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书院主要武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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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沂蒙山上好风光
上周系领导派我去山东，给山东全省初中语文教师教学研讨会做个报告。27日傍晚课上讲了一半《伤逝》，晚饭时跟当代语文学会秘书长毛继东商量了一下暑期会议之事，然后就去机场。因为买不到火车卧铺票，而到临沂的飞机只有一班，所以只有赶22点的航班了。安检后某航班乘客在跟机场值班人员大吵，说国航误了三个多小时了，无人问津，每次询问都是撒谎。一乘客气得拍了一下柜台，值班的姑娘趁机说他无礼，拂袖而去。群情更加激愤，嚷嚷要找记者。我想帮忙给媒体打电话，又怕自己误点，就匆匆直奔登机口。不料我那班飞机也延误了，不过乘客多是老实的山东人，大家默默等待，我也拿出携带的学生论文披阅。一会吵架的乘客涌过来，大概是暂时给安顿了。其实飞机延误是经常的，一般4次会遇到1次。但国航有时对乘客不理不问甚至撒谎，且态度傲慢，这就太过分了。
飞机到临沂已经是27号的“明天”了。住在工人文化宫。张伟忠老师一直等着我，原来他是朱德发老师的博士，算来也是我的师弟吧。睡了几个小时，7点起来早饭。8点开会，在临沂一中的大礼堂。开幕式后我便做了关于个性化阅读与文学教育的报告，大约一千人在听。中间休息半小时，一直在签名合影，然后继续讲到12点多。我说这次也算趁机回老家看看，我祖籍是费县的。
下午休息了一会，戚老师陪我去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陈列得很好，讲解员非常专业。又去了王羲之故居，讲解员一般。我很想50岁时办个病退，闭门在家写字画画。然后去沂河，看世界第一橡胶大坝。遇到一些听课的老师，跟我合影。临沂比我前几年来时更加发展了，河宽路宽，大桥很有气魄，滨河的房子已经卖到每米四五千了。据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演出时，以为沂蒙山区一穷二白啥也没有，就自己拉着成车的方便面和矿泉水，结果没想到连县里都是高楼大厦，不禁惊叹“老区跟老区的差别真大呀”。不过我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很多村庄还没有电灯呢。山东的路修得好，人又介于聪明与朴实之间，比较中庸，物产又丰富，所以一旦观念跟上来，发展就非常快。只是喝酒太猛，吃饭有些浪费了。
29号回老家——店子。戚老师陪我先去薛庄中学，然后陈校长和戚校长带我去找到我的堂叔孔宪梓。宪梓叔从花生地里回来，皮鞋上都是泥巴。他的事业越发红火了，他用35万买下好大一片地，搞了个板厂，大展宏图。他带我去了龙岗，看望了我的亲姑姑，86岁了。精神胃口都好，只是腿走不动了，前几年我来时，老人家还可以走。我小时候回老家时，只有姑姑家有电灯，窗户是玻璃的，因为我姑夫是临沂煤矿的矿长。现在家家都有彩电了。回来的路上，我看见马路旁边居然有一座“洗浴中心”，周围还有青翠的田地呢，真有特色。
下午去看了“大青山突围战纪念地”。1941年11月30日凌晨，日寇扫荡精锐师团四面包围了抗大一分校及其他抗日部队后勤机关人员近万人，只有几百人有武器。周纯全校长英明指挥，抗大学员浴血拼杀，牺牲200余人，负伤300余人，胜利突围。周纯全带几名警卫员只靠几颗手榴弹最后也惊险突出，1955年评为上将。纪念广场气势雄伟，雕塑栩栩如生。附近还有多处纪念遗址，当日有20多名女学员被围困在一间屋内，殊死抵抗，遭密集扫射轰炸，全部牺牲。战后老乡打扫时，积血过脚，进不去屋，遗体无一完整。日军战后也非常惊讶。随后去看“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白石屋。恰遇临沂电视台采访费县政协魏主席，他们便抓住我也采访了一段。我说沂蒙山三大资源：自然资源、传统文化、革命历史，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开发，鲁国人民跟齐国人民、燕国人民相比，未免太朴实了。
