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房中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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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沟通（我们有捡手绢、做衣服一类糙招）。涉及房事，也有教女人如何投男人所好摆姿势，没有高潮也要假哼哼一类秘诀。ヾ还有《欲经》，这书不但和中国的房中书一样的“不洁”，而且还打著印度宗教和种性制度的深刻烙印，别说“男女平等”，就连“男男平等”或“女女平等”也不讲带有“生物本能”的“荒诞”之处也一点不比我们逊色。如《肉蒲团》写未央生愧“本钱”不大，请“天际真人”动手术，竟将狗鞭移植于“那话”之中，很令读者骇怪。这种想象大概就是受外来影响，很有印度特色。因为《欲经》对这类把戏的描写那才叫淋漓尽致。原始民族喜欢“人体雕塑”，刺面文身、贯耳穿鼻，遗风见于各国，但象印度人拿生殖器（男性的）开刀，横切竖割、打眼钻洞、镶环嵌珠，以为非此不能有“乐”。这种“根雕艺术”好象还比较少见。
中国的房中书是技术书，而且是相当专门的技术书，它的特点是“术语化”和“公式化”形成很早，而且一开始就同文学有分工，只谈“性”不谈“爱”，追求简炼精赅，避免拖泥带水。这是它比较发达的一个标志。现在从文献著录和考古发现看，房中书在中国的发现至少不晚于西汉文帝时（公元前１００年左右），而且从其成熟和稳定性判断，还可上溯到更早。我们估计，将来必有战国时期的文本发现。例如汉文帝时的名医淳于意，就已从他的同乡阳庆授读过此类秘本（“接阴阳禁书”），马王堆房中书也大抵抄写于相近的时间。晚一点，《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八种房中书。这些书都已亡佚，但东汉流行的房中书，有道教盛称的“房中七经”（黄帝的房中书、《玄女经》、《素女经》、《容成经》、《彭祖经》、《子都经》、《陈赦经》），仍有不少佚文保存。比较出土的汉初文本和传世佚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书里的问对人物虽换来换去，但谈话的内容大同小异，从术语到体系都很相似，可见早已定型。中国的传统，很多都是两千年一系相沿不改，例如晚明抄本《素女妙论》，就和汉初的马王堆房中书连细节都极为相似。
对中国的房中术进行批判，“生物本能”说最不著边际。我们中国人讲“生物本能”，喜欢以“食”、“色”并举（今痞子呼为“二巴”），但马王堆房中书《天下至道谈》之所以把房术称为“天下至道”，只是因为“人产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他们只承认吃饭、睡觉可以不学就會，并不认为“色”也在其中，因而强调“合男女必有则”，因而要把这个“则”当学问来做。在我看来，这正是它很严肃、也很科学的地方。王朔的小说有一句话，叫“爱有千万种，上床是最下一等”。但是西方性学家以为凡上帝不耻于创造的，我们也不耻于言说”。他们的性学手册讲床笫之事，照样也是舍道德、宗教、婚姻、家庭不谈，毫无罗曼蒂克可言。可见在这个“最下一等”上，洋人和我们也是所见略同。要找中国房中书的“毛病”，当然还有许多。例如这类书是以“房中”（犹今语“屋里的”）、“阴道”（也叫“接阴之道”）、“御女”为名，详于女而略于男（比如讲“女有九宫”就比“男有八节”要详细，连图都有），就很明显是以男性为中心。其体裁多依托帝王（由帝王垂询，而由带神仙色彩之智者作答），也有很浓厚的多妻制色彩（但并无贱视平民之意）。这些都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不过，拙见以为，即使连这样的东西也不必大惊小怪（见不怪为怪）。因为这类态度以今日看虽不近情理，但在古代却属正常。男权在古代的普遍是不用说了。多妻，以西方基督教的标准看是反常，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况且即使是西方的传统，原来也有类似背景。比如１９９３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剿灭的柯瑞施（David Koresh），他就是以《旧约》中的大卫王自居，理直气壮地以“多妻”为正统。《天下至道谈》说“句（苟）能持久，女乃大喜，亲之兄弟，爱之父母”，当时的人讲房中，意义之伟大而止乎此，你还能要他讲什么呢﹖中国房中书同道家和道教有密切关系。这种书，早期与晚期不太一样。早期，两汉魏晋和隋唐，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类古书，他们虽然往往打著帝王的旗号，但不一定是禁秘之书，反而往往是普及本。这类书与“黄老之术”有密切关系，如《素女经》、《玄女经》、《容成经》就是属于黄帝书而汉代注释《老子》也有以方技和房中解老的传统（如《河上公章句》、《严遵指归》和《老子想尔注》），房中书借《老子》中的词汇为术语，传统可以上溯到马王堆帛书。
