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是我们的恩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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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腿，是个浩大工程。先缠衬布，朱彦夫头尾蜷成圆圈，身体能用的部位都用，好歹缠上了。接着再缠绑带，绑带一卷六七米长，刚缠一圈，“嘣”掉地上了，爬下叼起来，缠好的全松了。头回缠，绑带就掉床上100多次。套假腿相对容易，可怎么也锁不上皮带扣，扣不上，前功尽弃。“真败兴！”朱彦夫只好用牙把假腿叼到床上，用棉被固定牢，然后拿舌头舔、用嘴吸、使牙咬……
屋里原来有10来斤地瓜干、半瓦罐水。朱彦夫每天只喝两口水，吃两三块地瓜干。20天后，地瓜干没了，水也喝光了，朱彦夫饿得连床也爬不上去。
终于第一次自己安上了假腿，朱彦夫高兴地撑着双拐，猛地用劲站了起来，一迈步“咣”地摔到地上，晕了过去。
“我觉得身子下边很柔软，有弹性，像是半空悬着一样。我用胳膊一划拉，醒过来了，原来是下大雨，水顺着墙缝、门缝进到屋里，把我泡醒了。”
他把嘴贴到地上，猛喝了一顿。天晴了，水慢慢渗下去，地上留下稀泥。他练习用勺子，把泥巴弄到碗里，再从碗里吃进嘴里……
“没吃了，你不好招呼一声，让人送点儿？”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打断他。
当地的民政局局长来看朱彦夫，他妈说早回荣军院了。“不对呀，荣军院说是回家了。”
“坏了！”局长赶紧问：“近处有没有水井？”他担心朱彦夫自杀了。
最后找到了小东屋，推开门，都惊呆了。
屋里乱七八糟，到处是碎碗渣，朱彦夫坐在地上，依着筐子，两只胳膊抱在胸前，眼睛还看着掉在地上的勺子……
“局长看我这样儿，以为是死了，跟来的人，跪倒就哭开了……”
“不，俺孩子没死！”朱彦夫的母亲说。她用脸贴了贴朱彦夫的脸，冰凉。
突然，有人看见朱彦夫的左脸抽动了一下，赶紧给他灌水，送医院，朱彦夫又一次被救活了。
医生们直纳闷：正常人断食10多天早完了，他怎么还能活呢？“我才不信命，没被折腾死，我想可能是我的内脏没有毛病吧。”朱彦夫说。
我追问：“从此后，你就会自理了？”
“哪这么容易，那只是开了个头。光能做不行，还有个熟练程度和时间问题。安一次腿要好几个钟头，那哪儿成。”他答。
我们谈话时，朱彦夫坐在床上，挽起的袖口，悬着两条断臂，一只臂碴尖，一只臂碴圆。他划火点烟，先用两只残臂夹住烟盒，抖出一支叼住，再夹住火柴盒，把火柴杆抖到桌上，用稍长的那只断臂，很快捻出一根，两臂夹牢，然后，对准立着的火柴盒，果断而用力地划去，“嚓－”着了。
“生活上的事，你现在是不是都能做了？”我问。ｖ
“也不都能。像扣衣服扣子，我只能扣第二个以下的。”听说前几天去泰安做报告，他还爬了回泰山，我问是不是真事。
朱彦夫显得愉快，说“从南天门到玉皇顶，我走了四分之一吧。抬我的年轻人，手都磨起了泡，我就要自己下来走。登泰山，我想了好些年了。”“到山顶了吗？”
“当然！我想办的事，决不半途而废！”
“我们家已经有个特等残废了，决不容许再出一个特字——特殊公民”
到了1958年，朱彦夫已能自食自理，而且结婚有了女儿，他每月有42块钱的残废金，过日子不愁。“可我不能一生一世，只学会进食、解便，这和个低等动物有啥区别？”他要干点什么，就在这个小村里。
朱彦夫的家一天比一天热闹，他有台小矿石收音机，当时算是稀罕物，乡亲们闲了，就来听戏。朱彦夫用自己的残废金，买了上百册书，办了个家庭图书馆。不久，他被选为张家泉村的支书。
大伙儿说：“你只要在家坐镇指挥就得。”而朱彦夫后来显出的本事，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支书一当就是25年。
他的大女儿朱向华回忆说，他爸要他们打小记住：“咱家已经有个特等残废了，绝不能容许再出第二个特字——特殊公民。”
朱彦夫当支书时，干了几件大事：一是治山造林，发展果树，建了桑园、胡椒园、苹果园等。二是修田造地，如在1000多米长的“赶山沟”石板棚上垫土。三是引水修渠。四是架电：朱彦夫为了村里通上电，从1971年起，前后断断续续跑了7年，行程几万里，才备齐了20华里的架电用料，将光明送到村里，并使沿途11个行政村也结束了无电历史。