晚上乘火车回京，又是晚点。对面旅客的孩子哭闹，我只管酣睡。早上到京，便去中央气象台开会，他们请了我等作为台风取名专家。我发言说给台风取名一要注意吉与凶的矛盾，不可太吉利也不可太恐怖，最好中性或者逢凶化吉；二要注意中文与外文的矛盾，必须注意译成外文后，意思和发音都要适宜。大家从征集初选的一百多名字中，经过讨论，圈定了50个。最后一个是“李逵”，大家都觉得很好。另外，我觉得天马、鲲鹏、哪吒、昆仑、闪客等也不错。离京几日，一回来就被公事私事包围，劳顿了一天，忽然想起沂蒙山香甜的煎饼和小葱拌豆腐，还有那没有污染的金黄金黄的炒鸡蛋，还有那清澈的山泉、浓烈的乡情，我不禁想唱一句幼稚的歌：“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今天就写这些，不看评论和留言了。朋友们，五一快乐！
深深的海洋
明天又要出差，所以今天来说几句。其实不出差也可能来说几句，因为心情不大平静。
今天上午去海淀法院旁听。平谷的一位姓马的小伙子，是收费站的临时工，用他人的电脑卡进入计算机系统，修改了缴费记录，免掉了几十辆车的养路费，然后从车主那里得到了1万8千元的好处费。单位迅速发现了漏洞，把记录又改回去，他的好处费也退了。现在他和同伙被关押了一年多，今天检察院起诉他犯了盗窃国家财产罪。我开庭前一看案情简介，就觉得罪名似乎有疑问，在“盗窃”那里做了批注。这个小马确实可恨，但他并没有“拿走”国家已经拥有的财产啊。他是帮助别人逃税漏税，自己从中渔利，如果说他是“盗窃”，似乎需要很强有力的逻辑证明。但咱“不懂法”，就虚心听着。后来辩护律师除了质疑证据外，果然主要从犯罪性质的角度质疑“盗窃”的名义不妥。双方未能形成激烈的辩论，就休庭了。
然后是我们人大代表跟检察院座谈。大家表扬了起诉人充分的准备、人道的态度、清楚的表达等。因为小马当庭有所翻供，并说了一句“预审时他们又打又问的，我就那么说了”，大家便质疑刑讯逼供的问题，要求查清。有的质问为什么羁押了一年多才开庭，赵老师直接质问了检察院退休人员的腐败问题。有的代表还谈了加强计算机管理、领导负责制等。
我最后发言时，对庭审程序表示肯定，但指出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以及被告几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话语，大家沟通上不够顺畅。比如法官是南方人，听不大懂平谷土话。什么是“盗窃”、什么是“占有”，都存在语言上的缝隙。双方事先的准备都很好，但一旦现场交锋，语言就罗嗦模糊。最后的判决结果很可能取决于“语文”问题。我建议司法人员要提高语文能力和思维能力，熟悉各界群众的常用语言，增加社会阅历。要把被告的土话准确转化为法律术语。另外，今天被告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我们也不知道，那法律还有什么威慑力？莫非越普法我们就越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有，如果官司的结果主要依靠法庭辩论解决，虽然程序上正义了，但法律也就越来越远离民心了。庄子说：“辩者之徒，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被告如果觉得自己冤枉而又辩驳无力，那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怨恨。孙检察长等同意我的见解，我想还应该向其他法学家适当请教。法律问题、医学问题，都跟语言文学具有共通性，都是研究人，都是通过鉴别分析材料来判断归属和性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都涉及法律问题，文学研究者应该学学法律。我刚讲的《阿Q正传》里，阿Q就吃了语文的亏，他说的“我要投……”是指投降革命党，而审讯的老头子以为是“投案自首”，所以就确信他是抢劫犯一伙，阿Q大哥就成了中华民国最早一批被枪决的先辈。
另外我还指出法警当庭打盹，有损法庭威仪。他们说可能是法警值夜班，白天太累了。我开玩笑说，应该学习封建时代，让法警高喊堂号“威——武——，威——武——”那就不会打盹了。
下午跟师弟聊天，感慨人生和教育等。晚上备了会课，然后为某坏人修改文章。我这人不知道记仇，明明经常被坏人欺负，但只要跟我说几句软话，就假装全世界人民的大哥似的，甘心情愿地当牛做马了。
