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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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玛西娅·刘易斯这个名字，莫妮卡就往往成功地化解了争论或麻烦，其实她母亲很多时候根本对这些谈话一无所知。在她们的谈话中，玛西娅是一个看不见的裁判，一个用来取悦特里普的护身符。比如，莫妮卡会说她母亲告诉她，和特里普吵架是错误的，这样她们就很容易重归于好。当特里普谈到她想到加利福尼亚做脚部手术，也能避开出庭作证，莫妮卡后来就告诉她，玛西娅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甚至愿意帮她付点手术费。莫妮卡回想说：“我只想让她别泄露我的秘密。我可以把左臂切下来给她，换取她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被卷进麻烦，因为她录音的时候我不停地提到我妈。”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4）
1998年圣诞节总统的礼物：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包括一只曾被莱温斯基称为戴上就像肉鸡的太阳镜。后来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镜，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的几天，一幅总统戴着她的墨镜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总统的品位”。
对莫妮卡来说，和特里普交谈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一次如今已然声名狼藉的谈话中，她承认自己一直都靠撒谎度日，自从父母离婚后，更是将这门怀疑的艺术练到炉火纯青。“我是撒谎长大的。”这种对于童年的夸张描述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她想用这招来唤起特里普的同情心——为保护朋友而保持沉默。就和录音带里她的许多话一样，这话只有表面价值，远比说话的语境应该产生的效应更恶劣，更糟糕。
特里普当然心知肚明，她们的谈话会被录音，所以说的许多话都是为自己打算，还装得很崇高。当莫妮卡按照她的要求，告诉她第一次和弗兰克·卡特见面的情况后，特里普的回答正好体现她打算给其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看，莫妮卡，我们早知道你会在宣誓的情况下撒谎，也知道我想避开这个重大时刻。如果我要出庭作证，如果一定要真实地回答问题，那肯定和你说的相反，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特里普的那些磁带长度超过20小时，不过其中内容如果放在说话语境里就将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磁带只有部分，严重误导了1997年10月、11月、12月的事件的真相。当1998年1月，特里普接触到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这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许多方面，那些没有被录音的谈话即使不比那些录音带上的内容重要，也至少和那些一样重要。特里普显然没有录那些和莫妮卡讨论重要问题和会议的谈话，也没有那些非常不利于斯塔尔通过葆拉·琼斯案对莫妮卡和克林顿性丑闻进行的“白水调查”的材料，例如和维农·乔丹的谈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如果放回说话语境，那些录音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同样适用于12月23日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派对上和特里普的那张合影。这个生气的女孩前一个晚上一直呆在电话机边，试图说服特里普支持她，可是毫无成效。派对开始前，她觉得自己悲惨万分，甚至痛哭流涕。不过，一到派对她就换上了典型的莫妮卡风格，笑逐颜开地感谢同事的礼物和祝福。
派对上，特里普坚持要和莫妮卡来张合影，也就是丑闻曝光后几天内印在报纸上的那张。后来再想，非常有可能就是特里普想拍张照，可以向别人证明她俩是朋友。事实上，莫妮卡工作的最后一天，她一直努力避开对方，可以不用再继续讨论昨夜那次麻烦的谈话。自那以后，特里普再也没回过莫妮卡日益频繁和疯狂打来的电话。
在这个没有欢乐的圣诞节，惟一的亮点就是和华盛顿记者杰克·泰佩那次见面，后者后来形容她是一个年轻女孩，“寻找一份体面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以及快乐的生活。”她在水门公寓思索着自己的问题，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节。此时此刻，她没有工作——几天前美联社拒绝了她，没有男朋友，陷入法律和个人的两难罪恶境地。她说：“我记得，当时感觉哀伤，紧张和孤独。”只有电视里重放她孩童时代喜欢的电影《威利·万卡和巧克力工厂》时，才感到几分欣慰。
占据她思想第一位的是总统，她不停地自我辩论着是否要把她透露他们秘密给特里普的事告诉他。最后她决定不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她马上就要见他了。莫妮卡还记得12月17日凌晨他打电话时说过她可以去白宫拿圣诞礼物，于是圣诞节后就打电话给库里，她们敲定周日，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8点30去白宫。虽然她已经决定不说出真相，可是去白宫前夜还是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度过一晚。
当她到达白宫的时候，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在那里，她、贝蒂、总统和总统的狗巴蒂一起玩了一阵子。巴蒂绕着地毯不停地跑，好像那是一个环形跑道。后来，当终于只剩下莫妮卡和总统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后书房。小狗巴蒂坚持要把脑袋放在莫妮卡的两腿中间，她还开玩笑说，“你干这个可比你老爸强多了。”
这时，克林顿拿出了一个大帆布袋，那是从“玛莎葡萄园”的“黑狗商店”买回来的。里面装着给莫妮卡的一些礼物，奇怪却让人温馨的组合：一个黑狗商店的填充动物玩具；一条从纽约带回来的Rockettes毛毯；一小盒巧克力；一副搞笑的太阳镜（他们两人都带上了，模仿明星的样子，然后互相嘲笑）；还有一个石雕的熊头，这是他从范库府买回来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庭讯中提及那次总统为她准备的礼物，都会说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漫不经心。但是与此同时，莫妮卡坚持认为真相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莫妮卡收到传票后，他还送她礼物，这充分说明他在法律麻烦面前的缺乏保护意识，同时那些礼物也体现了他对莫妮卡无言的信任。
