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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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反思，在方法论上也有从实证主义向规范研究偏移的趋势。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第三版（2001）中，基欧汉和奈沿用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模式研究了信息革命对相互依赖和国家权力的影响。他们将“信息革命”界定为“计算机、通讯和软件技术的迅速进步导致了信息加工和传递成本的剧降”，并把信息分为三种类型：免费信息、商业信息和战略信息。36他们认为，信息和传播革命并不具有均衡各国权力分配的效应，因为，从战略信息层面讲，规模经济和市场准入壁垒仍然存在；就免费信息而言，大国在信誉竞争中常常处于优越地位。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使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对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信任都成为核心权力资源，在免费资源方面，更为开放、透明的组织将拥有优势。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更容易渗透，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将更接近符合相互依赖的理性模式。37
　　基欧汉与奈将全球化视为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增强的过程，因此关于相互依赖的定义同样适用于全球化。但他们强调，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这两个概念仍有语义上的差别。相互依赖指的是世界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的程度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全球化指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事物，即跨国流动增强、相互依赖网络拓宽的趋势。他们认为研究者不应假定某种事物仅仅处于上升状态，因此他们采用“全球主义”（globalism）一词作为分析的起点。他们将“全球主义”定义为世界的一种状态，与相互依赖一样其程度可增可减，它关涉的是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这个网络通过资本、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根据这个定义，“全球化”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分别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强和减弱。38由于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全球主义与相互依赖网络有关，故此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39简言之，全球主义的加强就是相互依赖网络的深化，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增加的过程。
　　他们认为，与相互依赖一样，全球主义也有不同的维度，包括经济、军事、环境、社会和文化等许多侧面。但“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既不意味着同质化，也不意味着平等。全球主义古已有之，在不同时期有“强弱”或“厚薄”（thick　or　thin）之分，当前的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增强的进程。尽管这个过程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但今天的全球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在该网络所处的中心地位大大增强了美国的“软权力”。40同样，在分析全球主义时，“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概念继续适用。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都是全球主义的重要方面，它们都有赖于相互联系。
　　虽然相互依赖与全球主义具有连续性，但当代全球主义仍然有一些新的特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当代全球主义导致了三个“增强”：（1）网络密度的增强（increased　density　of　networks）；（2）制度转化率（速率）的增强（increased　institutional　velocity）；（3）跨国参与的增强（increased　transnational　participation）。
　　首先，随着相互依赖和全球主义的增强，不同网络之间的系统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会更多。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影响着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依赖，意识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反过来又影响到经济关系。全球主义强度或相互依赖网络密度的增强意味着不同领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因此全球主义将伴随着普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市场参与者和其他行为体力图理解和管理这些日益复杂的互联系统。因此，全球化不仅影响治理，也被治理所影响。除非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得到有效的治理，否则全球化不大可能以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
　　其次，信息革命是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核心，它使得跨国组织和市场的拓展成为可能。它所带来的是传播成本的降低，使传播流量成倍增加，全球主义的深度呈几何基数加深。传播成本的降低不仅提高了“信息转化率”（某一特定传播的速率），更加快了“制度转化率”（一个系统及其内在单位的变化速度）。制度转化率是涉及联系深度即全球主义强度的变化。制度转化率的提高比信息转化率的加快更为迅猛，它不仅反映了个体之间的联系，而且反映了网络和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三，降低传播成本的方式增加了行为体的数量及其参与程度，增加了复合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基欧汉和奈认为，尽管复合相互依赖仍然算不上普遍存在，权力仍然重要，相互依赖仍然是不对称的，但世界政治越来越接近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也就是说复合相互依赖的三大特征越来越明显。总之，当代全球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网络联系日益深化和强烈，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系统效应。但这种强全球主义又是不均质的，它因地区、方位和问题领域而不同。41
　　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各种问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世界体系越来越像一个“政体”，正式、非正式的进程与制度指导并制约集体行为，治理的问题由此而生。从全球的角度讲，治理问题即全球社会的各种制度与进程如何有效地、合法地编织起来，发挥作用。42强全球主义以不同方式影响各国的政治和治理。反过来，国内政治也以各种方式塑造全球主义的影响。如果说自由放任将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而相互依赖网络正在穿越民族国家的疆界，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是：全球主义如何治理？如何管理相互依赖的影响，或者说如何“管理全球化”？