但这样的书，所述多是常识规范，被葛洪讥为“粗事”，魏晋道教对房中术真正看重的是口诀和言外之教。後者见于《黄书》、《仙经》等书，往往都是围绕“九浅一深之法”、“多御少女莫数写精”、“还精补脑之术”这三大要领。这类要领虽可溯源于马王堆房中书，但在操作上大概有许多具体规定，後来有进一步发展。东汉末传房中术有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传容成之术（甘始、左慈、冷寿光、东郭延年和封君达，即黄老派的房中术），一个是传彭祖之术（黄山君），一个是传玉子（张虚）之术（天门子、北极子、绝洞子、太阴子、太阴女、太阳女）。前两个派别所传可能多为“粗事”，但後一派别与“墨子五行术”有关，所述口诀同张陵《黄书》相似，似带有较多神秘色彩（见葛洪《神仙传》）。後世内丹术的发展当与这一类秘术修炼和口诀传授有关。
我体會，上面提到的“从养生到荒诞”，所谓“荒诞”大概主要是指内丹派的房中术。关于内丹术，我并不在行，这里不敢多说，只想讲两点。第一，内丹术在宋以前地位不如外丹，这点与科技水平有关。因为呼吸吐纳、屈伸俯仰、男女交接虽然都是最老牌的健身术，但它们皆属“无本生意”，在“金丹大药”为“高科技”的时代，自然不被看重。战国秦汉以来，人们最迷信的是“药”特别是化学制剂的“药”（今天的西方仍如此。他们的化学也是源于炼金）。比如葛洪就认为，只有金丹是致仙之本，如药不成才兼修众术。他不但不认为凭房中可以“单行而成仙”，还直指其说为“巫书妖妄过差之言”（《微言》）。这是宋以前的主流。第二，现在研究者多已指出，外丹术的衰落是在唐以後，因为唐代吃死了一大批皇帝。房中和其他“无本生意”借这一契机复兴，有一大特点，是它们用外丹术语全面改造了原来的体系。新的房中书有各种派别，恐怕要从道教的内在思路去研究，并不能简单以对女性的恐惧、仇恨或压榨概括之。这些派别的共同点是进一步技术化，希望借外丹以外的技术达到神仙境界。如果我们从道教外的观点去看道教，当然可以视其宗教境界为“荒诞”，但这种“荒诞”正唯其是专业体育式的唯技术主义，所以也就和大众的关系相对的少。宋明以来，房中采战主要流行于道教内部和宫闱之中（史志不载这类书籍），普通百姓别说花不起功夫赔不起钱，光是老婆太少这一条，就得让他们望而却步。我们若以这样的局部去概
括中国古代的性传统恐怕不妥。
鉴于上述讨论，对中国性传统的评价，我有一个积极的建议，这就是我们与其拿房中书作标本，对中国的两性关系做社會学评价或意识形态批判，还不如从中国明清小说入手。因为后者不但比较非技术化也比较世俗，而且有丰富的社會场景，更能反映全局。
中国小说讲儿女风情，种类很多，可以“性”、“爱”并举，也可以只讲其中一种。统言之曰“人情小说”，分言之则有许多细别（如“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和“淫秽小说），从异性到同性，从正常到变态，从闺阁到青楼，从皮肉烂淫到儿女情长，简直应有尽有。明清之际，市井繁华，人欲横流。俗话说“饱食思淫欲”，那时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什么都想得出来，有些简直入于科幻之境。加上中国印刷术又特别发达（比同时期国外印刷物的总量还大），当然最能反映中国性传统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东西和古代的房中书或道教传统当然有关，但又很不一样。例如早期房中书讲体位，有十节、九法、三十式，花里胡哨，好象菜谱（一位法国朋友这样讲），但入于小说只有三种，一曰“顺水推舟”，二曰“隔山取火”，三曰“倒浇蜡烛”，不但名称大变，而且数量被简化，反而是最基本的体位（西
方叫“前入”、“後入”和“女上”）。还有《金瓶梅》等书多有“二八佳人体似酥”一诗，相传是吕洞宾所作，就是出自道教，但书中所述还是以普通人的一般性生活为主。
对中国古代性生活应当怎么看，高氏之书只是搭了个架子，很多问题还值得讨论。特别在女权运动勃兴的现在，对高氏之书的“反思”更在所难免。例如近来美国教授费侠莉就已写出新的评论，并且遭到旅美学人李晓晖的反诘。费侠莉从女权角度抨击高氏之作，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但她的问题是对史料误解太多。比如她从房中书可以读出压迫妇女，从胎产书可以读出关心妇女，并以此虚构中国历史的前后反差和儒道对立，就是属于“求荒诞而得荒诞”。因为中国的胎产书原与狭义的房中书出于一系，中间并没有她想象的那种对立。
