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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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隐”其人，还能怪寻根问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吗？何况《红楼梦》中确有很多谜语，不独研究者，一般读者也想来猜一猜。香菱的判词是：“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甲戌本的批语在第三句后面注明“拆字法”三字。凤姐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其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还有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实难索解。而元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化（谐假话）、娇杏（谐侥幸）、单聘仁（谐善骗人）、卜固修（谐不顾羞）、詹光 （谐沾光）；地名则有十里街（谐势利街）、仁清巷（谐人情巷）、湖州（谐胡诌）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索隐派红学的终结（2）
问题是如何进行索隐。红学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不影射，把索隐无限扩大化，结果弄得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无异于重新设计了一部《红楼梦》，让书中人物充当自己意念的图解，这样一来，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与作者的创作构思了不相关。索隐派中，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到景梅九、寿鹏飞，再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赵同，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情况。他们忘记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谜语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图解，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求之过深的结果，反倒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看浅了；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具体寻求影射，实际上肢解了《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性。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包括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不管概念本身有多少不确切的地方，就其对《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的发掘来说，总是一种扩展和深入。这在盛赞《红楼梦》为言情小说的风气之下，也不失为有勇气的表现呢。可惜索隐派在方法论上犯了错误，把由于读书心得间捕捉到的点，扩大成为面，把局部当作整体，把索隐变成猜谜，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我们从索隐派红学论著中，突出看到的是索隐者的想象，他们凭借立论的最初的某些会心的发现反而被冲淡了，或者即使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长期以来，红学索隐著作在读者中难得有更大的市场，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由一点就可以看到索隐失去规定性、走向扩大化和琐细化的不良后果，即书中的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索隐者可以指认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影射对象。如宝钗，蔡元培说影射高江村，王梦阮说影射陈圆圆，邓狂言说影射王鸿绪，寿鹏飞说影射雍正，杜世杰说影射洪承畴，赵同说影射康熙第三子允祉；林黛玉，蔡元培认为影射朱竹垞，王梦阮认为指董小宛，邓狂言认为指方苞，寿鹏飞认为指太子胤礽，赵同认为是曹。几乎所有人物，在不同的索隐者眼里，都有不同的影射对象。仅就这一点而言，索隐的可靠性便大可怀疑了。因为依照各家的索隐逻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找到更多的索隐对象。结果是，适合一切的判断，判断本身就不能成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倒是早期索隐的始于猜测、止于猜测，不做过多论证，只是作为读《红楼梦》之一得，聊供解颐谈助，纵使不对，也不至于深陷泥淖，不可自拔，于己于人并无害处。索隐而成为派，反而害了索隐。如同钱静方所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26页。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将不时地为人们所运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评点派与小说批评（1）
小说批评派红学缘自何时？这要看对红学的小说批评如何解。如果认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红楼梦》所作的批语就是小说批评，那么小说批评派红学在《红楼梦》创作过程中即已产生。许多研究者持的都是此一看法。原因是把小说评点和小说批评简单地混为一谈了。我觉得这两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有必要在概念上略加界说。
