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历史和文化-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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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古老建筑的中心大厅专门展览英国艺术作品。在这里和隔壁房间里能集中性地粗略了解到英国的雕像、肖像、风景画，以及霍格特、盖恩斯伯勒、康斯特布尔的风俗画，还有从自然主义的佛兰德人安东尼·范戴克和玛丽亚·都铎的宫廷画家汉斯·埃伍奥斯直到本·尼科尔森、亨利·穆尔和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流行风格。在菲茨威廉博物馆里也悬挂有《最后的英国人》，这是福特·马多克斯·布朗1855年创作的著名的移民作品，充当模特儿的是他本人及其家人。有时，仅仅一幅画就完全代表了一个地方的精神、一段激情故事。《吉姆克拉克》就是这么一幅画，是乔治·斯塔布斯在1765年前后所画。新集市草地上一幅常见的生活场面：一位职业赛马骑师骑在他的灰马上，左边是比赛桩，右边是砖房，训练结束后汗淋淋的马在那里被擦拭。线条、空间和隔间的平面分布都经过仔细的计算，布局合理。吉姆克拉克是它那个时代的超级大明星，它给它的主人和赛马经纪人带来了数百万利润。今天，斯塔布斯的马画是艺术品市场上的抢手货。
除了英国文化史的这些伟人之外，菲茨威廉博物馆还有一个部门，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人们很容易将它忽视：微型肖像画，画在羊皮纸、玛瑙或象牙上，是除维多利亚暨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收藏外英国国内最重要的艺术品。16~19世纪，英国的微型画发展成了一种技艺高超的民族艺术，尤其是在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在菲茨威廉博物馆里可以完整地读出它的历史来。这里展出了这一艺术种类大师们的精湛代表作，首先是尼古拉斯·希利亚德和他的学生艾萨克·奥利弗。作为国王的微型画画家，杰里迈亚·迈耶，一位来自图宾根的艺术家和皇家俱乐部创始人之一，也在乔治三世的宫廷里取得了成功。这座珍宝室里的桂冠又应属于亨利八世，霍尔拜因的老师卢卡斯·霍尼伯特于1526年将他画在一块53毫米×48毫米的邮票般大的画纸上。这是现存最早的肖像微型画之一，它充分说明了这一珍贵技术源自中世纪的细密画术。菲茨威廉博物馆珍藏有花体字手稿—至少有两件珍品你必须看看，《布列塔尼亚人的福音书》（9~10世纪）和《格雷－菲茨潘的祈祷书》（1300年），这是一本绘有动物和怪物的装帧精美的祈祷书，是威廉·莫里斯卖给博物馆的。
菲茨的精品之一是科陶德画廊里的意大利人。提香的《维纳斯、丘比特和一位琉特弹奏者在一起》旁边是帕尔玛·维科画的维纳斯和娈童，在一处风景中憩息—动作优雅，画面诱人。毫不奇怪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院长威廉·休厄尔硬要求将它取下来。这些画在询问什么是美，而它们以一种暴力行为做出了回答：《塔奎纽斯和卢克莱齐亚》，提香晚年画的一幅强暴场面，是为他的王室赞助人菲利普二世画的。圭多·雷尼1639年刻画的《痛苦的人》，荆冠下脸如死灰，非常孤单，是这座杰作画廊里的一幅感人的基督受难像。
菲茨威廉博物馆的铜版画室约有25万张铜版画，是国家宝库之一，英国的水彩画、印度的微型画、伦勃朗的铜版画和17世纪荷兰大师的画作尤其丰富。最出色的是威廉·布莱克这位线条预言家的水彩画和彩色印刷品，以及杰弗里·凯恩斯收藏的《圣经》和但丁插图。而他的兄弟，国民经济学家凯恩斯，又以他对提香、毕加索、布拉克和马蒂斯的热爱使菲茨威廉博物馆至少涉猎了现代派作品。
