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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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普的罪（11）
很明显，无论是特里普本人，还是伊斯科夫与戈德伯格母子，他们都极其重视此次会谈，卢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从纽约飞到华盛顿，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而伊斯科夫则承认说，在这次开会前，他就曾与特里普谈过关于莫妮卡的事情。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证明特里普非常清楚伊斯科夫在写作关于莫妮卡的新闻报道时，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她才会向莫妮卡透露那条她被列入黑名单的假新闻。
之前，特里普与卢西安·戈德伯格谈话时，戈德伯格曾经建议她将这个故事卖给那些小报，特里普没有同意，说这样做实在是“太掉价”了。她仍然想由《新闻周刊》刊登这个故事，认为这样才能保全她的名誉。可是伊斯科夫却再三跟她强调，单凭现在他们手头上的这些证据，稿件还无法刊登，因为《新闻周刊》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期刊绝不可能刊登一个单纯的性爱故事，这则新闻一定要跟政治沾边，比方说，可以证明总统违反了宪法或者法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刊登。他还举出了琼斯案的例子，详细跟特里普解释说，琼斯的新闻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在这则新闻里，总统成了嫌疑犯。
怎样与政治沾边？这是一个问题。莫妮卡的工作成为问题的关键。假如莫妮卡得不到在白宫
的工作机会，这显然没办法毁坏总统的名声，甚至会被当作总统公正无私的例子。那么，如果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职务呢？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整件事情的性质，而且与琼斯案有了深层次的呼应：克林顿在对女人进行了性骚扰案后，习惯于将给她们安排一份好工作，当成对她们的酬谢。琼斯的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解释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琼斯就因为拒绝了总统的性骚扰，受到了总统的报复，没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则正好相反，就因为她与总统有了暧昧关系，因此，她受到了总统的照顾，在事业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这些只是推测，但确实可以很好地解释琳达·特里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举动，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宫，并且在这件事上给她出了不少点子。可是到了这段时间，她的态度却完全变了，她开始力促莫妮卡离开华盛顿，并且要求总统在其他城市帮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对莫妮卡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僵硬，时冷时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莫妮卡认为，这是因为特里普心中存有一丝不安和负罪感，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她心理发生剧变的折射。
在10月6日进行的这次秘密会谈中，特里普特意给伊斯科夫带来了两卷录音带，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听了录音带，他本人会涉嫌违法，因此并没有听。不过，特里普还是向他口述了录音带中的内容。当天他还要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工作，可是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他还是反复向特里普强调，他们要写的这个故事一定要与政治、法律沾边，而且他们必须搜集更多、更具体的证据。现在，一旦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曝光，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琼斯的律师将得到有利于他们的证据；伊斯科夫将会发表震动全美国的独家新闻；戈德伯格将会有可能将这位他不支持的自由派总统赶下台；而特里普……特里普会得到什么东西？
