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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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周后，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苏克女士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张斯塔尔发出的传票的复印件。莫妮卡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对不起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她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她的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后者把它交给了一个在华盛顿的律师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莫妮卡送给她的盗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斯塔尔王国（6）
几乎同时，莫妮卡遭遇了两个剧烈打击，这让她的精神彻底掉到了谷底。第一个是她看到贝亚尼·内尔维斯，克林顿总统身边的干事第二次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她震惊地看到他系着她第一次送给总统的领带。她立刻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总统要求“内尔”系上自己的领带，为了给莫妮卡一个信号，让她不要放弃对自己的支持；另一个是总统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礼物随便给别人。而她悲观地相信后者更为可能。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几天之后，用心更为险恶。她的发型师伊什米尔·戴米尔打她电话，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里把头发剪短时，尾随的记者和摄影师，透过发型沙龙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发型师，这件事让伊什米尔突然名声大噪。琳达·特里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龙签订做发型的协议。所以他必须跟她接触，不然她就能投诉他破坏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听说了特里普也去了，他建议莫妮卡不能再用这个她很中意的发型师了，以免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中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细小琐碎，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觉得伊什米尔是那个快乐的过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样原本属于她的东西，现在都属于别人了，属于那些新闻记者，属于那些审判员。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盗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着国防部去韩国出差的时候，给她带回来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她将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还在为那些事情烦恼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一起去华盛顿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饭，基思·沃特斯和他们一同去，他当时在帮雪莉·丹苏克打官司。当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纳瑟尼尔·斯派兹神秘地俯身告诉莫妮卡，丹苏克是“Jane Doe Number 7”，葆拉·琼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个女孩。
这个消息对于莫妮卡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成真。这意味着总统在和她交往的同时还和别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冲进洗手间，不可抑制地呜咽了起来。“如果有一个Jane Doe Number 7，”她说，“那么就是说他对我讲过的每句话都是废话，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这整整两年的关系只是一场闹剧。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忧虑，冒了那么多险以后，我还要被这些念头折磨。我想也许他更在乎她，更喜欢她，他们上过床，他甚至可能会说爱她。”
泪流满面的她回到餐厅，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师们还没吃完，不愿意走。金斯堡还粗暴地叫这个哭泣的女孩不要丢人现眼。她伤心地坐在那里，决心结束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走到了路的尽头。“我决定回家自杀，我受够了。”
当她回到公寓，她犹豫着是服药还是割腕。她思考着这两个选择，打电话给她的医生苏珊。“我当时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从来没有和死亡那么接近过，我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她让我平静了下来。在那一刻，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来。”
“对美国总统那份没有回报的爱情，把我逼到了自杀的边缘。我觉得我的生活结束了，我感觉不到自己还剩下什么。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和苏珊医生通完电话，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对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她现在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走过去。可能她仍然会被什么事情打到，但是她永远不会被压垮，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此外，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个好结局，后来她知道雪莉·丹苏克被错误传唤了，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Jane Doe Number 7”。莫妮卡差点因为这个错误而丧命。
然而，有一次，她没机会思考。两个月之后，这个“水门囚犯”被允许见第一个访客，她最好的朋友、刚刚出庭作证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师让她俩见见面。律师们对见面引起的法律后果很是担心，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让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严格遵照他们的要求，不能谈论任何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莫妮卡在非常焦虑的期待下，度过凯瑟琳来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经过5月17日在大陪审团前的那场折磨后，她的朋友是不是还想见她。她完全不必担心。
