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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通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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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编引论

  第一章何谓通论
  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前缀“通”字。这一命名的用意,在于把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结论的特征与古典学派的进行对比。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古典学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一直统治着我这一代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本人也是在古典学派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将要说明的是: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能被运用于特定情形,而不能被运用于普遍的情形,这种假设的情形只是各种可能均衡位置中的一个极限点。而且,古典学派所假设的特殊情形的特征,恰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具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试图将古典理论运用于经验事实,它的教义将会产生误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第二章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关于价值论和生产论的大多数著述,主要研究的是既定量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是怎样配置的,同时,也研究在使用这一既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哪些因素决定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和它们产品的相对价值。
  同时,对于现有可用资源数量的问题,例如,可就业人口的规模、自然财富的丰瘠以及资本设备累积的数量,通常采用对既定数量进行叙述的方法处理。但是,关于是什么因素决定现有可用资源中实际使用量的纯理论,却很少被详细检验。当然,如果说这种纯理论根本没有得到检验,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存在许多关于就业量波动的论述,它们都会涉及到这个纯理论。我的意思是,不是这一主题被忽视了,而是对于构成这一主题基础的基本理论,我们的态度过于简单。一
  我认为,被认为是简单和明显的古典就业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前提之上的: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这就是说,一位就业者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单位所损失的产值(在减去由于产值下降而减少的其他成本之后),但这是有约束条件的相等,因为,当竞争和市场出现不完全性时,这种相等关系就会被破坏。
  古典就业理论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图中X轴代表劳动量,Y轴代表产量,AA′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
  2.当就业量既定时,工资的效用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
  这就是说,每一位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根据就业者自己的估计)正好可以使原有就业量继续维持不变,与竞争的不完全性会破坏第一个假定所遵循的约束条件相类似,第二个假定所要求的单个劳动者地位平等的约束条件会由于劳动者结成工会而被破坏。此处,负效用必须被理解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其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接受在他们看来效用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资。
  第二个假定前提不会与所谓“摩擦”失业相冲突。因为,在把它运用于在实践中的时候,应当允许在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误差,从而导致不能持续保持充分就业状态。例如,由于错误的计算或者需求的不连续,专业化资源相对数量暂时失去平衡而产生失业;或者,由于出乎意料的变化而产生的时滞;或者,转换工作时所必然花费的时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一个非静态社会中,总有一部分资源因“在不同工作间转换”而无人雇用。除了“摩擦”失业,该假设前提也不会与“自愿”失业相冲突。“自愿”失业是指:由法律规定或社会陈规、劳动者为进行集体谈判而结成工会、对变革反应迟缓、人们的惰性以及人们拒绝或者无法接受相当于他们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工资而产生的失业。在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下,“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即为失业的全部内容,而不容许还可能存在第三类失业,这也就是我以下将定义的“非自愿”失业。
  根据古典学派理论,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是这两个假定前提决定了就业的资源数量。第一个假定前提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供给曲线;就业量被决定于边际产品效用与边际就业负效用相等的那一点。
  由此推知,只有四种有可能增加就业的方法:
  (1)改进组织结构或者增强预见性,从而减少“摩擦”失业;
  (2)降低以实际货币工资表示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可供雇用,从而减少“自愿”失业;
  (3)提高工资品行业劳动者的边际实物生产率(用庇古教授的简单术语来说,工资品是指其自身价格可以决定货币工资效用的物品);
  (4)提高非工资品对工资品的相对价格,同时,非工资收入者把他在工资品上的支出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据我所知,以上就是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实质内容,也是现在仅存的古典学派关于就业理论的详尽论述。二
  考虑这样的事实:现行就业人口总是低于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人,那么,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类型,真的概括了全部失业现象?因为,一般都承认,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只要对劳动力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古典学派认为,他们的第二个假定前提与这种现象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尽管在所有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的人全部就业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已经饱和了,但这要归因于劳动者之间公开或默认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不为低于现行工资水平而工作,而且只要全体劳动者同意降低货币工资水平,就业量就会扩大。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尽管这种失业表面上是非自愿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而应把它纳入上述由于集体工资谈判等原因而造成的“自愿”失业。
  这个现象引出了两点值得考察的地方,第一点涉及到劳动者分别对待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真实态度,这在理论上并不具有重大意义,但第二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暂且假定,在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下劳动者不愿意就业,并且,降低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一部分已经就业的劳动者就会通过罢工或其他方式退出劳动市场。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出,现行实际货币工资水平就准确地度量了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因为,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要求的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而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古典学派一直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即这种现象不会对它们的理论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实际工资不是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唯一变量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将彻底瓦解,并遗留下实际就业量将十分难以确定的问题。古典学派似乎没有认识到,只有在劳动供给仅是实际工资的函数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才会紧随价格的每一次变化而改变。因此,他们的方法是与他们十分特殊的假设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能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运用。
