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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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时，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着丑闻爆发后三个人在一起的最初时光。对于莫妮卡来说，“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远处的灯塔一样。我们哭作一堆。见到他让我感到踏实，我需要他。”一大群记者等在外面的时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边吃着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优秀厨师），一边试图理清楚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
他们没有详细谈论这个法律事件，因为他们怀疑这栋房子被FBI监控了，如果他们讲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伯尼可能会收到斯塔尔的传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一起哭泣，互相给对方鼓励。”伯尼回忆道，“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会面，因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们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恶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谈谈。”
莫妮卡在洛杉矶的大部分时间被关在房间里，虽然每天她都能躲过别人的目光，爬上楼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芭芭拉发现，“那么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了。”一天晚上，他们一家就完全领教了媒体暴徒们的力量。那天他们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矶农庄”的餐馆吃饭，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十几架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外面等着他们。
当伯尼去开车的时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试图走出这些机器的包围，天真地以为人们会给她们让出一条路。然而她们被焦躁的人群吞没了，一个摄影师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让她走。最后，伯尼一下子把几年体能锻炼积累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推开车门，她们才能够成功逃脱。“我可真是吓坏了。”莫妮卡说。
这还不是他们最糟糕的经历，第二天，他们的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被一辆满载记者的车给撞了，芭芭拉身体猛向前倾，受伤了。这时，本地KNBC电视台的直升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拍摄，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建议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呆在车里，因为这次车祸是记者们的一个策略，迫使他们离开车，让他们能够拍照。值得赞扬的是，本地的媒体评论员都为同行的所作所为惊骇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尔士公主遭遇的更残酷粗暴。《华盛顿月刊》编辑查理·彼得谈到媒体的狂暴时说，“几个月以来，他们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过分的报道。”
肯尼斯·斯塔尔和媒体一样，也在追逐着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线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矶之前，负责她案子的法律小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尔代理人进行一次会面，这是赦免协议的一部分。
斯塔尔王国（2）
不只是媒体马戏团闻到了血腥味，斯塔尔现在磨刀霍霍准备动手。在莫妮卡出发去洛杉矶前，她和她的律师团同意了斯塔尔方面提出的，作为豁免协议的一部分，她要在那里每天接受他们4小时的面谈。
然而，文件上的墨迹还没干，斯塔尔就变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为莫妮卡拒绝指控总统要求或协助掩饰，斯塔尔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时，他还要求和他的主要证
人面谈。“没有什么比和证人面对面对了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对记者们说，“问一些细节，把答案跟证据对比，如果需要，还会测谎。”
金斯堡又在四处奔走，他递交申请，要求执行豁免的书面协议。他知道斯塔尔的这个决定意味着策略的改变：他现在试图独立寻找特里普录音带上记录的故事的证据，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宫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审团面前。这不仅能证实他关键证人的可信性——现在依然可疑——也能让莫妮卡在将来的赦免协议中丧失一部分谈判资本。
斯塔尔的这个“挤压策略”，让莫妮卡滑到了绝望的边缘。她拒绝忍受他缓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对于斯塔尔来说，这个决定不仅是一个法律事务，也带着私人情绪。就像评论员彼得·马斯指出的那样，“斯塔尔的办公室里的空气明显带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挫败感和怒气，自从莱温斯基拒绝携带窃听器，他们就决定一定要她为她的固执付出代价。”
当莫妮卡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诚和她的原则受到惩罚的时候，背叛她的特里普却受到了斯塔尔方面的宠爱，他们给了她一间安全的房子，还答应让她保留那份8万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尔手下的一个调查员鲍伯·比特曼告诉莫妮卡，当他们去特里普家里的时候，她如何给他们做美味的点心，如何端上满盘的糖果。如果他讲这些是存心想伤害莫妮卡，那么他成功了。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甚至要求扩大调查她的弟弟以及父亲。她的母亲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
斯塔尔开始动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两个FBI探员事先没有通知就去了迈克尔就读的大学。丑闻曝光的几天前，莫妮卡通过联邦快递给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这些探员认为这个清白的包裹里面可能会有总统送给莫妮卡的礼物，她想把它交给兄弟保存以测安全。他们知道金斯堡是这个家庭的律师，他们还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在迈克尔的寝室里对当时才20岁的他展开询问。他们问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动，其实是想探听他什么时候和她一起在华盛顿。当他们离开以后，迈克尔打电话给金斯堡，告诉他自己被迫接待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律师非常生气，他告诉迈克尔，没有他的授权，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问题。“我感到很害怕，”迈克尔说，“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当FBI探员站在你家的门口，向你出示他们的警章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就是如实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还要求华盛顿的Kramerbooks & afterwords书店提供1995年以来莫妮卡在这里所有的买书收据。