一本书，当然，她会得到一本标有她大名的著作，只是，在此时这本书还根本没有动笔。我们不能不这样猜想，驱使着她不遗余力做出这种事情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道德感，而是更多、更复杂的情绪——她要报复，报复这么多年来她在学校、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轻视与侮辱；她要惩罚白宫，因为这里的人叫她骗子，而且害她的事业受挫；她要折磨莫妮卡，因为在她眼中，莫妮卡已经得到了一切，她要看着她受尽折磨。
确实，在琳达·特里普的眼中，莫妮卡·莱温斯基代表了最大的罪恶。莫妮卡很年轻、可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招男人喜欢，同时，她还拥有那么多人的关爱，她的父母在尽全力关心着她；她的一群朋友在不断支持着她；总统，那个最有权力的人在照顾着她。这些人，他们都该睁大眼睛瞧瞧，到底是谁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9月份，在谈到特里普的这本书时，戈德伯格曾经提醒特里普注意，这本书可能会对莫妮卡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她说，“这肯定会毁了她，而且你得做好准备，你肯定会失去这个朋友。”特里普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噢，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已经下决心了。”
不管特里普真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当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时，她就已经撒下了一张大网，她将要做的事，足以令总统蒙羞，也足以导致总统情人的崩溃。
第九章特里普陷阱
特里普陷阱（1）
身材高大的维农·乔丹属于那种彻头彻尾的华盛顿都市权威，一个朋友目录里有总统——包括比尔·克林顿——和其他权贵朋友的律师。从他专门定制的衬衫到言语谈吐，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阶层和品位，即使自认时尚品位出众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对他印象深刻。事实上，当1997年11月5日她第一次和乔丹见面，讨论工作前景时，她认为他比总统还要令人望而生畏。
见面的一个月前，乔丹出现在莫妮卡的“雷达”范围内。10月6日这个充满宿命意味的日子里，琳达·特里普扔给她一个炸弹般的消息——她已经被列入了白宫的黑名单。两个女人在讨论莫妮卡去纽约工作的愿望时，特里普提到了乔丹这个名字，他是“搞定先生”，除了是Akin、Gump、Sreauss、Hauer&Feld等华盛顿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外，还出现在无数重量级公司的董事会里。
那会儿，莫妮卡依然完全信任特里普，后者也还扮演着一个关心她、支持她的好朋友的角色。“我一生都需要你。”她告诉莫妮卡，催促她离开华盛顿，鼓励她向总统要求一个新工作，比她现在五角大楼的那份收入更高，甚至嘲笑莫妮卡6万美元年薪的目标实在太低。当莫妮卡在给总统的一张留言中谈到，她希望能得到一份级别G12或G13（低级）的政府工作时，特里普告诉她能有更好的工作。
莫妮卡希望从总统那里得到两样东西，一个道歉和一份工作。她在一次电话聊天中告诉特里普，他应该承认“他也有份搞砸了我的生活……如果我还打算再和一个已婚男人——特别是一个总统——搞上一段，那么就杀了我。”
除了信任特里普，莫妮卡听说她不可能再在白宫工作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库里，希望能和总统讲话。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和以色列总统一起晚宴，不能接听电话。所以，在特里普的支持下，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这也是她给总统一系列信中的一封，发泄着她的不快、愤怒和对他们那段关系的期望，他曾经许诺了如此之多，可是付出却如此之少。在这张纸条中，她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肯定没希望重返白宫了，因此希望能和他见一面，讨论她的工作问题。她的语调很悲伤：“英俊的先生，过去几个月来你一直在疏远我，摒弃我。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你不再喜欢我了，还是你害怕了？”
