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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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斌　
　　提要：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大研究议题上。这些议题系逐步扩展而来，具有密切逻辑关联：相互依赖是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国际合作的前提，国际制度建设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全球治理是其理论的最新方向甚或最终目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主要论辩对象和参照系，基欧汉的态度经历了从严重质疑、局部吸收到试图再度超越的转变过程。基欧汉自称“启蒙之子”，其理论虽然杂糅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等多种成分，但在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上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基欧汉的制度主义或所谓“复杂的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虽不免遭到理论立场更为鲜明的传统自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左右夹攻，却较为贴近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其根本缺陷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的利益为关照对象，规避了制度霸权问题。
　　关键词：罗伯特？基欧汉　新自由制度主义　相互依赖　国际制度　全球治理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之一，罗伯特？基欧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的焦点人物。1他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议题的探讨，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理论体系，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西方主流理论。本文主要从学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角度，大致遵循梳理发展脉络、解读主要文本和探究理论背景相结合的思路，围绕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个主要议题及其相关概念，2对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基本内容作一个简要勾勒和评价。
　　一、复合相互依赖与国际机制的变迁
　　基欧汉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即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持怀疑态度。他于1961年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5年完成了关于联合国大会政治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考察联合国大会的制度框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其中所隐含的问题意识，即国际制度的作用及其与权力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基欧汉整整四十年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解释国家行为时，是否只能着眼于权力分配？制度是否同样重要？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对这个问题的不懈探索和独特解答使他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哈佛学派”3的精神领袖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旗手。
　　70年代初，国际石油危机频发，欧佩克兴起，日美贸易关系趋于紧张、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有两个趋势最为明显：一是多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突出；二是各社会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美国外交政策主流派别越来越关注在他们看来日益脆弱的美国经济，美国和西方甚至出现了美国霸权衰退的议论。现实主义学者此时仍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下讨论何种权力结构更有助于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甚至于争论两极与多极哪个更好。这使另一些学者感到现实主义对世界的变化反应迟钝，解释乏力，他们另辟蹊经，开始关注非物质权力因素的作用和经济、社会、环境等传统“低阶政治”问题。这使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焦点又从60年代的方法论之争逐步回到本体论问题上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个背景下迅速复兴，很快就与现实主义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早在60年代后期，基欧汉就与约瑟夫？奈一道对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提出质疑，开始了与现实主义的学术辩论。1972年，基欧汉与奈《国际组织》杂志主编了研究跨国关系的专辑，其结果便是《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4一书。该书的基本主题是强调跨国关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多国公司、跨国性社会运动、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跨国关系”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极有必要改变过分以国家间关系为中心的局面，从而将研究视野从“国际政治”转向“世界政治”，推动了跨国主义的研究取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基欧汉与奈顺应当时的学术气候，致力于研究世界的“相互依赖”问题，就复合相互依赖对各国的对外政策、国际机制的维系与变革对各国的影响进行理论探索。他们认为政治权力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理解和解释当代世界政治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将其作为理论的聚焦点和突破口。
　　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5一书的问世。此书是自由主义以新的面貌重新崛起的宣言，直接挑战作者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这是该时期系统地就相互依赖问题提出假设并运用大量经验事实（data）来予以验证的第一本书，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其实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个流行概念，并非他们的独创。基欧汉和奈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提出了自己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指出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是一种权力资源，从而将权力与相互依赖联系起来，并运用“敏感性”与“脆弱性”这两个概念，深入探讨了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问题。
　　作为研究的起点，他们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现实主义与复合相互依赖。前者将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斗争，它有三个核心假设：国家是统一的单元（coherent　units）和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武力是可用和有效的政策工具，甚至是行使权力最有效的工具；世界政治中的问题（issues）有等级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军事安全问题。相反，基欧汉和奈的“复合相互依赖”（plex　interdependence）模式认为：存在着各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可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非国家行为体也直接参与世界政治；问题之间没有明确或固定的等级之分；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至少在某些地区或问题领域如此）。6
