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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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街道上死气沉沉。树上没有一根绿枝，都被大火烧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和孤零零的烟囱。许多石头建筑也被烧毁，门窗没有了，楼板也塌了。偶尔可以见到完好的房子。人们正在忙着把包袱、茶炊、器皿从房子里搬出，运到码头上去。
我们的汽车在伏尔加河岸边沿铁路线来到察里察河口，然后又沿河谷来到了阿斯特拉汉大桥，但没有找到指挥所。天已黑下来了。
在火车站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个工兵部队的政委。令人高兴的是，他知道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马马耶夫岗的山脚下。
我们下了汽车，在黑暗中，攀援着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岗。终于，我听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声：
“站住！什么人？”
指挥所到了。山沟里布满新挖的避弹壕和掩蔽部。这就是马马耶夫岗！我当时怎么能想到，它会成为斯大林格勒争夺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哪里会想到，这块土地将被炮弹和炸弹炸得面目全非？
我来到了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
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不过，我知道他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中，无论是我还是他，都遇到过许多人，往往是遇见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次相遇却使我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后来成为苏联元帅，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他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最可亲可贵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在红场上我为他送葬的悲痛时刻。我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不仅是因为我们一起参加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许多战斗，不仅是因为我们曾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许多日日夜夜，而且还因为我们曾为失去自己的战友而共同承担苦痛和悲伤。
可当初我们彼此还不了解，更不知道我们的性格是否合得来？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严格说来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个较宽的避弹壕，顶上铺着树枝和麦稭，最上边盖着10—20厘米厚的土。避弹壕里一侧是土凳，另一侧是土坑和土桌。顶盖在炮弹的爆炸声中不停地颤动。敌人正在轰击城市和马马耶夫岗，但目前还只是有计划地普遍轰击，并没有明确目标。
桌子摊着几张地图，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手拿电话筒的克雷洛夫将军，另一个是值班电话员叶列娜·巴卡列维奇。她是个18岁左右的蓝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将军正口气严厉地与什么人谈话，声音很高，很生气，而且态度强硬。巴卡列维奇坐在入口处，两手各拿一只电话听筒，正向什么人说：
“他正在打另一个电话。”
我掏出证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边继续训斥那个人，一边用眼睛浏览了证明信。打完电话后，我们互相问了好。在微弱的油灯下，我看到一张精干、严厉而又令人愉快的脸庞。
“您看，司令员同志，坦克军军长未经我允许，就把指挥所从107．5高地迁到了伏尔加河岸边。换名句话说，下属部队的指挥所现在在我的后面。真是乱弹琴……”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坐到了桌旁。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巴卡列维奇把听筒递给克雷洛夫。他开始就明天的任务下达着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谈话的内容，我决定不打扰克雷洛夫。我一边听他打电话，一边研究他的工作地图，研究地图上的标记和箭头，我想了解形势发展的情况。我看到，克雷洛夫这会儿是没有时间从容地向我通报形势的。我应该信任他，不干忧他的行动，不改变明天的计划，因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
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那些日子里，可以说，时间就是鲜血。因为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就必须付出指战员的鲜血。克雷洛夫显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有关的地段。他向指挥员们说明任务时，讲得十分详细，并多次重复，这样就使我了解了战斗情况。我感到，我们之间将会找到共同语言。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自始至终形影不离。我们住在同一掩蔽部里，或者可以说是在同一个避弹壕里，同睡，同吃，共同分担痛苦和分享欢乐。
他是集团军的参谋长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在判断上从来没有发生分歧。
我特别珍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获得的战斗经验，珍视他的精深的知识、组织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优点。
光明正大，关心同志，忠于职守，这就是共产党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质。
我电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我已到任，并已接近了第62集团军的指挥权，接着便着手工作。首先，我决定查清坦克军军长为什么不顾“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擅自转移到伏尔加河岸边。我命令叫通他的电话。
“坦克军军长已接通，”巴卡列维奇一边把听筒递给我，一边报告说。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职务，接着就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变更了自己的指挥所的位置。那位将军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遭到迫击炮轰击，人员伤亡很大，在前线的下属部队不稳定和一些其他原因。我问他，在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时，他是否与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联系过。他回答说：
“不知道，我马上查一下。”
我命令这位将军和他的政委立即到马马耶夫岗来见我。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来到掩蔽部。我与他打了个招呼，我们以前就认识。
K·A·古罗夫象H·A·克雷洛夫一样，同我一起工作。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掩蔽部，但相距也只有2—3米。我们常在观察所见面，一同分析情况，作出决定。他是一位精通军事的政工干部，他善于宣传身教，从政治上保证战斗和战役的实施。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个人，了解各兵团的指挥员。他知道可以委派谁去担任什么工作，并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
司令部各位处长和他们的副手都来到了掩蔽部。
过了一会儿，有人报告我，坦克军军长和政委到了。我立刻请他们进来，并让在场的人都不要走。我问：