私人收藏家捐赠物的特点和质量不断地影响着这家博物馆，亨利·布劳顿1973年赠给菲茨威廉博物馆1000多幅花卉画，都是17世纪和18世纪佛兰德和荷兰大师精品。这里甚至为绘画和扇面画设有一个专门的展览室。我也是因为这些奇异的花卉才喜欢上菲茨的。它的陈列形式是大学博物馆式的，学识上是传统性的—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玩笑文化几乎又是革命性的。菲茨威廉勋爵在捐赠遗嘱里写入了一个有远见的附加条款，预防了这些画作受到全球性租借业务的损害：他本人的收藏统统不可以出借。美国的艺术品收藏家和亿万富翁保罗·梅隆也加入了博物馆的捐赠传统。在他1999年去世时，这位克拉伦登学院的校友留给了菲茨威廉博物馆约1600万马克—博物馆正计划扩建，对这笔钱真是求之不得。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9节 前往植物园的途中
噢，他是个聪明人！从一只母牛排尿的多少，他就能说出它产多少奶；根据马尾巴的摇动，他能预报天气的变化。
—大学生们对车夫托马斯·霍布森的讽刺
如果菲茨威廉博物馆切尔西瓷器室里的鲤鱼盖碗勾起了你的食欲，你在博物馆对面会找到剑桥最好的鱼餐馆。在特兰平顿街上的一座都铎式小屋里，来自苏格兰阿盖尔的洛赫·法恩牡蛎公司开有一家分公司。在那里，从鲑鱼早餐到牡蛎晚餐，你都有机会品尝。
几年前，你还可以在隔壁的阿登布洛克医院治疗鱼中毒。和艺术博物馆一样，这所大学医院也是一位前校友捐建的—院士约翰·阿登布洛克。自1740年开业以来，阿登布洛克医院多次扩建，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马修·迪格比·怀亚特1863年设计了现在的核心部分，有拱廊、柱廊、长长的一排假拱。100年之后，最后的扩建机会也用尽了。城市南郊的新医院是欧洲最大的大学医院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医学教学和科研场所。但这座老阿登布洛克医院也经历了一场惊人的复兴。1996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主持下，它又作为贾奇商学院重新开张了，该学院是以它的主要资助人之一的名字命名的—企业家和三一学院毕业生保罗·贾奇男爵，这所介于大学和经济之间的商学院是一项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创举，它的建筑也是。
约翰·乌特勒姆采用红色、绿色、蓝色和山墙将这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进行后现代派处理—一桩彩色画派的暴力行为，它看似保持着这座建筑的外表，却将内部彻底打乱并调整了。正厅高大、透光，从大理石地板直到屋顶，宽敞明亮，像是迪士尼业余活动组织者涂画的大背景。在粗大的柱子之间，露天台阶蛇行向上，经过弯折的过道和阳台。蓝色、灰色、红色、赭色，那众多的色彩会让你感到不知所措。剑桥的管理精英们在这里学习组织和极限化。
再谈一谈约翰·乌特勒姆的材料。他称由捣碎的砖和水泥制成的特殊混和物为闪电混凝土，而那种纹饰色彩对比强烈的陶模变体叫做涂鸦混凝土。纹饰的复辟在这里大获全胜。乌特勒姆将网球院路上的贾奇商学院的入口扩建成了一座全新的配楼。这个城堡楼像激发他灵感的米兰的斯芬泽斯科城堡一样体现了乌特勒姆的词汇表：牢固的圆柱形、沉重的横线脚、“几何形”上下排列的花格窗。这是五颜六色的街头剧场，极端的娱乐建筑。这是这位怪人首次伟大的公开亮相，之前他主要是建造私人住房，包括住在苏塞克斯的瑞典亿万富翁汉斯·罗辛的庄园。
如果继续顺着特兰平顿街的水渠走向城外，你会在伦斯菲尔德路拐角处见到霍布森井。一只金芒果扣在这座巴洛克式六角井上，直到1856年，这座井都位于这座广场上。它向剑桥市民供应饮水长达240多年，井水是从附近的戈格·马戈格群山的石灰岩里流出的纯净泉水。两位学院院长在17世纪早期规划了水管，大学和城市一道安装了它们；另外，它是以1614年捐资建井的一位名叫托马斯·霍布森的车夫的名字命名的。其他人只是聪明而已，霍布森却是机灵和家喻户晓。约翰·弥尔顿为他写了碑铭，他的名字广为传颂。谁想向他租一匹马，总是得到离马厩门最近的那一匹，因为它休息的时间最长，休息得最好。
伦斯菲尔德路上有座小博物馆，是纪念埋在冰层下的大探险家的。屋檐板上的题字写着：“谁考察极地，谁就看见神的秘密。”这个斯科特极地考察研究所是以南极洲考察人员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的名字命名的，由他的“特拉诺瓦”考察队的一位成员、后来的剑桥地理学教授弗兰克·德贝纳姆创建于1934年。墙上挂的是斯科特的滑雪板和沙克尔顿的雪橇，橱里展出了照片、信件、生前的日记。地理地质系的这座研究所用他们的遗物展示了极地考察的历史：罗盘、冰镐、一块饼干，阿蒙森帐篷的一块布片，都是1911年留在南极的。