　　但基欧汉和奈也注意到，国家间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具有不平衡性，相互依赖是非对称的、高度政治性的，这种非对称性造就了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资源，于是他们将谁更容易受到国际体系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这个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为此他们区分了“敏感性”（sensitivities）与“脆弱性”（vulnerabilities）这两个概念。敏感性指的是在某种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例如美国对70年代初石油价格上涨的敏感性小于日本。脆弱性指的是行为体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如果敏感性指的是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的代价影响的程度，脆弱性则指的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7例如在自然资源方面日本的脆弱性也远比美国要大。可见敏感性更接近相互依赖的实质意义，但脆弱性却是决定国家怎样采取回应行动的关键因素。
　　国际机制（regimes）的概念与相互依赖密切相关。基欧汉与奈认为，国际机制帮助提供了国际经济进程赖以产生的政治框架，认识国际机制的发展和崩溃，是理解相互依赖政治的关键，因此他们着重研究了国际机制的变迁问题，并提出了经济进程、总体权力结构、问题结构和国际组织四种解释模式。他们认为，情形越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问题结构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就越适用，而总体结构模式越不准确。由于每一种解释模式都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因此有时必须根据具体的环境因素采取不同的模式组合或综合解释。他们指出，在解释国际机制变迁时，结构理论可以说明自我利益如何与国际机制的形成和维持一致，但结构理论并不等于系统理论，因为系统有两个维度：权力结构（各单元的能力分布）与政治进程（各单元互动的模式），后者包括规则化的行为模式、即制度。
　　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国际机制的变迁并非仅仅由现实主义所关注的权力结构所决定，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问题领域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8为了验证上述观点，基欧汉与奈具体描述和分析了1920－1975年间的两个问题领域（海洋与货币领域）和两个双边关系（美加关系和美与澳关系），详尽探讨了其中的机制变迁和各种冲突的后果。通过对国际制度的经验研究，他们发现，有些问题和冲突更符合复合相互依赖模式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假设。这进一步说明要理解权力的作用，必须关注行为体在特定问题领域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总之，在今后还会不断加强的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最终结果将由特定问题领域的资源分配和“脆弱性”决定，而与军事权力的分配无关，跨国关系将是决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这个核心概念的阐述，基欧汉与奈将权力、相互依赖、跨国主义和国际机制等概念或因素联系起来，开始构筑国际制度理论，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成型奠定了基础。但此时他们并不打算创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或造成范式间辩论，而只是试图确立某种新的研究纲领，目的是建立国际体系层次的世界政治理论，因此他们虽然一再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却并未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纳入相互依赖和跨国主义模式，从而留下一个后来才试图修补的重要理论空白。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其理论的关注点也主要在于解释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9　
　　他们对国际制度的理论研究此时还处于初始阶段。他们是将国际机制作为跨国主义与相互依赖的主要例证来加以讨论的，并且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对后来被视为国际制度之组成部分的国际机制进行经验式探讨，理论抽象的程度不高。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国际机制的研究。
　　“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的提出使基欧汉和奈逐渐成为70年代后期以来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第三次大辩论（或所谓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范式间辩论”）的主角。《权力与相互依赖》与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新现实主义正式成型的标志）一书，都被论战各方广泛引用。10到了80年代初，学术界普遍把国际关系理论概括为新现实主义、复合相互依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分天下。新自由主义（虽然尚未正名）作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已初具规模。11
　　二、功能性国际机制与自由制度主义
　　70年代末，冷战的缓和由于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宣告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动摇。美国学术界又围绕现实主义的假设展开论战。基欧汉此时也将研究重点转向考察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对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合作的影响。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研究策略，接受了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假设，试图证明即使以这些假设为基础，仍然可以论证在“霸权后”时期国际机制将继续存在并促进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即使在由理性和自私的国家行为体主宰的无政府世界里，国际机制依然是解释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的重要因素。12为此，他借鉴了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自己此前关于机制演变的国际组织模式的假设作了详细阐述，在80年代中期提出了功能性机制理论，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制度主义学说。
　　这个阶段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三种：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13和同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汇集了基欧汉过去20年的主要学术论文，清楚地反映了他自70年代末以来发展机制理论，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向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靠拢的思想历程。《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第二版同样显示了与现实主义者的趋同，其中基欧汉与奈对学术界的主要批评作了回应与说明，澄清了一些误解，并坦率地指出了第一版存在的理论缺陷。集中体现功能性机制理论的《霸权之后》一书，则被认为是基欧汉最重要的著作，代表着新自由制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