“这是一种人权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国，除了莫妮卡·莱温斯基，其他人都拥有人权。我觉得我就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一样。”为了进一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斯塔尔办公室的授意下，FBI开始给伯尼·莱温斯基医生施加压力。金斯堡告诉伯尼，可能斯塔尔办公室或FBI会调查他的纳税申报单，这个行动经常被用来调查洗黑钱。当他们发现这些办法没有奏效的时候，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他医疗方面的税务档案，他们说他们想详细查看他医疗保险的账单。伯尼相信，“所有这些针对我们家庭的折磨和威胁，都是为了强迫莫妮卡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莫妮卡没有被赦免的机会，无法逃脱监狱的威胁。金斯堡让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任何不测。”
对于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经够坏的了，然而对于玛西娅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事实上，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犯罪指控，是她们在丽池卡特被折磨的几天后。莫妮卡的律师金斯堡告诉她，斯塔尔的调查官决定“让妈妈过了。”意思是他们决定不指控她犯罪。“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玛西娅说，“我根本不知道磁带上录了些什么，事实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存在。”在莫妮卡身边的那些人中，玛西娅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她离开丽池卡特的1012号房间，她就收到了一张传票。玛西娅意识到斯塔尔想利用她来对付自己的女儿。“他们发现了她惟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玛西娅说，“要让一个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有什么比威胁他所爱的人更有效的办法呢？”
2月10日，在布兰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亲舒适的寓所里看电视，突然她惊恐地看到母亲出现在屏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证。莫妮卡太震惊了，在她出发去洛杉矶前，玛西娅的律师比利·马丁还向她保证玛西娅的出庭会被推迟。第一天，玛西娅看上去还能比较自如地应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乱又悲伤。事实上，她站在证人席上几乎要垮掉了，一个护士和一张轮椅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幸好最后她还是硬撑着自己走了出去。
斯塔尔王国（3）
莫妮卡既后悔又悲痛，她决定立刻飞去华盛顿安慰她的妈妈。临走前，她爸爸跟她在浴室外面作了一番长谈。那里是这个屋子里惟一不会被外面的人偷听的地方。伯尼热泪盈眶，动情地告诉莫妮卡自己是多么的为她感到骄傲，同时鼓励她要变得更强壮，以便安然度过横亘在前路上的那些审讯和磨难。莫妮卡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留了下来，她回答道，“爸爸，你是我的直布罗陀岩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这场丑闻还能让人得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让父亲和女儿再度亲密地在一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隐藏着一些误解和矛盾。莫妮卡认识到，“我爸爸那么支持我，这真是太好了。”同样，他们也知道，要完全修复他们的关系，还要作很多努力。
对于玛西娅·刘易斯来说，有些事情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审团四号房间作证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一个伤痕。她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把女儿送进监狱。当她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好像来到了灵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难地讲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费力地吞咽着空气，好像潜入了深海中一个不可测的洞穴。
玛西娅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举个例子，如果检察官问她那条沾染了精液的蓝色裙子在哪里，她只能——同时她也知道，远在洛杉矶的莫妮卡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丽池卡特宾馆的1012号房间里激发莫妮卡斗志一样，她现在也想让莫妮卡明白，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对付过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达法院之前，她已经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读到一条恶意的评论，里面说她在某方面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贝弗利山庄“攀岩者”，积极鼓励女儿和总统发生关系。其实，她花了两年痛苦的时光，来劝说莫妮卡结束这段关系。
第二天的反复诘问中，她被问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昵称“巴巴”，这个绰号曾经被莫妮卡用来称呼希拉里·克林顿。听到这里，玛西娅崩溃了。她解释自己的反应说，“这些人攻击了我整个家族，对我来说，家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跟踪我的姐姐、我的儿女和我。现在检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经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带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这个邪恶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这太过分了。我想，他们不可能用一纸传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来，那么他们还能干什么？去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我害怕如果我从法庭上一走了之，他们会逮捕我，所以我垂下头开始大哭起来。你必须在23个陌生的陪审团成员面前讲话，讲那些有关你和你家庭的最隐私的事情。你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拿出来摊在这些陌生人面前了。”
听讼会被迫中断，玛西娅拒绝斯塔尔手下的检察官碰她，她认为是他们造成了她家庭的种种麻烦。只有当她的律师比尔·马丁走进法院的时候，她才有一点反应。他轻轻地把她搀到洗手间，在那里，她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通，最后虚脱倒在了地板上。
恢复平静之后，她离开了法院。比尔·马丁对聚集在外的媒体说，“没有一个母亲会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儿。”后来，玛西娅去巴尔的摩看了一个精神病专家，尼尔·布朗伯格。就算仅仅是为了感谢比尔·马丁的关心，玛西娅也要努力让自己尽快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比尔不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委托人，而是当作一个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