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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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囊呀溃 闭姆�8讲，主要为：“物质＋精神=生”、“唯生是‘根本义’”、“唯心与唯物是‘第二义’”，“救国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书中主要内容是将人生的意义局限于狭义的谋生活、求生存，主张协调、合作，重点在于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书中虽然也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只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陪衬”而已。其故弄玄虚的语言，貌似高深的理论，掩盖着内容的空虚与贫乏。但陈立夫却以此自命为国民党的理论家。
与此同时，二陈还插手文化出版业，他们认为，出版业对党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以一个理想支配报纸、杂志和出版事业。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陈立夫出面，联合吴大钧，一起组织了正中书局，由蒋介石发出四千元作为资本。1931年，干脆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接经营管理，以垄断全国出版业。书局下设上海、武昌、长沙三个分销中心，并在上海建立印刷厂。
书局主要出版由二陈直接主持编写并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出版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著作，如蒋介石的日记，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等，成为宣传蒋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后来，正中书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联合经营，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
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如此卖力地参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面对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为国民党文宣大将的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陈立夫哀叹道：“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1）
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中。因为他们知道，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
开始，二陈在教育界还没有任何势力，陈果夫便极力要求恢复以前所办的党政训练所，使之成为正规学校，在教育界占一席之地。还在南京政府刚成立时，陈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国民党党政两方面人才都缺乏为由，要求恢复以前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办成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政人才为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蒋介石也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立即指令当局执行。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于南京，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并确定了小组讨论、军事训练、课外活动、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四种教育形式。小组讨论，即学习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等政治术；军事训练，即将学生军事化组织起来，实行严格军事纪律和军人训练；课外活动即在校内组织各种活动团体，从事组织与领导的训练；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即让学生分赴南京附近各乡镇，实地从事组织民众的工作见习。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274名学员毕业了。这批学生由陈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机关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的党务工作。对这批学生，陈果夫是十分满意的。他在为这期毕业生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组织。”他认为，他的中央党务学校已经可以和黄埔并驾齐驱了。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这就确定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的施政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党务人才的缺乏更加严峻地摆在国民党面前。为了更好地培养训政人才，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4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二陈兄弟都担任了校务委员，陈果夫后来成为教育长，实际上仍是陈果夫总揽大权。“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学部录取新生67人。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讲了很多。他说，在中国“旧思想最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生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说，要用国民党的思想去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兄弟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陈立夫更是迫切，他说：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