  常识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劳动者要求得到(在一定限度内)的不是实际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劳动者一般都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但工资品价格的每次上升并没有导致他们因此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有时候可能认为,劳动者不抵制降低实际工资而抵制降低货币工资的现象,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根据本章第三节所陈述的理由,这可能不会像刚看起来那样不合理。而且,无论逻辑上是否成立,经验事实证明,劳动者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失业是经济萧条的特征,但如果认为这种失业是由于劳动者不接受削减货币工资而造成的,这种观点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如果认为美国1932年失业问题的原因,不是劳动者固执地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就是他们坚持要求的实际工资高于经济机构的生产率所能负担的水平,那么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证明,在劳动者的最低真实需求或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变化时,就业量却出现过巨大的波动。劳动者在萧条时期不会比繁荣时期更蛮横——远远不是;他们的物质生产率也不会更低。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构成了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适当的充分理由。
  看看货币工资变动与实际工资变动之间实际关系的统计调查结果,是颇有趣味的。在考察某一具体行业的具体变化时,我们也许会期望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变化方向一致。但在考察整体工资水平的变化时,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远不是按照同一方向变动,而通常几乎是按照相反方向变动。即在货币工资上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工资却下降了;而在货币工资下降的时候,实际工资却上升了。因为,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分别基于独立的原因,与就业量的下降发生联系,在就业量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更容易接受削减工资,同时,由于产量的下降,劳动者在既定数量资本设备下的边际生产力将会上升,而实际工资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
  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如果确实已经到了最低限度,在工资水平低于这一限度的情况下,被雇用的劳动者无论怎样也不会超过现行的就业量。那么,只有摩擦失业,而不存在自愿失业。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现行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品价格上升,从而实际工资降低,那么通常情况下,还能雇用到多于现存就业量的劳动者。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与现行货币工资相等价的工资品就不能准确地表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于是,第二个假定前提就是不成立的。
  但是,还存在一个更有基础性的非议。第二个假定前提源自于这样一个观念:劳动者和雇主就工资所进行的谈判决定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尽管古典学派承认双方实际协议的内容是货币工资,甚至也承认劳动者所能接受的实际工资与当时相应的货币工资并不完全相关,然而,实际工资的水平还是被认为决定于协议所确定的货币工资。所以,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对于劳动者来说,削减货币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也总是会下降。实际工资趋向于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的假定,显然是认为:劳动者自身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能够决定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实际工资,尽管他不能决定这一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简单来说,传统理论强调: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所以,如果雇主之间存在互相竞争,劳动者之间又没有社团组织的限制,那么,如果劳动者愿意,就可以使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与这一工资水平下雇主愿意雇用工人数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希望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趋向于相等。
  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是打算被运用于劳动者整体的,而不是仅指单个劳动者可以通过接受被其他劳动者拒绝的、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就业。他们的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在封闭社会中,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下降时,实际工资至少在短期内将会随之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个结论还被认为适用于开放社会。
  现在我们知道,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的假定,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但几乎没有人试图检验或驳倒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说法与古典理论的一般论调远不一致。
  由上文可知,关于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存在两个非议之处。第一个非议与劳动者的行为有关。货币工资不变时,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使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上涨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假设劳动供给量确实会下降到那样的程度,那就相当于认为所有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们,只要生活费用稍微提高就不再愿意工作了。
  关于另一个更基本的非议,我们将在本书以下各章中逐渐展开,它源自于我们所怀疑的实际工资一般水平直接决定于工资协议的假定。因为,对于劳动者整体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方法使相当于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工资品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也可能没有别的方法,使劳动者整体能够通过修改与雇主们就货币工资达成的协议,而将实际工资水平降低到某一给定值。我们将努力证明:实际工资一般水平首先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决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阐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将辨明,我们对于置身于其中的经济体制怎样运转还有基本的误解。三
  货币工资谈判所影响的不是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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