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一)-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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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德舆曰：「彭宠叛变，子密杀君，都是乱臣贼子，罪恶不能相抵，应该分别处理，使圣明君王的法律制度，昭示天下。现在，不但不处份子密，反而封子密侯爵，却又冠上「不义」的称号。如果他的行为「不义」，根本就不应封赏侯爵。如果这种行为，竟可以封赏侯爵，东汉政府的侯爵，便不值钱，失去鼓励奖赏的意义。春秋直书：「齐豹强盗杀人」，又写出三个叛徒的姓名，难道跟这件事不一样？」彭宠之死，因为太过传奇之故，实难相信它竟是真的。但也正因为它竟是真的，所以更为震撼。有时候，真实的历史事件，比起小说电影，还要戏剧化，在此又多一例证。
权德舆的评论，显示出单线条思想、二分法所处的困境，寥寥一百余字，漏洞百出。首先，当天下大乱，全国混战之时，英雄豪杰共同追逐最高宝座，彭宠根本不是叛徒。如果叛徒都应该诛杀的话；刘秀可是最大的叛徒──背叛玄汉皇帝刘玄，应首先伏诛。权德舆只指控彭宠，证明他不过是一个「成则帝王，败则贼寇」，传统的势利眼。
对子密等三人的冷血凶残，东汉政府陷于两难。不能不封侯履行承诺，以鼓励叛徒内部再生叛徒；又不得不标出「不义」，使人引以为戒。权德舆认为应该分别办理，意思是对子密之弑主，加以论罪。果真如此，东汉政府的承诺便等于一屁。孔丘曾说：「民无信不立。」而权德舆显然鼓励背信。而且，不管你顺眼也好，不顺眼也好，高贵的封爵和数额庞大的赏格，是促使敌人内部残杀，和互相出卖的最可怕的能源，胜过千军万马。
东汉政府用轻视的心理，封子密侯爵，是一种统战手段，权德舆搬出所谓的故事，我们却不认为那些记载，是什么大义。即令是大义，也不过传统史学家的一种所谓的「笔法」而已，在现实政治上，可千万不能认真实践。现实政治，错综复杂，变化之快，目不暇给，不能用一个简单标准，轻率的衡量所有事物。这正是不切实际的象牙塔里的知识份子，所面对的窘境。
再出文妖
西州（甘肃省东部）最高统帅（西州大将军）隗嚣（时驻平襄「甘肃省通渭
县」），询问班彪对于大局的意见，班彪遂撰写王命论，说：「从前，伊祁放勳（尧）把政权禅让给姚重华（舜），说：「天命的运转，在你身上。」姚重华也用同样的话，告诉姒文命（禹）。等到姬弃（后稷）、子契（商王朝始祖），他们都辅佐伊祁放勳（唐）、姚重华（虞），直到子天乙（商王朝一任帝）、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终于成为天下的共主。刘姓继承的是伊祁放勳的大业，伊祁放勳用「火」作为标志，而西汉王朝也用「火」作为标志。刘邦更有赤帝儿子的应验（参考前二○九年），受到鬼神祝福保佑，天下一齐归附。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基础凭藉，又没有累积的功勳恩德，而能崛起到高位之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世俗的眼光，看到刘邦从一介平民，登上宝座。不晓得其中缘故，以至比作天下逐鹿，快的先捉住。殊不知道，神圣的权柄归谁，自有命运注定，不是靠智慧和力量可以得到。正因为有「逐鹿」一念，世界上才多的是乱臣贼子。
饥民流离失所，在道路上受尽饥饿寒冷，最大的愿望不过吃一顿饱饭。然而最后仍然辗转死于水沟山谷，为什么？只为贫穷也是命运注定。何况，天子是何等尊贵，拥有四海的富饶，受到神明的保护，岂可以狂妄的去想得到？所以，有些人虽然随波逐流，偷窃到权力。勇猛的像韩信、英布，强大的像项梁、项羽，已经成功的像王，最后还是被烹杀、斩首，被成肉酱、五马分尸。何况一些小人物，连上列这些人都比不上，却竟然想坐天子之位？贫富贱贵，是上天安排。」
读了班彪的大作，蓦地发现，耿育（参考前六年）之后，中国再度出现文妖。
君王是上帝派定的，谁争也没有用，这种学说，已使人喘气。但更喘气的是，班彪竟然认为：连可怜的饥民活活饿死，也是上帝颁发的诏令。既是上帝颁发的诏令，你就应该乐天知命，含笑接受。胆敢抱怨，就是乱臣贼子。当千万妇女儿童饿死，或是被格杀烹煮，哀号连天之时，班彪独坐在一旁，一面喝着老酒，一面安抚说：「不要吵好不好，这是命中注定的呀。」