其实今天心中还隐隐潜伏着另一个不平静的湖面。十七年前的今天，我几乎彻夜未眠，为了一份纯洁的理想，为了一声嘹亮的号令，为了一个甘愿祭出我全部青春的早晨……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最近被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栏目拉去，做了若干期节目，于是又得到了新一轮的表扬和批评。表扬我的多数是中老年同志，比如北大清华的老师同事，主要意思是表扬我借幽默的风格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批判。批评我的是一些喜欢我的青年学生，例如哈尔滨的小吴和成都的德强，主要意思是担心我说话随便，陷入媚俗的行列。我感谢他们并自我思考了一番，这里稍微说说我为什么答应去那里锵锵。
对于电视台的邀请，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谢绝，一是我的时间紧，无论怎么科学安排都不够用；二是大多数电视节目内容虚假无聊，欺骗观众；三是节目形式专制，以嘉宾为道具，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其实凤凰台也有许多毛病，但相对来说，“锵锵三人行”可以说是中国最真实最自由的电视栏目了。21分钟的节目，基本现场就说21分钟，不删不改，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只要宪法允许的、对老幼病残孕无大妨害的，都可以说。虽然窦文涛老师喜欢说点“黄口”，可能是因为生理发育比较晚，这么大个“熟男”了，还停留在口腔快感阶段，但是凤凰台和中宣部的领导也没有收拾他，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口淫犯”，这就叫“任人唯贤”。当年林彪手下有几员猛将，仗打得漂亮，可是生活上比较花，好像是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吧，每每打了胜仗就去腐化几天。林彪治军极严，可还是下不去手，放了他们一马。窦文涛鬼点子很多，又非常敬业，每天为了做节目而浏览大量资讯，甚至在飞机上盗窃公众报刊，遭到空姐耻笑。每次嘉宾一到，他就开始叨叨，特别是每当美女嘉宾正向孔老师请教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旖旎时刻，这个窦文涛一定皱着眉头闯进来说：“孔老师我看要不咱们就从这句话开始吧。”孔老师最讨厌做节目事前准备，就敷衍他说，好好好，你随便开始，我管保给你接得稳稳的。据说孔庆东是中国著名救场大师，无论主持人卡壳，观众结巴，还是其他嘉宾瞬间脑白痴，只要有孔庆东在场，这节目就是拖不垮打不烂的空中万里长城。许多人看的是剪辑后的节目，以为孔老师爱抢话，其实现场恰恰相反，孔老师从来把话让给别人，只在爆破组成排倒下时，才奋勇一跃，堵上那个枪眼。当然也有颗颗子弹打不倒追兵的时候，只好纵身往悬崖下一跳，“我知道你会接住我，用你花一般的嘴唇和手臂”。
“锵锵三人行”还有一个优点，即政治上的开放度比较大。不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电视台就大肆仇恨和贬低社会主义，也不因为大陆标榜社会主义就仇恨和贬低资本主义。就事论事，挥洒性情。每次节目都没有“定调子”、列提纲。尊重观众、尊重嘉宾。因为这里不是课堂，用不着讲课，用不着系统、严谨、滴水不漏。大家因为无拘无束而充满了真正的工作责任心，达到了老毛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顺便说一句，有些热爱毛泽东的朋友批评我不该叫“老毛”，说这样不严肃。我认为毛是个俗人，既伟大也凡俗，我尊重他，也很同情他。禅宗说可以“呵佛骂祖”，那才是真的尊敬。何况毛泽东还远没有达到佛祖的境界呢。一些朋友，特别是基督教的朋友，以前不理解我文章末尾的“反动口号”，以为我辱骂上帝，其实读读禅宗就明白啦。
现在大多数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一是迎合领导意图，二是又要赚钱。既要欺骗人民，又要假装民主自由，所以往往短寿。录制现场气氛紧张尴尬，有专人组织观众鼓掌喝采，甚至冒充观众提问。观众的表现不合格就不结束，那些好不容易进一次电视台的观众只好忍气泣吞声。对嘉宾也很不尊重。编导事先规定好了嘉宾说什么、怎么说。有一次某编导苦苦哀求我说：“孔老师您就当一回反方吧！”我说对不起，没人可以规定孔庆东说什么，北大领导都不管我，我反而跑到这儿来找个舅舅？有的编导强迫嘉宾对某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用侮辱性或者挑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