小说评点发端于明代中期，李卓吾、叶昼是最初的代表人物；到明末清初，由金圣叹集其大成，随后又有毛宗岗、张竹坡，评家迭出，使《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因评点而影响更著。脂砚斋，畸笏叟批《红楼梦》，承继的就是李卓吾、金圣叹评《水浒》的传统，所不同的是，李、金在已经流传的著作上加批，脂砚斋当作者写作之时，便一面整理、抄写，一面加以评点，批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创作。
脂批的价值自不可低估。有关《红楼梦》创作的许多情形，特别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生活依据，脂批里多有线索可寻。解开脂砚斋之谜，对解开《红楼梦》之谜大有帮助。在艺术理解上，脂批亦不乏独到见解。如第十九回评贾宝玉的一段话：“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着。”这段经常被研究者称引的批语，见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第十九回，实际上概括出了文学典型的一些特征：似曾相识，却没有见过；虽未见过，仍感到栩栩如生；既可解，又不可解。这就是艺术典型——熟识的陌生人。
脂砚斋的感受包含着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基本规律在内，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脂批中像这样进入理性层次的阐发并不是很多，最常见的还是随感而发的感受性批评，其中一部分针对作品的人物、情节、语言，为行文章法和人物描写称奇道妙，一部分则是触景生情，借题发挥，抒写批者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喟。后者如第一回癞头和尚指着甄士隐口赋一诗：“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脂砚斋在诗的首句旁批道：“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同回写甄士隐遭火灾后投奔岳家，封肃“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脂批于此处写道：“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风俗如是也。”这类批语在今存各早期抄本中，保留不少，平心而论，是不能算作正式的小说批评的。更不要说，还有不少纯属调侃性质的批语，如称赞晴雯“好腰”、“好肩”；宝钗拧了黛玉一把，脂批说“我也欲拧”；凤姐讲笑话，脂批说“余也要细听”等等。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观点看，脂砚斋、畸笏叟几位批家远逊于金圣叹的批《水浒》，在小说评点派中算不得上乘。研究者宁愿更重视脂批中透露的关于作者生平和成书过程的材料，对脂批的美学价值一般不给予过高的评价。
倒是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之后，随着在社会上影响增大，致力于评点《红楼梦》的人越来越多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附有铭东屏致张新之的信，其中有“《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的话，可证。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估计，至清末当更多，参见一粟编《红楼梦书录》第37至第74页。，先后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评家，其中以“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三家的评注在社会上流传最广。这三家可以说各有所长：王评对书中情节发展的层次结构缕析得较细密，抓住了人物和事件的主从关系王评本的书前总评有一段写道：“《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两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对书中人物的主次定位，大致不误，有助于读者理解全书。；张评视《红楼梦》为“演性理之书”固是附会，但于作者写钗、黛、晴、袭的匠心，时有发挥；姚评则俨然一统计学家，标出了从主要人物出生时间到荣宁二府出纳的财数和婚丧所费银两等大量数字，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企图从整体上来把握和认识《红楼梦》，因此书前都有长篇的总评性的文字，王评本叫“红楼梦总评”，张评本为“红楼梦读法”，姚评本称“读红楼梦纲领”。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仅就评点方法而言，这三家比脂批又进了一步。复按其内容，可以发现，评点者的态度是冷静的，在情感上已经同作者疏离开来，不像脂砚斋、畸笏叟那样，动辄“失声大哭”、“血泪盈腮”。对文学批评来说，评论者和作者在情感上是否疏离开来，是一个必要条件。具体参与创作过程的人，严格地说，不具有客观地批评该作品的资格。王、张、姚诸家的评点，没有停留在随作者亦步亦趋，只是称奇道妙上，而是在被作者的妙笔所征服的同时，也不断指出书中的种种矛盾王评本在总评中列出《红楼梦》的矛盾处19条，姚评设“纠疑”专节，列出21条，两人都声明不是“吹毛之求”、“雌黄先辈”，而是“执经问难”，“以明读者之不可草草了事”。，更证明批者和作者以及作品在保持一定间距。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评点派与小说批评（2）
王、张、姚之外，道光至清末民初，评点家尚多，值得注意的是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和王伯沆的《红楼梦》批语。王批出现最晚，但评点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14年秋天到1938年冬天，先后精读二十遍，用朱、黄、绿、墨、紫五色笔加批五次，经过二十四年，可谓惨淡经营王伯沆名王瀣，江苏溧水人，1884年生，卒于1944年，他评点的《红楼梦》现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上、下二册， 1985年1月版），可参阅。。哈斯宝是蒙族作家，他把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缩译为四十回，每回后面都有一篇批语，另在卷首和书后有序、读法和总录，摹仿金圣叹批《水浒》的格式甚为明显。他认为《红楼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