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历史和文化-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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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的亲信，约翰·费希尔主教。
当我们经过1516年修建的有着美丽纹路的橡木大门和扇形拱顶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庭院和房屋，它们的建筑时间从13世纪早期一直延伸到20世纪晚期，越过公园里的河流直到王后路，长度有半公里多。一位门卫说：“它像座小镇。”从面积上讲圣约翰学院是最大的，只不过三一学院的学生更多钱更多。入口大院是学院最古老的部分，年轻的华兹华斯曾经住在这里的F单元。他再也不可能认出对面的配楼了：他去的圣约翰医院原先的小教堂被拆掉了，草地上只剩了地基，那后面是新哥特式礼拜堂，占去了该院很大的地盘。但食堂里还挂着华兹华斯的肖像。
这是剑桥最漂亮的食堂之一，坚固高大，金粉装饰，纯都铎风格，第二扇凸出的窗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早在中世纪的地主庄园里就有装饰和高桌同等高度的凸窗，主人们可以沐浴在阳光里。同差不多每所学院一样，院长坐位上方悬挂着资助人的肖像：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她跪在祷告书前，头戴修道院女院长的白帽子。这幅肖像是罗兰·洛克利—尼古拉斯·希利亚德的一名学生，1598年画的，那是在她去世将近90年后。他依据的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石棺雕像。约翰学院的师生尊敬他们的资助人：玛格利特夫人划船俱乐部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创建于1825年，是剑桥最古老的学院划船俱乐部。
食堂的肖像廊只收集了约翰学院的一小部分名人，从伊丽莎白王室里最有影响的部长和政治家伯利勋爵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帕默斯顿勋爵。伊丽莎白一世的导师、人文主义者罗杰·阿沙姆、她的天文学家约翰·迪伊、被她处死在钟塔里的菲利普·霍华德圣徒—他们全都来自圣约翰学院。保罗·迪拉、爱德华·阿普尔顿男爵和核物理学家约翰·科克罗夫特男爵这些诺贝尔奖得主给学院带来了自然科学的声誉。我们也不该忘记，是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最先由陆路横穿南极的（维维安·富克斯男爵，1957年），领我们“穿过银河”（道格拉斯·亚当斯，1979年）。
圣约翰学院的礼拜堂不像一座学院礼拜堂，更像一座教区大礼拜堂。它是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设计的（1863~1869年），是13世纪晚期的风格。这真是一个大误会，比例和庭院极不协调，用的是安卡斯特石灰岩而不是缸砖。多角的半圆形凹室是斯科特从巴黎的圣礼拜堂吸收而来，中央塔楼的T形平面吸收自牛津的学院礼拜堂。那些令同代人迷惑的东西，我们今天看着要平静得多。这座礼拜堂是新哥特式教堂艺术的伟大代表，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红色花岗岩，绿色蛇纹岩，各种颜色的大理石—费用像这座塔楼一样，大大超出了学院的预算。它虽然有钟楼窗户，但没有钟。
英国人热衷文学游戏，并且不断绽放出喜人的花朵。礼拜堂的前厅里停放着休·阿什顿的石棺，他是学院最早的院士之一，卒于1522年。栅栏和墓碑上饰有画谜，他的名字徽章则是一株长在桶里的白蜡树。休·阿什顿也以自己的塑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双重意义：上面身穿学院长袍，下面是骷髅。至今院士们都在这座礼拜堂里开会选择他们的院长，但人人都可以参加晚祈祷。唱诗班男童和“圣约翰学院的绅士们”有着一种独特的、深受行家夸奖的声音。只要有人在星期三来这里聆听过《怜悯我》的曲调，就不会忘记它，就像不会忘记男童们站在礼拜堂塔尖上咏唱的赞美诗一样。只有两所剑桥学院办得起一所自己的唱诗班—国王学院和圣约翰学院。威尔士人乔治·格斯特领导了圣约翰学院的唱诗班40年，一直到1991年，它通过巡回演出扬名世界，直至步入悉尼歌剧院。