朱彦夫倒没讲这些，只讲了两条25年当支书的体会：一是要亲自到劳动第一线。二是要独立行动。
村里打井那年冬天，朱彦夫有天去工地，一直在外头待了3个钟头，腿由痛变麻。他坐到地上，想把腿卸下歇会儿，可怎么也卸不下来。用牙咬，胳膊砸，往石头上磕也不行，别人跑来一看，原来是假肢和伤腿冻住了。
朱彦夫当时用的假腿，是铁皮和木制的，重的有19斤。装上两个小时就得卸下来，走不上一里路就磨得痛。
“痛起来的滋味，像火烧、水烫，又像无数钢针在扎。磨破皮的地方，流出的不是血，是淡黄和青黄的液体，冻伤都是这样。”赶上外出，朱彦夫的假腿，一穿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
有回去搏山跑料，赶上大雨，土路都冲垮了，汽车不能跑，朱彦夫叫了辆三轮车，把他送到市郊。回县里，还要走40多公里，途经松仙岭，“看看天太晚了，又找不到旅馆，我就宿营了。”
他枕着一条假腿，怀里抱着一条，靠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过路的人，以为他是个要饭的，直可怜他。
第二天一早，朱彦夫挨门挨户问，有没有独轮车，松仙岭太高，他上不去。“后来我看见了一头驴，给了老乡15块钱，让他送。”
驴上没鞍，朱彦夫没手，上岭时，他顺着驴屁股往下溜；下岭时，又从驴头往下栽。过了松仙岭，他摔下来几十次。
朱彦夫不愿别人可怜他，同情他，照顾他，自己能去的，他都是一人去。检查农活，他常晚上一个人去地头。月明星稀，全村人都进入梦乡，朱彦夫悄悄出发了。他的假腿走起路磕磕绊绊。为了轻快少摔跤，他干脆把假腿搁在路边，或搭在肩上，膝上，爬去爬回。
董月玲：极限人生（3）
“第二天小队长汇报时，我心里早有数了……”他说这些时，显得快慰，但很快又不高兴了，说：“我就不明白，现在一些干部，一下来一大群，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跟问题，怎么能了解到群众甘苦？我看他们这是在夸官亮职嘛！”
张家泉村在沂蒙山区腹地，我去的时候，正摘苹果，当年的果园还在，山坡上的果树上，结满了国光苹果，通红，压得一些树枝都挨着地。羊肠小道上净是碎石了，一走一秃噜。当年的村副业主任张茂光说：“老朱就从这山上翻下去过。”
他介绍说，老朱当支书后，才成立了村副业队。1967年，朱彦夫亲自踏察，定在这里建果园。他们自己育苗，栽了这1300多棵苹果树，每年能收10万斤。
他又讲了当年如何在老朱的带领下，大搞“山、水、林、路”，在“周围几个村里俺们是第一个引来水，第一个用上电的。”张茂光挺自豪地说。
朱彦夫卸任于1982年，这时他的内脏出了毛病，得了肝病、胃病以及心脏病等。“这回该歇歇了！”别人都这么说他。
“出版不行当家史，家史不行当遗嘱”
歇在家里，快60岁的朱彦夫又要折腾，他要写书，把自己40年来的经历，写成一部书。
起初，家里人不当回事，“一个一天学没上的人，能写书？”朱彦夫就是朱彦夫，说写书就写书。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写，就写了7个年头。
写书，一点不比他早年藏在屋里练自理容易，同样也是一种煎熬，只不过那时多熬身，现在熬心。“写字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力不从心。比如战场上的惨烈感觉，心里可强烈了，但表达不出来，憋得人难受！”他从前整天整夜地重复一个吃饭动作，现在整天整夜地想一个词，一个句子。
在荣军院时，朱彦夫上过几天速成班，因为眼离纸太近，写不了多久，头就眩晕。他的左脸受过伤，脸上的肌肉不时地痉挛，嘴吃不住劲，好不容易写到纸上的字，也被顺着笔杆的口水浸得模模糊糊的。稍后，朱彦夫再用上两只断臂，慢慢能运笔了，就嘴臂分开，用胳膊抱着写，写出来的字，由大如拳头，到小如铜钱，最后终于一点一点地装进稿纸上的小格子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朱彦夫每天写书时，在大腿上垫个棉垫，腿上放块写字夹，用胳膊抱着笔写，一天能写上百字，多时能写三五百字。
