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历史和文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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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你就很容易想像得到，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延伸到河流，而现在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后来把它拆除了，整片土地都整平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以前的米尔恩街分布，还有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街道，现在只能从它的剩余部分辨认出它的走向—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成为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自己的第一幢大楼，有教室、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而建，例如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大学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置身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趋势已然十分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市民为主，而不是以学院师生为重。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2节 微软相遇新世纪（2）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伊拉斯谟。他来到剑桥大学，咒骂这里的气候、走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表达他对一切都不满的情愫，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待了不到3年。1511~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希腊语、写作、翻译，还写作出书，与外界保持通信联系，拥有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大学来说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他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且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博学知识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热爱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而且这里也变成了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大学的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费希尔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也是位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并没有建议博福特夫人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灵魂的救赎和剑桥大学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这是剑桥大学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基督学院（1505年），之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建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成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当然首先是和牛津大学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剑桥大学，让人们公开焚烧路德的作品，但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八世国王，说剑桥大学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和逼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费希尔被当做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大学不同的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为“小德国”（Little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起的作用特别大。
威廉·廷代尔是由于受到威胁迫害才离开牛津大学的，他在剑桥大学继续进行他的研究，曾经在威滕贝格和路德见过面，廷代尔最后被处以火刑。《新约》最早的英文译本就是廷代尔翻译的，于1525~1526年在沃尔姆斯出版，他使用的是一种大众化的简单活泼的散文体，并将这种新学说的精髓带到了国内。大主教克拉默1549年编写的《公祷书》有着同样的性质，产生的影响更大。通过这些统一行为，当年每座教堂、每家每户都必须阅读它，《公祷书》成为新教革命的一种民间话本，大大影响了语言的发展，至今仍然是英国文化的一个世界性标志。人们说，克拉默的礼拜书、廷代尔的《圣经》译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证明了一种岛国弱势语言的胜利，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英语祷告书》的13名工作人员中有12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另外，面对亨利八世的强权政治，我们不应高估两所大学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伦敦的情形一样，剑桥的修道院也遭到取缔。但国王的大臣们想要的更多—学院的财产、捐赠、土地。1545年，亨利八世签署法令，取缔对所有小教堂和学院的大规模捐建。至于牛桥是如何逃脱这一死亡判决的无法澄清，甚至你完全意想不到。很显然，那些财务主管们成功地将他们的学院装成纯粹的折旧对象，因为在检查它们的收支平衡表时国王不无讽刺地说，在他的整个王国里，大概“再没有这么多人靠这么少的土地和租金过着如此令人尊敬的生活”。另外，国王对于学院的赤字一再增大置若罔闻。当他还打算取缔捐建小教堂时，而最壮观的国王学院礼拜堂反而得到了他的慷慨恩赐，获得了宏伟壮丽的室内装饰。
亨利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大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5个皇家教授席位，这体现了特殊时代和它的国王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百端待举的时代，王室需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充当可靠的管理者、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充当政府的学院支柱。因此，亨利八世最终于1546创办了一所学院，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成一座规模更大、超过了迄今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仅是贵族的标志，至今它仍是剑桥大学惟一一所不由院士举荐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
