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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2部分

小说: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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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刀,又在宇宙那无际的天幕上划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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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同时,他还有如下经历:每天半夜之前,他在某位老朋友提供的一间房子里,
与一位年轻女人会面。一两个月之后,她向他提起以前他们见面的事:当时外面正是雷雨交
加,他们在窗子下面的一张小地毯上Zuo爱,一直干到风暴平息。那真是难以忘怀的美妙!
 托马斯给震惊了。是的,他记得与她在地毯上Zuo爱(他的朋友睡在一张托马斯发现极不
舒服的窄沙发上),但他完全忘记了风暴!这太奇怪了。他能回想起他们每次在一块几时的
情景,甚至能牢牢记住每一次Zuo爱的方式(她不愿意他从后面于她),他记得他们交合时她讲
的好些事(她总是要他搂住她的屁股,不要老看着她),他甚至还记得她内裤的式样,而风暴
却无影无踪。
 对于每一次性经历,他的记忆只录下了性征服中那险峻而窄狭的通道:第一声言语挑
逗,第一次触模,第一件她对他和他对她说的猥亵之事,以及被对默许和有时遭到反对的小
小的性反常行为。他(几乎是学究式地)把其他一切从记忆中排斥出去,甚至记不起自己与这
位或那个女人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见面,如果这事发生在他性进攻之前的话。
 年轻姑娘继续谈着风暴,向往地笑了。他惊奇地望着她,心中油然生出某种近乎羞愧的
东西:她经历了美好的事情,他却未能与她共同体验。对那场夜晚风暴的两种反应和记忆方
式,明的标明了爱情与非爱情。
 我不希望,“非爱情”这个词使人联想到他对那年轻姑娘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
就是按现在的说法,把她看成一个性器具。相反,他非常喜欢她,珍视她的性格与智慧,愿
意在她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她。他不是那种在她面前厚颜无耻的人。但这是他的记忆,不为他
自已知道的记忆,把她从爱情的领域中排斥掉了。
 人脑中看样子具有一块我们可以称为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下来诱人而动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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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的生命具有美感。从他遇到特丽莎起,再没有女人有权利在他大脑的那一区域中留下
一丝印痕。
 特丽莎占据着他的诗情记忆区,象一位暴君消灭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迹。这是不公正
的,那位与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Zuo爱的姑娘,一点也不比特丽莎缺乏待意。她叫着:
“闭上眼!搂着我的屁股!把我搂紧!”她不能忍受托马斯于她的时候睁着眼睛,专注而敏
锐地盯着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总是在她上方那样微微弓起,从不压在她的皮肤上。她不希
望他研究她。把对方带进那神奇的爱流里,也许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绝趴在地上,
其原因就是那种姿势使他们的身体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却可以从几码远的地方来观察打量
她。她恨那距离,要与他合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她冲着他瞪眼,坚持说自己没有高潮,尽
管地毯已经明显地湿漉漉的了。她还是说:“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没有幸福的快感算
不了快感。”换句话说,她是在敲打他诗情记忆的大门。但门是关闭的,他的诗情记忆里没
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与其他女人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上,才开始了他与特丽莎的冒险。那是推
动他一次次征服的职责之外的某种东西。他无意揭示特丽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着揭示地
来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开这个世界的屈服之躯以前,就与她做
爱了。在她开始想知道他们Zuo爱时她会是什么样子之前,他就爱上她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后来才开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对别人那样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
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篮里顺水漂来。我以前说过,比喻是危
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
刻便开始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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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大脑。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
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
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
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
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
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
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


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
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
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
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
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
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
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
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
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
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
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
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
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
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
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


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
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
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
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
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
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
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
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
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
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
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
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
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
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
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
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
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

()
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
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
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
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
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
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
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
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
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
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
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
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


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
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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