁的孩子都行!他妈的连狗都行!”就在他瞪着这个经纪的时候,他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喊道:“给我找只狗来!”
没人动一动。这个经理继续大吼。
“我是说正经的!把这个经纪开掉!我要找只狗来替他!给我找只狗来!马上!他妈的给我找只狗来!”随着他的叫喊,一群人围了起来。
有几个经纪匆匆跑出去,想碰碰运气,是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曼哈顿中城找到只狗。那个倒霉的经纪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颜面扫地。他的上司并没有受到节日欢乐气氛的感染,仍然在吼叫:“他妈的给我找只狗来!” 这个故事后来传遍了华尔街,资深经纪或交易员在表达对低级雇员的失望时,常常会叫人找只狗来替代他们。
我不相信狗可以替代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离开交易厅,前往麦迪逊大街的马克西姆参加圣诞聚会。
圣诞聚会场面豪华。两条铺了红地毯的楼梯旋转向上,通往一个镶满了镜子的大型酒吧。旁边宽敞的餐厅里摆满了优雅的餐桌。饮料像水一样流淌。我站在酒吧里和稻草人喝了几杯威士忌。我看到了交易厅的首脑人物彼得·卡奇斯,如果约翰·麦克有一天退休的话,卡奇斯很可能就是摩根士丹利新的掌门人。我只在工作场合和卡奇斯简短交谈过几次,那天我有点儿喝醉了,决定上前和他攀谈。我问候了他,和他握了手,然后告诉他我是衍生产品部的。他说他认识我。我们讨论了当年最受关注的衍生产品交易,他谈到接下来的一年衍生产品会很难赚钱。当我请求他不要炒我的鱿鱼时,他笑了。我们讲关于衍生产品的笑话,奥兰治县、信孚银行。我们似乎是老朋友。我真希望我的上司是他,而不是女王或稻草人。 聚会进行得不错,也不怎么暴力,这在投资银行的聚会中相当少见。以前,有个同事因为在聚会中和首席政府债券交易员打架而被扫地出门,事后更被要求自动辞职。我见过不少经纪的酒后暴力行为,其中有人的头被啤酒瓶击中,撞碎了酒瓶。相比之下,这次聚会平淡无奇。聚会上有幻灯片演示,有滑稽模仿秀和跳舞,有足够的酒,但是没有争斗。
第十章
MX交易,还有东京数量惊人的不正常的金融行为,极大地激起了我的兴趣。日本似乎是所有衍生产品经纪的天堂。相比之下,纽约的业务停滞不前,新兴市场交易已经变得缓慢而乏味。我开始协助一些东京发起的交易在纽约的部分工作。东京分公司最近完成了几笔大象交易,每笔都有超过100万美元的佣金。我相信东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前途无量。
东京分公司由永远活跃进取的乔恩·金瑞德掌管。他追求利润的劲头像头斗牛,圆脸上几乎总是带着最新的衍生产品交易引起的兴奋红潮。一旦有客户对交易产生了兴趣,金瑞德很少让他们空手而归。他手下的雇员都是富有攻击性的推销员,现在他们的人均佣金量已经超过了纽约的经纪。
春天在摩根士丹利是调动工作的时节,我也在考虑调到东京去。每年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都要根据雇员在他们眼里的表现优劣进行人事调整。我知道这个程序。你可以根据上司分派给你的工作判断你的前途。如果你的前途光明,你将在纽约获得晋升,或者可能被调往伦敦或东京;如果你的前途暗淡,你可能被发配到布鲁克林办事处保管交易记录。如果你的未来不确定的话,你将原地不动。萨兰特叫我离开新兴市场衍生产品业务时我有些担心,我认为这是个坏兆头。在我能谈妥更好的职位之前,我希望管理层至少让我保持原位。
发过年终奖金后,管理层开始召见部分雇员讨论调动计划。谈话的开篇总是“某某(雇员的名字),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管理层故意使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能意味着你将获得晋升,也可能意味着你要打包走人。他们试图衡量你在等待下文时的反应。等待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可怕的。如果你显示出恐惧,最终的变动可能更加不利。经过一分钟的沉默,有人会问你对某一项业务的看法,通常这个部门是他们计划将你调往工作的地方。你永远也不想听到“那你觉得市政债券怎么样?”如果他们问你“那你觉得布鲁克林办事处怎么样?”你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
到那时为止,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一直聚焦在新兴市场。墨西哥货币崩溃造成的后果使我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忧心忡忡。我也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包括调动到公司其他部门,但是我还没有和管理层讨论过任何计划。不论升降,我希望他们在调整我的工作之前能多给我一些时间。这样的话我就能更好地控制局面,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谈判。也许他们会让我保持现状,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找我谈话。
可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马歇尔·萨兰特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两个经理。其中的一个关上门,让我坐下,然后程序启动。“弗兰克,我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一年作些调整。”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以防止泄露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反应。我表现得无所畏惧,沉默地看着他们,等待他们的下一步。同时,我在脑海里追溯我短暂的职业生涯,回想我是否可能做错过任何事情。我以为我干得不错,所有正式评估都显示客户和同事都认为我是称职的经纪。我试图为“布鲁克林”或是更骇人的字眼作精神准备。如果听到“市政债券”,我准备拔腿就跑。
终于,一个经理问我:“弗兰克,你觉得东京分公司怎么样?”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吃了一惊。这个问题证明管理层对我有信心。在投资银行,如果你的表现好,他们很快就会把你调到赚钱的地方去。1995年的时候,对于衍生产品部来说,钱都在东京。显然,我的上司相信我能说服日本客户购买高利润的衍生产品。
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得到我完全不胜任的工作。第一波士顿让我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现在摩根士丹利又让我向日本客户销售更稀奇古怪的衍生产品。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日本客户,甚至没和他们通过电话,对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也一无所知。好吧,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抑制住想断言自己不能胜任的欲望,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过调往东京。我很愿意去待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于是我自信地回答:“我认为东京是我们的利润所在。”
我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说我只是暂时去东京,协助那里的衍生产品部销售工作。不知何故,东京需要我这个想法让我安心。管理层让我做的工作是刺激的,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不困难。我们的东京分公司充斥着狂热的客户,其中很多都染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毫无保留。管理层想确保东京有足够的人手把客户一网打尽。东京的衍生产品销售队伍里有不少老手,但是他们显然还需要一些季节性的短工。
我对东京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拼图的最后一块。时至今日,我已经对衍生产品有了相当的了解,适应了纽约的公司文化,也认识了不少伦敦的同事。但是东京仍然是个谜。
我从来没有到过靠近日本5 000英里的地方,更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