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她们就在水门公寓的会议室见面。这次重逢充满感情，两个女孩都不确定对方会如何。凯瑟琳担心莫妮卡会认为自己背叛了她，因为她被迫当了证人。而莫妮卡的焦虑是因为她想不起来自己以前在和特里普的闲聊中，有没有对好朋友发什么谬论。如果有的话，当然也会被特里普录下来，成为斯塔尔的证据。
凯瑟琳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情景，“第一眼见到对方，我们就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哭着互相拥抱，谈到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和媒体打交道的体验，等等。我们都对为什么媒体抓着她不放而表示诧异，我们嘲笑了这一切有多么荒谬。”
斯塔尔王国（7）
对莫妮卡来说：“那天看见凯瑟琳，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那时知道，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我的朋友，还有一点真正的我，还有一个依然深爱着那个真正的莫妮卡的人。如果说苏珊医生保存了我的物理生命，那么凯瑟琳就拯救了我的灵魂。从那天起，我知道我能生存下来。”
当第二天清晨，莫妮卡醒来，发现自己的脸很痛。她意识到她看到朋友的时候，笑得太
多了，两腮的肌肉就疼起来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真正为一件事情微笑。
四月带来眼泪，也带来更多的微笑。眼泪是因为偶然想起，她无法去纽约参加母亲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婚礼。她清楚，如果她这么做，就会把一个典礼弄成媒体“水虎鱼池”的喂食时间，也会毁了玛西娅和彼得的特殊日子。
为了从她那华盛顿监狱逃离片刻，莫妮卡再次造访了在洛杉矶的伯尼和芭芭拉。除了在那里能享受到一点正常的生活以外，她还能不断修补和父亲的隔阂。她说：“对我和父亲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开始更理解父亲和芭芭拉，他们也更懂得我了。第一次，他们站在前线，体会故事的每一分变化，每一个转折，因此他们开始和我一样紧张了。”
继母和继女开始几乎形影不离。芭芭拉教莫妮卡编织，鼓励她重新操起缝纫旧业。她开始为朋友做包，做桌布，在每件物品上都缝上红白的棉布标签，上面写有“莫妮卡特别为你制作”。她说：“这很有治疗效果，提醒我自从生活在华盛顿，就一直听任我的绝技慢慢荒废。”
芭芭拉的家庭，也就是勒内一家，对莫妮卡也非常好。事实上，他们甚至比伯尼家的一些人还要支持莫妮卡，后者有些有意和她保持距离，用挑剔的语调对莫妮卡写信，这伤害了伯尼和他的女儿。伯尼甚至还要怀着无声又无助的愤怒，听当地正统派犹太教的长者讨论是否该用宗教法把莫妮卡踢出他们宗教的大门。不过，伯尼妹妹汉娜一家对她非常支持。
她呆在洛杉矶期间，不仅精神得到了滋养，而且正好有名的体能教练卡西·杜克也在这城市呆了一个月，她用活泼的测验帮助莫妮卡塑身。“快啊，女孩。”当她让莫妮卡骑段自行车或者在沙滩定时长跑时，卡西会用她特有的纽约腔（把许多音都发成k）喊叫。“快啊，女孩，你要坚强点，你需要力量。”这些运动的成功效果，在她去接刚从威尼斯沙滩享受归来的德国表妹娜塔丽的时候，得到充分展现。一个店里的女人走近这个脸蛋上过一千次封面的女孩，告诉她：“你长得真像莫妮卡·莱温斯基，就是瘦点。”
至少，这场战争，她有机会获胜了。
第十四章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1）
他喜欢自己的演员身份。1998年3月，他被邀请参加为庆祝《时代》杂志70周年而举办的晚宴——这场要求穿半正式礼服的晚宴群星闪耀，后来还被评为当年的名流晚宴。金斯堡欣然接受，还告诉莫妮卡，自己和同为荣誉嘉宾的克林顿都要作发言。他的当事人非常不安，不仅因为自己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可能再见到“英俊先生”，而且正是因为自己的悲惨境遇，金斯堡才能得到邀请。
第二天，她还是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他有没有见到总统。金斯堡自吹自擂起来：“是啊，我见到他了，他说‘我祝她一路好运，’还朝我眨了眨眼。”莫妮卡得意洋洋，那个她拼命也要保护的男人还挂念着她，为她送上祝福，这令她兴奋。大概一个月以后，她才知道金斯堡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
这事恰好刻画出莫妮卡和她的明星律师之间紧张混乱的关系。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她的代父，从未意识到莫妮卡对总统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自己那些不当又华丽的评论又如何加重了她的内心痛楚和公众羞辱。同时，喜欢在莱温斯基家庭成员间横插一杠子也是这个自称为“伯父金斯堡先生”的另一大问题。就像肯尼斯·斯塔尔一直是这个家庭的敌人，几周后金斯堡也被莫妮卡和她的家人看成一个敌人，无论是法律、情感还是经济方面。彼得·斯特劳斯专门指出这律师的最大弱点：“回头再想，他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他热爱表演，喜欢不计成本地到处活动，反而强化了莫妮卡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贝弗利山庄女孩的形象。”
莫妮卡看着她家庭在压力下分崩离析的时候，她的律师正享受着聚光灯下的新生活。每天，一大堆记者都会围在金斯堡华盛顿大本营、都市俱乐部的门口，等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今日话题。这造成大量复制活动，不过，声光世界的新国王让媒体中人也不满起来。“电视早餐”节目主持人凯迪·克利奇就提到，金斯堡曾经吹嘘自己有一天赶了五场电视脱口秀。
当莫妮卡抱怨的时候，他就耸耸肩，说：“如果你不给熊（媒体）喂食，它就会因为饥饿而过来吃掉你。如果你喂的东西太多了，它就会扔还给你。不过，如果你喂熊喂的正好，那么它就会随便你干吗。”不幸的是，是在重要的《华盛顿邮报》编辑会上做即兴演讲，还是在电视台录音棚里敏捷地边想边说，金斯堡都只是不停地给熊喂食，不管他的手被熊咀嚼了多少次。
他喜欢上镜，每次和莫妮卡出去吃饭或到其他公共场合总能招来大批记者和摄影师，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也让媒体给她贴上了“毒瘾犯”的标签。比如说，1998年4月初，金斯堡要去费城的全美律师协会做主题发言，本来就是因为他飞速蹿红——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话，才拿到这个邀请的。金斯堡想让莫妮卡走出华盛顿公寓的四面墙，就带她一起去，他许诺说只要他们在酒店登记入住了，就会带她去看美国自由的象征——著名的自由塔。
她回忆说，当他们来到酒店，大批电视台人员、记者和摄影师围在外头，她本以为会和金斯堡低调外出，不过他的想法不同：一个CNN记者走上前来，问他几时会去看自由钟。莫妮卡一下子恨上了她的律师。“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内心是如此愤恨，于是就离开了。”当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站在盛放着有着著名裂缝的自由钟的独立厅，四处浏览时，大概十来个记者和摄影师还跟在后面，狂拍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