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送那个难看的塑料太阳镜，是因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因为总统自己的太阳镜而争执，莫妮卡抱怨他戴上它就像一只“dorky（肉鸡）”，而总统解释说这副眼镜他是从秘密代理商那里借来的。后来，她在巴纳外贸商店给他买了一副时髦的品牌墨镜，一直缠着他戴上它。后来当她看到他在《纽约时报》里的一张戴着“dorky眼镜”的照片，还寄了一张便条提醒他这个事情。在那张便条里，她说她还将继续烦他，除非他把那副让他看上去“像一个滑稽演员”的墨镜换成她的那副酷墨镜。“如果你不认为那副墨镜很酷，那就去问问切尔西。”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的几天，一幅总统戴着她的墨镜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总统的品位”。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5）
或许最有意义的礼物是那个石雕熊头，他交给她的时候说，“当你想要力量的时候，抱一抱熊头吧。”检举人解释说总统的这句话意思是她在琼丝案子中需要力量。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这句话是对于他们在独立日的谈话的一个回忆，他“英俊的”教会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给了她礼物之后，总统给了她最想要的东西——一个吻。他们在后书房的走廊来了一
个最后的拥抱，带着对于这两年恋爱的最后的激情和内疚。莫妮卡记得接吻的时候，她偶尔睁开了眼睛，看到总统的眼睛张得很大，他定定地看向窗外。莫妮卡生气地把他推开，她说，“如果你不想吻我，就不要勉强。”总统温柔地回答，“不，我只是有点担心，我想确认没有人在偷看。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而现在却要吻你，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一次，莫妮卡占了主动，“过来。”她说，她把他带到浴室里，吩咐他闭上眼睛。她后来回忆道，“在那里，我们分享了一个神话般热情的，让人欲仙欲死的吻，这个吻提醒了我，我们曾经有着多么美妙的过去。”那一刻所有的渴望、热情、遗憾，在斯塔尔的报告中却都显得那么低俗和平庸。
在他们长达几小时的会面中，他们还谈到了一直困扰着莫妮卡的琼丝案传票。“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件事，”她说，“我知道我必须否认这件事，我想他也是这样，所以我想，无论要发生什么，就发生吧，人不可能控制一切。”
他们先讨论了她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证人的名单中，谈到了专门提到的那个帽针，他说自己也觉得“非常困惑”。他问莫妮卡，有没有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去年夏天的那个女人”时，他指的是特里普，她否认了。当她问他是不是需要把他送她的其他礼物扔掉或者交给贝蒂保存的时候，他总是给出类似“不知道”或者“让我想想”之类的回答。
当两人谈到莫妮卡去纽约的事情时，总统显得不那么迷茫了。他问莫妮卡如何和她保持联系，她说贝蒂那里有她的电话和寻呼机号码，他们期望着能够很快再度如此交谈。然后，他们回到了椭圆办公室，他搂着她，温柔地吻了她的额头，说道，“好了，小姐，祝你在纽约好运，好好照顾自己。”这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天下午，贝蒂打电话给莫妮卡，她说，“我知道你有东西要交给我。”莫妮卡觉得是一个隐语，指她该把一些礼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她把一些东西打包装在一个标明“不要扔掉”的盒子里，其中就包括那个帽针，送到了贝蒂那里（后来，贝蒂拿到了盒子，放在自己家的床下）。但是她不能忍受和她珍藏的《草叶集》分开，就把它藏在自己的壁橱里。这些细节让人能够看出她当时的心理：她渴望离开华盛顿，但是她不能忍受听任总统离开自己。
当她刚开始纽约的生活时，她和她的朋友阿希莉·雷纳斯一同去看当时热映的《泰坦尼克号》，莫妮卡的眼睛都哭肿了。这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恋人临死前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鸣。这就像是她自己的遭遇，她和那位“英俊的”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们苦乐参半的恋情中，她忍受了一切焦虑和愤怒。
她给他写了一张“感情丰富的”信，里面，她哀叹他们从未真正成为过情侣，她总是想知道他们两人最终能够走到哪一步，这也是他们的爱情中一个浪漫的悲剧。她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享受一整个晚上的热情。她的感伤在几天之后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碎，在电视上她看到总统和第一夫人穿着泳衣在海滩上缠绵起舞。这提醒了她，她和安迪·布莱勒的那段关系中，她必须时刻面对这个事实，她爱上的是一个有妇之夫。
有两个她认为最可信赖的朋友，结束了与她的关系。1998年1月5日，总统最后一次与她通话，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她和特里普的关系，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1998年1月4日，一个星期日，莫妮卡给贝蒂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有些东西要给总统。她们决定那天晚一点在贝蒂家会面，莫妮卡托贝蒂把带了她的那封信和一本名为《美国总统》的书，转交给总统，后者是她在一家古旧书店antiquarian bookstore中挑回来的。
1月5日下午，莫妮卡通过贝蒂请总统跟她联系，当晚上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仍然为他在海滩上的举动而妒火中烧，伤心不已，所以决定在他面前稍稍隐藏自己对他的感情。她不情不愿地为自己的那封不恰当的信道了歉，因为之前他曾经让她不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下来。然而让她高兴的是他还蛮喜欢她送的那本书。
下午早些时候，莫妮卡在她律师卡特的办公室和他开了个会。她同意签署一份他帮着起草的书面陈述，希望可以避免在葆拉·琼斯案中出庭作证。由于她第二天就要看到书面陈述的草本，就先和总统仔细讨论了几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特别是将她转到五角大楼的原因，还议论了免职工作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特别关心那个说她在总统身边“表现不当”、从而把她推向麻烦的白宫工作人员，克林顿只是谈到是“立法机关”中的几个同事摆了她一道，这个答案正确，但他也逃脱了自己的责任。那时，莫妮卡还在生他的气，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通话，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