有时候胳膊写得又酸又痛，不听使唤。查字典时，得用舌头一页页舔。查一个字，最慢要一两个钟头。他用过的字典，被口水浸得变色、变重……
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日夜煎熬，血压上升，视力下降，心脏病也犯了，刚住3天院，朱彦夫就急着回家。到家开始发高烧，几天不省人事，又被送进医院，一查，原来是双腿伤口发炎引起的。医生说：“如果不好好治，你的腿，还有可能再次截肢……”
朱彦夫写书的经历，给一家老小留下太深印象。以至他外孙女有次上化学课没答上老师的提问，回家后竟气呼呼地骂自己：“跟姥爷比，我还算是人吗？”
朱彦夫原来每月的残废金是40来块，后来涨到200块。“如今这点钱他俩哪够？一年光是煤钱就要1000多块。”朱向华说：“作为父母，他俩比别人更难，付出的要多得多。可俺爸爸，孩子给一分钱他都不肯要……”
谈起写书的种种原因，朱彦夫说：“讲句心里话吧，我写书还有一个原因，是想解决一下经济问题。老花孩子的钱，我抬不起头啊！可写了一半才知道，现在写书，可能挣不到钱，还要往里贴钱啦！”
朱彦夫把写好的部分，拿给县上会写作的人看。人家看后告诉他的孩子：“回家告诉你爸，别受罪了，写得再好上10倍，也出版不了。不是写谈恋爱、跳舞的，谁看？”
没人看，他也要写下去：“出版不行当家史，家史不行当遗嘱。”他给自己的书起名《血蚯》。
“蚯蚓是个低等动物，也无手无脚，可它还能松土肥田呢。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我就是要在人们板结了的思想里松松土。”
朱彦夫的这部书，不知修改了多少次，累积写了300万字，最后写成了40多万字的手稿。1996年春天，他专程去济南送稿。
一清早，儿子用自行车把他驮到汽车站，班车已客满关门。司机去填路单，朱彦夫让儿子把他从司机门抱进车里，连急带累，上了车他就趴在发动机盖上。
司机回来一看这么个人趴在发动机盖上，以为是个坐大街要饭的，非要朱彦夫下车不可。家里人把事情一说，又拿出书稿，司机顿时态度大变，还要免票，朱彦夫一听不要钱，就非要下车。最后，他就这么坐在发动机盖上，到了济南。
下车后，一口气走了10里路，才找到一家便宜的小招待所。后来，朱彦夫找着了当时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李存葆。把他安排在军区招待所吃住。
朱彦夫不肯白吃白住，李存葆就说他：“像你这样的人，就是住将军楼，天天吃国宴，也不过分！”
1996年8月，朱彦夫的书，以《极限人生》的书名正式出版，首印两万册，10月，又加印了两万册，朱彦夫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我问朱彦夫：“听说省里还要推你当典型，你怎么看这事？”
他想了一想说：“我只写了本小册子，不足以扬得那么高！”
“把我说得一点没缺点，那不客观。”他停了停，又说：“我跟有关领导也说过，我不愿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人，不愿做一个有别于群众、把一些不实不当的东西加到我身上的人，我特别不愿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不愿上电视，不愿让领导人接见……”
“为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怕丢丑，就是在一般人跟前，我也觉得低一头。让我站到领导人面前，让他们接见我这样的人，我万万想不通……”
我换了个话题：“你的书才出两个月，就发了那么多，你现在该感到安慰、高兴了吧？”
“不太高兴！”又让人意外。
朱彦夫认真地说：“我觉得书的后半部分没写好。我现在想静下心来，再沉淀沉淀，把后半部分重写。”我望着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像初次见面时一样，朱彦夫仍坐在床上，在秋天的阳光里，他稀疏的头发泛着银光。
在通往正常人的生活道路上，他一次又一次，把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