第二天，10月7日，她把信快递出去，然后再次打电话问贝蒂她何时可以见总统。当贝蒂回答说只能和总统打一个电话时，莫妮卡非常愤怒，脱口而出：“我受够你们俩了。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你把我整整晾了一年，现在我想请你滚蛋。”贝帝非常平静地听完了这些冒犯的话，没有什么不快的表示。到了下午，她打电话给莫妮卡，表示晚上总统会给她电话，还强调说如果总统愿意见莫妮卡，无论多晚她都会到白宫安排，并且亲自把她带进白宫。
“我不清楚他是否会打来电话。”莫妮卡回忆说，“要么就打来，要么就彻底玩完。就算在感情还没有结束时，在夜晚入睡之前，我也总是无法预料他是不是会打电话给我。我一直醒着，望着钟，几次突然哭起来。太痛苦了，这不是他的错，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承受多大的折磨。我终于尝到了惩罚的滋味——头脑不清醒，或者缺乏逃避感情的力量，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
幸好，这次总统的电话来了，10月10日凌晨2点30分。那么晚了，她还想不顾一切冲到白宫去见他，不过他用夜太深的理由拒绝了她。“你不可能总是顺着自己的意思来，所以别冲着我发火。”这是一段序曲，之后是他们之间最漫长最凶狠的一次争吵，就像莫妮卡说的那样，整整90分钟的“咆哮比赛”，“他太生气了，肯定气得脸都紫了。”
她一直在哭，他则冲她吼叫，完全不理会她对自己工作的抱怨，也不在乎她对白宫那段时光的怀念。更糟糕的是，他居然在吵架中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肯定不会和你发生关系。”对莫妮卡来说，这是他说过最刺人的话，她当时觉得自己“伤心透了”。
她告诉他，当1996年4月她发现自己即将被转送五角大楼时，多么希望他能干涉一下，让她留下。不过，她说：“我不想把你卷进来，选举更为重要。如果我有什么麻烦，我都自己耐心去解决，我没有要求什么。我是一个好女孩，相信你的承诺。”她的话没缓和什么气氛，总统嗤之以鼻，重重地回击道：“如果我早知道那么麻烦，肯定一开始就打住了。”
他继续大声咆哮，那是他愤怒时的习惯。“我能想到的一切，除了你，就是你的工作。每天早上醒来，我一想到这些就心中不安。除了你和你的工作，我的生活空空如也。我拥有的一切，除了工作就是这份困扰，我和你是一起的。”莫妮卡把这段出人意料的情感表白，理解为他支持她在白宫找一份工作，虽然现在一无所获，但这并非他的过错。他们都发泄了自己的不满，重新冷静下来，谈话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总统挂上电话之前——那时是凌晨4点——他答应会帮助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10月11日，周六，那天是克林顿结婚22周年。因此莫妮卡接到贝蒂要她去一趟白宫的电话时，非常惊讶。那会儿只有早上8点30，她马上推迟了和弟弟在纽约见面的计划，去见总统。9点半过一点，她到了白宫，被带进椭圆办公室。风暴过后世界恢复了平静，总统语调温和地告诉她，他挂了电话之后才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
特里普陷阱（2）
莫妮卡站在那里，和他隔着一张餐桌，告诉他自己想去纽约，因为她母亲生活在那里。而且水门公寓已经被出售了，她必须在10月底前搬出去。这个消息并不完全是真的，但是鉴于他为她在白宫找工作时的拖沓表现，她认为有必要撒一点小谎，这回她可不想把这又演变成一个长期计划。她还讲到需要白宫里某个人提供些工作指导，和几个可能的工作岗位——联合国，或者他朋友维农·乔丹能帮她找个私企的职位。“好主意！”总统对后一个提议更感兴趣（其实，莫妮卡在几天前和特里普的谈话中才想到这点）。
这是一次轻松的见面。莫妮卡描述自己的工作计划时，他亲切地微笑着。当她不再侃侃而谈，发现他正冲她促狭地笑着，不禁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他回答说：“没什么。只是看着你很开心，过来，我们拥抱一下。”莫妮卡的回忆略带几份忧伤：“这是我们感情生活中，人们绝不会强调的那部分，如此具有感染力，如此温柔，如此亲切。他总是这样温柔可爱，我们之间总是禁不住相互吸引，即使分手在即。”她离开前，下周将出访南美的总统要她交一份“工作意愿”，以便他回国后研究一下。
莫妮卡满怀着对她“爱人”的爱意和温暖离开了白宫。那天的晚些时候，她到了纽约，流连于跳蚤市场为他寻觅一件圣诞礼物。她知道他正在收集白宫纪念品，特意为他淘到了一件只售10美元的刻着白宫的玻璃镇纸。她的慷慨甚至压倒了预算，还为他花重金买了一个昂贵的古董雪茄架子。
整个周末她都在考虑自己的前程，发觉自己其实不想在联合国工作，那地方太像白宫了。因此，当她给总统发送“工作意愿”时，明确表示她改变主意，不想去联合国了，强调她的工作兴趣转移到了PR（公共关系），那个让她觉得“富有挑战、激情和兴趣”的领域。
太晚了。这次总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