“您是一位苏维埃将军，是一个战斗地段的首长，如果您下属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未经您允许就撤退到后方，您将做如何想？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第227号命令，您的行动应该如何评价？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挥所撤到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这是什么问题？”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两个人都惭愧得无地自容。这点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我严厉警告他们，我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临阵脱逃，并命令他们于9月13日4时之前把指挥所迁到107．5高地。
古罗夫说了声“对”，表示赞同的我决定。他命令坦克军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但当我们又见面时，我听到古罗夫对军政委说：
“今后也要这样做。”
这时，方面军副司令员E·A·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当我接管第62集团军指挥权的时候，能在马马耶夫岗见到他，这使我非常高兴。
我经常在战场上与他见面。在前线各个地段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非常了解各集团军的情况，并总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坦率地对战斗和战役的进展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次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对斯大林格勒命运的担忧。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很快就走了。他答应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有必要给我们集团军增派几个新锐师，因为第62集团军几乎所有的兵团和部队都在最近的战斗中大大地削弱了。有些步兵师只剩下几百名战士。在顿河大弯曲部作战时，第62集团军就已经受到严重损失。
我观察克雷洛夫的工作，又通过与助手们的谈话和了解，在夜间2时左右，我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情况，不过还有许多细节不清楚。
9月12日，日终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向第62集团军部队进攻的是敌野战第6集团军的部队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几个师。敌人个别部队已在普诺克以北和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库波罗斯诺耶附近前出到伏尔加河。配置成马蹄形状的德国军队从正面和两翼把我集团军压向伏尔加河。
进攻第62集团军的敌军由9个配备着加强武器的战斗
师组成，另外还有几个“施塔赫尔”集群。他们还得到拥有近千架各种作战飞机的德军第4航空队的支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这个强大集团的近期任务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并前出到伏尔加河，也就是说，经过战斗向前推进5—10公里，把我们赶下河。
第62集团军编成内的师和旅的数目，不能正确地和完整地反映集团军部队的人数和战斗力。比如，9月14日上午，有一个坦克旅只有一辆坦克，有两个坦克旅根本没有坦克，不久，它们就被调到伏尔加河左岸去重新组建。9月14日晚，由几个旅、师组成的混成支队总共才有约200名步兵，人数比一个满员步兵营还少；其友邻是I·A·阿法纳西耶夫上校的步兵第244师，该师人数不超过1500人，而师里的步兵人数充其量与一个满员营差不多；步兵第42旅有666人，其中步兵不到200人；位于左翼的由B·F·杜比杨斯基上校指挥的近卫第35师的步兵不超过250人。其余各兵团、各部队的情况都很类似。A·E·波波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23军所属各旅共有40—50辆坦克，其中近百分之三十被打坏，只能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只有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步兵第10师以及另外3个独立步兵旅基本满员。
第62集团军与左右两侧的友邻部队都失掉了联系。我集团军两翼支撑在伏尔加河岸边。德军飞机昼夜出动1000—3000架次，而我空军却无力向我们提供这样积极的援助，我军空军的飞行架次还不到德军空军的十分之一。
敌人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我军的高射炮有一部分被敌人摧毁，有一部分撤到了伏尔加河左岸，从那里能掩护伏尔加河及沿河右岸的狭长地带。在右岸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高射炮。9月13日，高炮第1079和第748团合并为一个炮兵群，由J·A·叶尔绍夫上校指挥。但这样无也济于事。德军飞机从早到晚在斯大林格勒、在我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上空耀武扬威。
在观察敌机活动时，我们发现德军飞行员投弹不准确。只有当中间地带宽阔时，也就是说，当敌我双方前沿阵地之间有足够宽的距离时，敌机才敢轰炸我军前沿。这使我们想到要最大限度地缩短中间地带，缩短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
战斗中的伤亡、退却，弹药和粮食的不足，人员和技术装备在补充上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对部队的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有些人希望尽快撤过伏尔加河，脱离这场苦战。
集团军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努力提高战士们的战斗精神。我的助手和朋友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师级政委古罗夫、克雷洛夫将军和波扎尔斯基将军、维特科夫上校、旅级政委瓦西里耶夫等。各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认识到，我们要为斯大林格勒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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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1．首先要使全体人员明确，不能继续后退，也无处可退。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斯林大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我们要与敌人背水一战。我们苏维埃军人要响应党的号召，执行人民的命令，要么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沙场。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要通过党团组织向全体人民宣传这个决定。
2．在市内各大企业里，建立由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武装队伍，他们应当配合集团军部队或者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工厂。
要按军队的标准发给他们武器和其它装备。
冒着飞机和大炮的轰击，修理损坏的各种技术装备的工人和职员们，当然要在党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下，按照连、营编制，组织成军事化队伍。
3．未经集团军司令员和参谋长的同意，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
4．集团军司令部留在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岛上撤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着手改编集团军的某些部队。集团军中，没有一个兵团或部队在人员和技术装备上达到编制的一半。一些师、旅的指挥机关被调到伏尔加河左岸进行整编。但这并不是向伏尔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