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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

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下-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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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不等),届时中国将恢复历史上长期占据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或者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以今天的人民币汇率计算),人均GDP也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如果这一预测成真,那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实现了一个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2020年之后又会怎样?

  一个习惯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社会能否适应低增长的新环境?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有的国家能在经济停滞乃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平安无事,比如最近十年的日本;也有的国家,经济危机———街头骚乱———政局动荡———国民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缩水,似乎已经成了走不出的循环。最近一个例子是1998年—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经历了长达30年的增长,但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顷刻之间让印尼陷入崩溃。1998年,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印尼的人均GDP也比上年下降了近20%,而针对华人的街头暴力更成为全世界华人挥不去的梦魇。

  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非经济的问题,我们也要面对人口结构变动的严峻现实。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06年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见图2)

  按照这个研究结果,2008年,中国劳动人口的比重达到68%的峰值,随后逐年下降,2038年,当生育高峰末期出生的关先生年满60岁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将是57∶43,此后这个比例还将缩小,到2050年时已经接近1∶1。

  食之者日众,生之者渐寡,在这样一个劳动力结构下,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高于劳动人口的减少速度,那么整体国民福利的下降将不可避免。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基础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

  问题在于,在目前这种增长模式下,如何能够预期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2004年,有一组数据被广泛引用: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费的石油占全球7%、电力占13%、原煤占30%、钢材占27%、铝材占25%、水泥占4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将中国的GDP总额提高三倍,上述指标中的大半也远远高于GDP所占的比例。

  和通常的印象恰恰相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很不丰富的国家(见图3),但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居然选择了一种高投入(资源、资本、土地、劳动力)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际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已经受到了中国高级领导层前所未有的重视。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写道:“改变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的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要比“两个转变”更为丰富,这是党执政50多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

  2004年,以绿色GDP替代传统GDP统计的呼声渐起,山西等地已经开始计算绿色GDP,而打破GDP崇拜的文章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

  但是,总体而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半个世纪的粗放增长模式有着强大的惯性,滋生粗放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仍未被根本性的触动,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现形式仍在艰难探索之中。

  2020年,谢先生58岁,程先生48岁,关先生42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经济起飞和加速的这一代人或者即将退休,或者人到中年,而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将是什么面貌?这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希望自己的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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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2004…12…30 16:12:53  来源:南方周末  

  □朱学勤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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