再过几条街，我们终于见到绿色，来到了植物园。在达尔文的导师、植物学教授约翰·亨斯洛的发起下，当它于1846年对外开放时，它还和相邻的一年前投入使用的火车站一样位于开阔的田野中央。为了纪念植物园的落成，人们栽种了一棵荷兰椴树。它位于植物园的西部边缘，在特兰平顿门旁。而这座大铁门又是自由学校巷上的老植物园的进口。1762年，剑桥大学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医学园，比牛津要晚得多，仅供研究药草使用，但人人都可以进入。当年被作为“单纯的享受”排除在外的花卉和树木，如今植物园里多的是。
在这块16公顷大场地的西半部分，仍然保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模样：中央林阴道，宽阔的草地，靠霍布森的水管维持的小湖，和那些系统苗床，里面生长着约1600种耐寒灌木。大戟属和毛茛属全部挂有准确的牌子，我们只需要弯下腰，就能获得研究和教学的益处。我们在编年史苗床里见到近200种海外植物，是按它们被引进英国的日期排列的，在遗传园里看到遗传因素对野生或人工培育的植物的影响。植物园吸引人的还有收藏的郁金香、岩白菜、贝母和斗篷草、虎耳草、忍冬和天竺葵。
跟所有的好园林一样，这座植物园在冬天也自有其魅力：长有绿色、红色、黑色、土黄色茎的山茱萸花房尤其令人惊喜。爱好树木的人们会在这里找到不同种类的柳树、杨树和山毛榉，单针松树这样的异国珍稀树木，还有加利福尼亚的伞状月桂、又名头痛树，还有圆锥形的中国红木。
当今英国园丁中的两位老师傅是剑桥的毕业生，佩内洛普·霍布豪斯（格顿学院）和克利斯托弗·劳埃德（国王学院）。1660年，早在这座植物园之前，约翰·雷就出版了《剑桥沼泽植物分类》。雷是三一学院的希腊语和数学讲师，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给当时生长在剑桥和剑桥周围的所有植物归类。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30节 唐宁学院和伊曼纽尔学院
当我14岁那年，我父亲将我送进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我在那里勤奋学习了三年。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利弗游记》，1726年
20世纪60年代初，当巨之蟒喜剧团的明星约翰·克利斯在唐宁学院学习时，大门口还没有漂亮的新学院图书馆。刻在石头里的符号象征着可以在这里学习的科目。DNA的双螺旋体代表着生物学，射电望远镜象征着天文学，计时沙漏代表历史，月桂花环代表英国文学，巴比伦塔代表其他语言。正义女神的天平代表该学院的一个传统专业，著名的法学历史学家弗里德利克·威廉·梅特兰曾经在此授课。他同时代的一位文学泰斗也是唐宁学院的院士。1955年，西尔维亚·普拉特称F·R·利维斯是一个“爱开恶意玩笑、伶牙利齿的矮男人，极像一个弯腿侏儒”。
走上几步就能感受到唐宁学院的特点了。我们离开忙碌的摄政街，走进的不是一座司空见惯的修道院式内院，而是进入了一块庙宇形建筑包围中的园林景色。公园南向敞开，能望见辽阔的草地和希尔斯路上的玛丽教堂的尖塔。剑桥的其他学院谁也不能给予你类似的空间感，以及宁静学识的牧歌式幻想。
唐宁学院是由一位建筑投机商资助的—乔治·唐宁男爵。伦敦的唐宁街就是以他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1749年，该资助人去世，一场复杂的遗产纠纷随之而起，学院直到1800年才最终得到这一遗产。这是200多年来的第一座新建筑，连国王乔治三世都对它的建筑表示了兴趣。它应该属于古典式—“不要哥特式建筑”。一位28岁的校友，威廉·威尔金斯，凯厄斯学院的院士，赢得了这场竞争。他1806年的设计改写了建筑史。
威尔金斯计划用一组单独的亭子取代中世纪学院的传统型内院，这些亭子围成一个开放性的正方形，中间有一块公园式草地。唐宁学院是最早的校园式学院，甚至先于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第一座美国校园。另外唐宁学院是英国古典式的一个转折点，由罗马－帕拉第奥式的建筑形式转向希腊式建筑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