　　基欧汉和奈列举了五种可能的治理形式：（1）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行动，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2）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3）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4）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5）跨国或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43这些治理尝试都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它们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国家的单边行动；区域合作；全球与跨国合作。其中单边行动往往失败或引起对抗性反应，第一种形式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导致“去全球化”。第四种模式，即进行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以建立全球性国际机制显然是他们所提倡的。第五种形式作为各国合作关系之正式进程的补充也是必要的。
　　国际制度仍然是基欧汉治理理论的核心。他指出，全球化有赖于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制度。要防止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就需要发展有助于促进合作、解决冲突的制度安排。自90年代以来，基欧汉通过研究国际法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了国际制度的合法化问题。44他发现，随着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复杂性的增强，通过国际组织这一制度形式进行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club　model）——它体现的是富国主导制度设计的“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由于“民主赤字”而逐步丧失了合法性，越来越难以维持。反映在全球治理上，规则制定及其解释变得多元化了，因此任何可持续的治理模式都不得不在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国际机制必须与合法的国内机构相联系。“制度化治理”引致了制度设计问题。因此，如何为一个空前规模和多样性的世界“政体”设计有效而民主的国际制度，以更好地治理局部全球化的世界，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45
　　制度至关重要，但制度也有副作用甚至危险性，可能导致剥削与压迫，这就造成“治理困境”（governance　dilemma）。因此基欧汉认为必须从后果、职能和程序三方面来评估何种制度适合于一个局部全球化的世界。制度的后果必须是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安全、自由、福利和公正。地区或全球制度必须履行五项关键职能：限制大规模暴力的使用；限制分权化行为的消极外部性（因为相互依赖为行为体提供了将其行为成本转嫁给他人的机会）；为协作博弈提供聚焦点；应对体系分裂；为对付最恶劣的滥用形式（特别是暴力、剥夺）提供保障。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程序标准则是责任、参与和劝服。在基欧汉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制度设计是关键，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自由民主观念，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所谓“进步自由主义”与“恐惧自由主义”观念的结合。此外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还需要从政治学众多理论流派中吸取营养，包括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学习关于制度价值和制度创新需求的知识；从博弈论、政治文化研究以及关于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著述中了解信念对于达成均衡解决、建构政治选择的重要意义；从传统政治理论中了解规范信念对于政治实践和制度的重要性；从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社会学中了解价值观和规范如何在社会中运作；最后，还必须借助民主理论以说明责任、参与和说服在创设合法的政治制度中的关键作用。46这就是迄今为止基欧汉所勾勒的一个制度主义全球治理蓝图。它显然尚未定型，而且颇具理论开放性。由于全球治理这个议题本身非常复杂，不仅包括许多实证性问题，也涉及许多规范性问题。基欧汉所建立的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要方法论特征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也因此面临一次新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视野的第三次扩展过程中，基欧汉逐步吸收了建构主义等新兴学派的研究成果，将观念等因素纳入制度主义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框架。这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学术背景。在以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主角的第三次论战过程中，其他学派对这两个实际上正在趋同的主流学派都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两点意见非常中肯：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只注重体系层次，忽视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它们都只注重物质层面，忽视了单元之相互作用的非物质层面，如文化、观念、价值、规范、认同等。后一种批评显然主要来自基欧汉称之为“反思主义”的社会学或建构主义研究取向。基欧汉看来已经接受了这两点批评。他后来还指出，分析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如何互动，探究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是90年代世界政治研究的两大趋势。他还肯定其他自由主义理论（注重国内层面本来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强项）和建构主义分别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路径。47
　　因此，自80年代后期以来，基欧汉一直在尝试将国内政治纳入其分析框架。他与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1993）一书也可以视为这种努力的产物之一。该书提出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虽然主要偏重于探究“国际化”（交易成本潜在变化产生的过程所造成的货物、服务和资本流动）进程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即主要研究国际化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但正如编者所言，国际化与国内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各国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战略既是对国际化的反应，反过来也塑造了世界经济的变化。48
　　基欧汉对后一种批评的态度要更为复杂。显然，要说明国际机制是如何产生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观念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理论不能充分解释国际机制的变化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对国际机制的建构和调节两个层面进行主体间的评估，因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有赖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靠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的。49但基欧汉最初却怀疑没有什么认识论和方法论能够确认共同的理解和主体间性因素。这种看法后来有所改变。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的趋同和反思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基本分野转而主要体现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基欧汉也逐渐开始接受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他承认，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两者也许并无高低之分，我们需要建立某种国家学说，某种有关国家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