圣约翰学院的三座庭院给人一种轴心对称的整体感觉，这是别的学院都没有的。三座庭院前后排列在街道和河流之间，像是和大门对应似的，第二座庭院结束的地方耸立着第二座门楼，建于1598~1602年，由玛丽·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资助，她的塑像就在大门上方。“她死在断头台上。”那位叫顿的门卫介绍说，做出要扭断脖子的动作。然后顿领我参观一个院士们仅在过节时才使用的房间，北楼二层（1599~1601年）的教师公用室。它近30米长，石膏吊顶，图案丰富，有墙裙，银烛台—伊丽莎白时代的室内装饰，全剑桥再找不到比这里更漂亮的了。1963年，人们专为这个房间及其18世纪的椅子定制了一张红木桌子，是哈德维克堂食堂大桌的翻版。“近24米长，”顿说道，“可容纳180位客人。”
17世纪，圣约翰学院在修建第三座庭院的同时也建起了一个新图书馆。这座北楼在河畔有一个挑楼，时间为1624年。透过尖拱花格窗，一道宛如来自远古的光线洒进二楼的后哥特式长长的房间。这些橡木书橱的图案是文艺复兴式的，正面一道小木门，门后是图书索引。那些平板凳也很周到，从前每个站位都有一张：这样较小的读者也能够够到斜面桌，谁也不会脚冷。学院在上图书馆里只存放着1800年前印刷的图书，如当时的古典、神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名著，最早是英国出版的助产书籍。低一层，在一间防火的空调室里，存放着约260本中世纪的花体字手稿。那里也有一本迷人的祈祷书，用牛皮包着，是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赠送给一位宫廷夫人的，题词写着：“赠给善良的雪莱夫人，请为我祈祷。”在圣约翰学院的图书馆里还有前学院名人的初版书稿，威廉·华兹华斯的茶杯与镇纸，塞西尔·比顿的照片—他1922年怀着“成为一名出色美学家”的决心开始上大学。8万多册图书的大部分都在相邻的图书馆新楼里。1993年，建筑师爱德华·卡利南扩建了礼拜堂大院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西配楼，采用红砖和浅色石灰岩建成一道翼廊，上面是一座钢铁和玻璃的顶塔，用做感应控制的通风器，看上去像一座中国式建筑。
圣约翰学院的老庭院里有两座剑河桥。老桥有护栏，是雷恩的石匠大师罗伯特·格鲁博尔德（1709~1712年）设计的。另一座是亨利·哈钦森的新哥特式前卫作品—叹息桥（1831年），像威尼斯的叹息桥一样有盖顶。夏天，当剑桥的划船手端立船尾，懒散地像拄拐杖似的手握撑杆，让篙撑船从桥拱下滑过时，这一场景就完美了。给该桥修建顶盖是因为有学生夜里必须住在学院围墙内的规章。因此花格窗上也没有玻璃，而是铁棂。这理由足以取名叹息桥了。
新大院（NewCourt）使圣约翰学院首次将它的学院（1826~1831年）扩建到了河对面，新大院的同时代人一定觉得这是中世纪的海市蜃楼。建有哥特式窗户和雉堞的回廊连接着两座外楼，中间是一座门楼，四面尖塔，最高的是一座有拱扶垛、哥特式尖顶和十字形花饰的顶塔，新哥特式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人们很快就戏称它是“婚礼蛋糕”。新大院位于后园的绿色画面上，凯顿石灰岩闪闪发亮，砌工精细，哥特式复兴风格中又含有古典式韵味，由托马斯·里克曼和他的学生亨利·哈钦森设计。另外，“早期英国式”、“英国第二期哥特式建筑”和“垂直线”，这些我们用来归纳英国哥特式风格的概念都出自里克曼。新大院挑尖拱门上方的石刻山雕历经学生们的一些玩笑幸存了下来。这个学院保护神的象征有时被涂上红色，有时被系上蝴蝶结或戴上帽子。圣约翰学院的门卫们还记得别的截然不同的故事：“我们曾经从屋顶上推下一台钢琴，对，推进了河里—噢，所有这种小乐趣。”
圣约翰学院到新大院远没有结束，学院背后还有意外的惊喜。20世纪学院建筑的示范性的一段开始于河畔，一座蛇形穿过公园的建筑，庭院是开放式的，站在房间里能看到树木。克里普斯楼（1963~1967年）是一幢能容纳200名学生的宿舍，比16世纪时学院的学生数多4倍以上。另有院士们住的小屋和人人可以参加的屋顶舞厅。