耿育不过无耻，班彪除了无耻，还更残忍。我们为悲惨的中国人痛哭，除了主凶外，还有摇尾系统的文妖，为主凶发明杀人的神圣理论基础。在这基础上，暴政竟成了美不可言的替天行道。
耿弇屠三百余城
耿弇率领大军抵达城阳郡（山东省莒县），收服五校变民集团所有部队。故齐王国（山东省）全境，完全被东汉政府平定。耿弇班师，返回首都洛阳。耿弇自从当带兵将领，在他手中攻陷四十六个郡县封国，屠杀三百余个城市，从没有被敌人击败。
耿弇是一世纪时东汉王朝名将，史书上对他的赞扬，简直尽善尽美。然而，在数不尽的烜赫战功中，却有屠杀三百余城的记录，使人发抖。战场杀人，势不得已。屠城动作，必然发生在入城之后。即令真正敌人，战败也好，投降也好，既然已经屈膝，就应受到尊重。何况，屠杀对象，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妇女、儿童！人民渴望着「王师」解放，怎知解放的却是钢刀长矛。满洲人「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结下民族仇恨，历时三百年都要报复。而且，也不过屠两城而已，耿弇屠的却多达三百有余，这血海深仇，向谁索取？
吴汉的野兽行为，激起邓奉叛变。耿弇的野兽行为，却受到史学家赞扬。「人心思汉」，当人们被砍被杀，倒在血泊中辗转哀号之时，想到他们「思」的「汉」，就是如此，此情何堪？
中国人的苦难，很少来自外患，几乎全来自本国的暴君暴官！中国人如果不自己觉醒，暴君暴官就永远抓住中国人不放。
帮凶和恶奴
纪元二九年，刘秀下诏，征召隐居学者（处士）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周党、会稽郡（江苏省苏州市）人严光等到首都洛阳。周党晋见刘秀，仅俯下身子，拒绝叩头，也拒绝自报姓名；向刘秀请求准许他回乡继续隐居。研究官（博士）范升提出弹劾，刘秀下诏送周党回家。刘秀小时候，跟严光同窗念书。刘秀当了皇帝之后，派人查访，在齐地（山东省）发现他的行踪。几次派出使节征召，才到首都洛阳。任命严光当议论官（谏议大夫），严光不肯接受。告辞后，在富春山（浙江省桐庐县南富春江镇）耕田垂钓，最后病逝家园。
王良后来当沛郡（安徽省淮北市）郡长、宰相府执行官（大司徒司直）。在位时谦恭节俭，用的是布被和瓦制的器具，妻子儿女，从不走进办公室一步。后来，因病辞职。一年后，东汉政府再征召他，他走到阳（河南省阳县），病忽然转重，不能再进，拜访他的朋友，那位朋友不肯相见，说：「既没有忠言，也没有奇谋，而竟取得高位，来来去去，岂不嫌烦？」王良感到惭愧，从此之后，一连几次征召，他都拒绝，寿终家宅。
王夫之曰：「严光之不肯当刘秀的臣子，比起长沮、桀溺、丈人，更为窄狭，长沮、桀溺、丈人，看出正道不能实行，在不得已情形下，才废除君臣之义。所以孔丘说他们是隐士。并不是什么内涵都没有。刘秀平定王造成的混乱，继承西汉王朝正统，建立礼仪圣乐，遵照古代模式，或许并不是纯粹的儒家学派规范，但也只能等待贤能的学者，用正道协助它发展。严光凭什么认为天下混乱，到处一样？如果认为曾经跟皇帝同过学，而不屑于当部属；那么，姒文命、皋陶，却为什么肯事奉伊祁放勳？后来更心安理得的向姚重华低头称臣？至于周党，就更奇怪。三番两次的征召他，他才上道。然而，仍傲慢的不肯叩头和自报姓名，这种暴戾之气，竟出现君王和臣属的纲纪之下，范升弹劾他「不敬」，要求诛杀，罪状岂能推卸？赏赐给他布帛而送他回乡，对周党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羞耻，刘秀像天地一样，恢宏的包容他，周党便显得渺小。」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心态：「自己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的奴隶根性而已。」阅读范升的弹劾书，跟王夫之对严光等的评论之后，心情跟梁启超同样沉重。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在专制封建政治制度下，中华人的人格，一直被凌辱、被蹂躏，不能保持尊严，胆敢有一点点尊严，有一点点羞耻之心，暴君暴官，以及文妖之类，立刻怒火冲天。
