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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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贵，也最不易得。所以《文心雕龙》有“知音篇”，劈头就发为感慨：“知音其难哉？”学问文章亦复如是，见知于当代，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宁愿相信：“后世相知或有缘。”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接受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知音”，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历史也无法预设。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对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尤其重要，甚至还需要“有缘”。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可谓深明此中三昧，他先就对阅读他的作品的人表示了相当怀疑的态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有多少读者、研究者，曾殚精竭智地想解开《红楼梦》的谜底，颇不乏痴心不改或谬托知己的“解味人”。研红解红的一大特色，在一个“痴”字，不痴不呆，不足以言红。“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第三回嘲讽贾宝玉的这首《西江月》，用来形容一些红迷和红学家，再合适不过。上句称“寻愁觅恨”，当指女性读者；下句以“似傻如狂”相形容，自然是读者中的男性。“痴人说梦”这句成语，本来寓负面意涵，但如果以之概括历来红学研究者的痴情状态，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
因此我的研究《红楼梦》，距离此门学问的专业水准，不知相差有几里许。主要是我用“情”不够专一，远没有进入痴的境界。不时为另外领域的其它学问所吸引，研究一段红学以后，就不想再研究了，老想告而别之。可是你看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位先生，研红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周先生已是望九之年，然著书不辍，文章铺满南北报刊，电视讲论，神采飞扬。而且创辟胜解，愈出愈新，他新近两本研红著作的书名，一叫《红楼十二层》，一叫《红楼夺目红》。冯先生也已八十有二，仍研红不倦，不断有新书出版，不久前竟托人送来三大厚册《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装帧精美，气象万千，光是书前的序言就写了三万多字。卷首题诗，第一首起句：“老去批红只是痴。”第二首结句：“老去方知梦阮颠。”扉页图章，赫然四个篆书大字，正是“痴人说梦”。研红研到以“痴”对“颠”，晚生后学就不容易望其项背了。但研红也让他们变得更年青了。
周、冯两先生毕竟是科班出身，专业如此，成就骄人，精神可敬，但还不至于让人感到惊奇。值得惊奇的是另有一位出身名门的佳公子，部级干部，政务在身，却也为曹雪芹和《红楼梦》而神魂颠倒。他承继已故红学家吴恩裕先生的衣钵，深研曹雪芹被抄家后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活动，特别是晚年著书西郊的踪迹。中华书局前些时出版他一本新书，题目是《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最近他又发现了考证《废艺斋集稿》的新材料，证明《集稿》中的残文《瓶湖懋斋记盛》，对明代画家商祚所绘《秋葵图》的记述，渊源有自。我听了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论文报告，也看了他在现代文学馆的电视演讲，甄别史料和考镜源流如数家珍，全身洋溢着学问的快乐。若非沉醉为学，痴心研红，断不是如今这个样子。此系何人？乃胡耀邦的哲嗣胡德平是也。
因为有了周、冯、胡三人的推动和带动，当下的红学由不得让人刮目相看。虽然不一定恢复往日的繁华，上世纪初由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三大师儒建立的现代红学，庶几后继有人了。我个人颇敬佩周汝昌、冯其庸两先生孜孜不倦的学问精神，他们称得上红学的殉道者。孔子说：“人能弘道。”其实，道亦弘人。也许是基于出版家“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中央编译出版社愿意出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新一版。全书内容不变，只将原增订版后记加上“百年红学说索隐”的标题，作为本书的第十章。删去了初版跋语，原题序经润改移作后记。为减少舛误，特请《南方周末》的蔡军剑先生代为校阅。蔡君喜吾书，读《学术思想与人物》和《庄子》曾为之纠谬，故相识。本人研究方向早已转入其它学问领域，红学已成为我的旧相知。只不过藕断丝连，仍挥之不去。《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枉凝眉》写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可以断章比喻我和《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关系。
2005年4月21日于中国文化研究所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引子
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评本，已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上篇“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
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参见《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页，写作时间署“1919年3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谁覆烂柯棋
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陈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年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