当玛格利特夫人戏剧俱乐部的演员们演出一部新戏时，圣约翰学院的戏剧爱好者们就汇集在毕达哥拉斯院里。1200年前后的这座坚固石屋，是英国国内最古老的房屋之一，沃尔特·德·默顿于1270年将它买了下来，用做牛津学生们可能需要的避难所。直到1959年默顿学院才将它的剑桥飞地卖给了圣约翰学院，连同周围的一组桁架结构式房屋—默顿堂（16~17世纪）。加上后园里的公园，圣约翰学院的绿地面积很大。院士花园中的所谓荒地是卡帕比利特·布朗1778年布置的。那里生长着古橡树、栗子树、一株美国鹅掌楸。春天，树下开满金水仙花这种华兹华斯喜爱的花。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9节 2903册图书和一本日记
塞缪尔·佩皮斯在莫德林学院走，去莫德林学院……在那里喝上满肚子学院的啤酒，它是我喝过的最好的酒，令我快乐。
—塞缪尔·佩皮斯，1668年
pike是指小伙子，pickerel是指年轻小伙子，而PickerelInn是指斜对面的莫德林学院的年轻小伙子们常去的饭馆。从河流到城堡山脚的十字路口，短短的这一段路曾经开有5家饭店，以及至少同样多的妓院。
很多代莫德林学院的学生在“小伙子饭馆”里庆祝过他们的成败，酒馆墙上贴满了橄榄球和棒球运动员们的团队照，署名“偷情男孩俱乐部”，“维恩俱乐部”。据说，在这个昂贵的体育俱乐部里，新成员必须于三分钟内喝完三品脱啤酒，最后的半品脱兑以伏特加酒。但是，自从这所学院1988年以后也允许女生就读以来，莫德林学院的这一大男子主义形象大受损害。老伊顿人的这座堡垒早就有个名声，说其学生的养狗兴趣大于学习。该传闻只留下了院士花园里的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狗公墓。布姆布尔和尼特尔，提提和提姆，“这些伟大的宠物”，它们正安眠在学院的土地下。莫德林学院是剑河西岸惟一的一所老学院。1428年，本笃会教友们在那里开设了一所自己的修会神学院。它当时叫做白金汉学院，在修道院被取缔之后，它落在了托马斯·奥德利勋爵手里，他于1542年重新修建，取名圣玛丽·玛格达伦。他的后代至今都享有任命莫德林学院院长的权利。
入口大院（1430~1580年）和整所学院一样小巧而温馨。有些门上方的修道院徽标还让人想起修会神学院的日子。东配楼是食堂，标记为一个望远镜形状的顶塔，门上方挂着创始人的警句：“你要说话算数。”学生们常喜欢将它翻译成“你要当心你的肝”。食堂里的一个楼厢很吸引人，那里有很多雕刻，可以从上面俯瞰烛光闪烁的餐桌。烛光晚餐是学院的日常生活，因为食堂里至今未装电灯（不过互联网接口理所当然是有的）。如果我想拿一位画像挂在食堂里的莫德林学院校友来打发这一天时间的话，我认为没有比塞缪尔·佩皮斯更有趣的陪伴者了。复辟时代的一位花花公子，这就是他在画上的形象，那画是彼得·莱利男爵（或一位助手）1673年为他画的，但他给母校留下的另一幅“自画像”要迷人得多—莫德林学院第二座庭院里的佩皮斯图。
大多数17世纪的藏书早就散失了。塞缪尔·佩皮斯的书却神奇地完好保存了下来，甚至外观还同他生前的伦敦住房里一样。那是一座相当现代化的图书室，玻璃书橱里还有空位，这是英国同类书橱中最早的，由海军的木匠师傅托马斯·辛普森于1666年制作。因此这些书橱使用的是造船用木材—橡木，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红木或胡桃木。佩皮斯将他的图书室布置得跟海军舰队一样系统和经济：12张书橱，每张橱里约250册图书，分前后两排，为节约空间起见，按图书大小排放（当然也根据作者和专业）。整个佩皮斯图书室被安排在二楼的惟一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其密度也是示范性的。因为佩皮斯坚信，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的图书室只应包括他自己精神上能理解的东西，反映其兴趣和活动的东西。
对于佩皮斯来说，日常生活的琐事和柏拉图的思想一样重要，古代作家的著作和牛顿的《数学原理》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皇家俱乐部的主席，他批准印刷了该书的初版。橱里藏放着他的图书室的一些珍品：卡克斯顿的古版书，早期的复调音乐乐谱，中世纪的手稿，一本有着惊人的动物水彩画的速描书。佩皮斯收藏的丢勒和伦勃朗的铜版画、数千幅彩色装饰画、肖像画、圣经主题画、城市风景画都用大皮套保护着，还有从7世纪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