1553年，亨利的女儿、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都铎登上了英国的王座。异教徒委员会成立了起来，学院院长都被撤职了。剑桥大学的三位革命先驱，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烧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离英国，而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宁。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学家马丁·比塞和保罗·法基尔斯的尸体被挖了出来，他们的棺材被用链子缚在桩子上，抬到剑桥的集市广场上焚毁了，好像他们是异教的复辟者似的。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统治下，大学地位渐渐得到了巩固，伊丽莎白一世的登基影响深远。人们继续激烈地开展《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的争论，而承认英国国教的宣誓使许多人陷进了一场良心上的不安，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忠诚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样。这位“处女女王”引进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院士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了大学的规定，直到1861年成为正式条令。埃曼努尔学院（1584年）和悉尼·苏塞克斯学院（1596年）两学院都旨在促进新教，为了表明它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决裂，两座礼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东。
伊丽莎白一世只来过剑桥大学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欢“亲爱的牛津大学”，并且资助它。可是在她长时间的统治期间，剑桥大学前所未有的而且以后也再没有这样接近过王位和权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在他的母校担任校长近40年。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相继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职于国家和教会的高级部门。
随着宗教形势的稳固，大学生的人数也从1570年的1630名增加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绅士”的儿子们前来剑桥大学就读了。当时大学生们分成三类：贵人（noblemen），他们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位，作为自费生和院士同桌用餐，这是他们的许多特权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来自中等阶层的大学生，他们支付住宿和学习费用，但少一些；最后是特困生（sizar）们，来自贫困家庭的助学金领取者，虽然免除了学习费用，但必须在学院里提供服务。大学的这三种社会等级的教育基础是16~17世纪发展形成的导师制，同时也是学院式经济的一部分。年轻院士就是靠担任导师维持生计。
数百年来，剑桥城只是这所大学的后花园，是廉价劳动力的仓库。早在1954年，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卡西访问过剑桥后就写道：“这座城市挤在学院建筑的周围，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没落的小伙子期望一位富亲戚赐给他一个工作。”学院扩张得越大，它们对门卫、校役、清洁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规模仍然相当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时，居民人数才不足9000人，还只是繁华农业经济中心的一个小镇。这里住着农民、石匠、啤酒酿造工人、裁缝、鞋匠、商人。城里没有大房子，有钱人都住在城市周围的庄园里。但是，全国各地的客人、伦敦的马车、欧洲大陆的商人每年都要光顾剑桥一次，一般在9月份赶斯图尔桥年市。
1211年前后，约翰国王授权市民们在城东的公有土地上修建一个市场，后来斯图尔桥年市成了英国同类集市中规模最大的。布商、葡萄酒商、制革工人、灯芯制造工、书商、马贩，都在那里搭起了摊子，后来流动艺人们来了，魔术师们、木偶表演者们、爱讲笑话的人、侏儒和巨人、“猛兽和野人们”都来了。那是个有酒馆妓院的全国性聚会，一个应有尽有满足各种需求的自由市场。当时各学院出售蜡烛和其他存货，而学生们则卖书。据说，牛顿就在那里买到了他的多棱镜，约翰·班扬将斯图尔桥年市当做名利场的原型，《天路历程》里年市的现实原型。19世纪，剑桥年市开始没落，1934年被取缔，最后只留下一条街道的名字，那就是蒜街，因为大蒜商人和调料商人曾经将他们的摊子扎在那里。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更喜欢牛津大学，他们将剑桥大学当做前往新集市赛马时中途休息的地方。当詹姆士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痛恨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狗不能思考。但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个例外，教师们为之高声附和。毫无疑问，剑桥大学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地方，充满神学和政治的辩论，获益匪浅的不光是年轻的弥尔顿。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灌输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优势代表剑桥大学被选进了议会。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诗人约翰·克利夫兰议论道：“那惟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和剑桥城不同的是，在内战爆发时，剑桥大学继续忠于王室。1643年克伦威尔返回来后，将学院变成了军营，将剑桥大学变成了他的司令部。大多数院长丢掉了他们的职位；有一半院士，大约200多人被解雇了；有些逃去了查理一世驻陛的牛津。威廉·道辛受议会委托，想毁掉学院改革中幸存下来的一切—天使像、圣像以及各种显示罗马教皇权力的东西。不管这位破坏者做得有多野蛮，它也反映了克伦威尔的同时代人是多么虔诚。
“祈祷和布道时谨防睡眠，因为那是死亡之眠。”1660年时三一学院的学生规章里写道，“尽量不下棋，因为它虽然是一种智力游戏，但太单调太费时了。禁止踢足球，因为它是一种粗鲁的剧烈运动，更适合小丑而不适合学生。”
在君主制复辟之后，王室的宠臣被指派来担任大学校长，对教师的聘请也连续几十年反映了王室继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变换。在此期间，能够以笛卡儿的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