过去陈寅恪先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曾指出研究历史并不是同古人找茬，寻找他们的可笑之处（这很容易），相反他主张要对古人抱“了解之同情”，我很赞同。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有一种陋见，就是今人行事思考，大可不必纠缠于古人，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合口味，则束书不观可也。（柯文辉﹕《中国古代的性与社會》《读〈中国古代房内考〉有感》，《世纪》１９９３年２期５２－５５页康正果﹕《从养生到荒诞（房中书透视）》，《读书》１９９５年２期４６－５２页Chalotte Furth： 〃Rethinking Van Gulik： Sexuality andReproduction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 and the State； PP。 125…146； edited byChristina K。 Gilmartin etc。； Harvard； 1994； 李晓晖﹕《千古风流在中华－－高罗佩其人、其妻、其艺、其学》
注释﹕
此书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译本。戴本是从法文节译本译出，删去其“生物本能”部分。
如《大乐赋》即属色情文学而不是房中书。同样，严格地讲，《爱经》也不是房中书。
例如李小江有“男性经历了五种社會形态，女性只经历了两种社會形态”的怪说，就是著眼于男权统治的普遍。平均妻权要比平均地权难得多。正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看，西方在老婆问题上的公平思想才显得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当然，这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他们也是除“正经房子”还有“避雨窑子”，情妇、妓女还是少不了。马克梦说，他在美国讲中国性史，学生最受刺激的就是多妻。西方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多妻制比较了解，而对中国的知识还太少。古代帝王妻妾成群，疲于应付，是这种书冠以帝王之名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在古代是绯闻焦点（就像好莱坞影星），正好利用平民之艳羡以为广告之资。但更大的可能只是在于利用帝王的声望，就像西方讲剖腹产要依托凯撒（日语叫“帝王切剖术”；例如“赤子”，男阴“玄门”，女阴“握固”，闭精“走马”，射精。
房中虽以水火喻男女，以战斗喻交接，甚至有“临深御奔”一类对女性的不敬之辞，但其说盖主于“慎”，往往先言其害後言其利，并非真的认为“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可能吗；而是主张男女两利，水火既济。）
“采阴补阳”与女性的客体化
中国文化讲究阴阳互补与平衡；建立在这种朴素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房中术从来认为，性行为是自然秩序和人类繁衍的一部分，是健康的，它与罪恶和道德败坏不相干；还认为性交是男人女人的神圣职责、两性和谐才是神圣的目的。这种朴素的性观念对人类的性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显然没有像某些古老文化中把性看成罪恶，把女性看成原罪的病理和心理的变态的载体，可以说，这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延绵生机勃勃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竟，中国古代房中术是建立在男性中心文化和一夫多妻制度上的；如果用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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