最早的迫害发生在纪元前十二世纪，齐国第一任国君姜子牙到了他的封国，狂裔、华士兄弟二人，互相商议说：「我们不事奉天子，也不事奉国君，耕田而食，掘井而饮。不要求别人什么，不追求美好声誉，不接受君王俸禄，不去做官，而只靠劳力维生。」姜子牙就把兄弟二人诛杀，理由是：「不事奉天子，不事奉国君，表示他们不会做我的臣子。耕田而食，掘井而饮，对人毫无所求，是使我无法用赏罚推行政令。君王控制人民，不是用官职爵位，就是用刑法处罚，这四项都不能教他们屈服，我怎么能够安心？」
姜子牙这种理论，到了十四世纪的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发扬光大。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最巨型的恶棍，制定了「不为君用律」，人民胆敢拒绝君王赏赐的官职，就跟姜子牙对付狂裔、华士一样，一律处决。从姜子牙、朱元璋的这些杰作，可看出无限权力下的暴君暴官，多么欣赏自己手中的无限权力。
刘秀所以用温和的手段对待这些隐士──甚至以皇帝之尊，跑到严光那里，跟他同床共卧，畅叙离情。我们可以说他天性敦厚，不忘贫贱之交；也可以说那不过是一种远程谋略。监于西汉王朝末年及新王朝初期，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包括刘姓皇族在内，为了贪图官职爵位，都向王莽歌功颂德。刘秀的目的，就在培养砥砺一种不向权势屈膝的高贵气质。
帮凶往往比正凶更为狂热，奴才往往比主子更为邪恶。当皇帝的刘秀，还敬重周党和严光的高风亮节，而范升却妒火中烧，要动手杀人。在他的境界上，俺范升千方百计，才不过弄到一个年俸仅六百石的研究官（博士），而你们这些反调份子，不费吹灰之力，竟受到皇帝重视，岂不使我们这些忠贞的马屁精，心灰意冷！像一个护食的畜牲一样，口中咬着一块骨头，毛竖爪张，对方竟然把捧到面前的肥肉踢开，相形之下，不由自主的老羞成怒。
王夫之的奇异言论，层出不穷。新王朝之亡，亡于刘玄，亡于以刘玄为首的玄汉政府，并不是亡于刘秀。王夫之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他却故意扭曲事实，使读者产生错觉。严光不肯向老朋友屈膝，当然是不屑于屈膝，如果换了王夫之，早已扑通一声，三跪九叩，谢主龙恩，因为他没有严光那种高贵情操，所以对严光的高贵情操，完全不能理解。而周党，不过不肯磕头，不肯自报姓名，不肯当官而已，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却使范升升起杀机，又使王夫之诟骂他有「暴戾之气」。大概周党必须感激涕零，前额碰地有声，范升和王夫之，才肯认同。
王夫之最精彩的观点是，中国知识份子原是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的动物，有官不做，不是疯子傻瓜，就是桀骜不驯，对于不向权势屈服的骨鲠之士，不但没有赞扬，反而提出警告：「从来没有一介平民胆敢抗拒君王！」胆敢不驯如猪羊，不是「蛮族」，就是「强盗」「匪徒」，必须扑杀。自毁人格，集帮凶与恶奴于一身，使我们震撼。
中国人的恶运，固在于暴君暴官太多，也更在于帮凶和恶奴太多、文妖太多。
吴柱之聋
成家骑兵总监（骑都尉）平陵（陕西省咸阳市西平陵乡）人荆邯，向成家帝（一任）公孙述建议：「应该乘着天下仍在混乱，英雄豪杰，仍野心勃勃，可以罗致招请的时候，出动精兵，命田戎挺进到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控制长江的上游（指长江三峡以东一带），倚靠巫山（四川省巫山县东）的险要，严密防守。
号召故吴王国（江苏省）、楚王国（安徽省、湖北省）人民，则长沙（湖南省长沙市）以南土地，必然望风来降。再命延岑率大军从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出发北上，平定三辅（关中地区？陕西省中部），则天水（甘肃省通渭县）、陇西（甘肃省临洮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