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澜的日记1-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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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蔑视佳慧而憎恶伟。我把目光移向一侧，漠然从他们身边走过，形同陌路。我原本以为自己是不在乎的。不在乎自然也不应该如此憎恶。
对伟的憎恶转而变作对自己的憎恶然后又扩大到对周围一切的憎恶。我努力寻求改变。
我于是联系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半奖。转学读本科是很难取得全奖的。即使是得到半奖的转学生，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得到了一位远房舅舅的经济担保。我有时怀疑我和他是否真有血缘关系，因为连母亲的消息，我也是很久不曾听到过的了。
这位舅舅的地址还是我从母亲遗留下来的一本厚厚的通讯录里找到的。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我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美国签证，其过程之顺利远远超出我的预想。我的代价仅仅是提前两小时起床和旷掉两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我的记忆更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似乎跳下出租车便直接走入美国使馆。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也曾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我离开清华的那天，心里还是有些留恋的。我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我和每一位同学告别。几个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也参加了我的告别聚会。他们问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伟，他们本以为在这个场合遇到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伟的宿舍门前站立良久，最终没有推门进去。楼道里传来黑豹的歌声。他们唱着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我仍旧是
憎恶他的，而出远门的人是不需要和所憎恶的人道别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父亲身边，和他聊了很久。自从暑假，我们有几个月没有交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曾努力试图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内容，却丝毫没有印象了。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竟然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我于是真的有些痛恨我的记忆了。
和父亲谈完话，应该已是非常晚的时候了。我最后一次来到凉台上，眼前已经多了不少高楼，古观象台和徐徐开动的列车都已不见。我转而再看近处的景物，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更近一些，护城河两岸平整地砌满方砖，以往的野草荆棘都已了无踪影。
然后我就看见了伟。他站在路灯下，仰头向我凝视。
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
我们对视了很久，他冲我挥挥手，果断地转身走远了。
我的鼻腔完全不通畅了。
我回到屋里，从被褥下翻出澜的日记放在旅行箱里。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确对视了很久。不过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因为我还顽固地记得，路灯下他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分明是淋着雨的样子。可我同时又清晰地记得，那夜空中悬挂的一轮明月。
况且北京的冬天是不常落雨的。
我想我把当时的情景和阿澜日记里的情景搞混了。以至于若干年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怀疑那晚是否真的见到过伟。
不过第二天，我的确把澜的日记带到了美国。这是千真万确的。
4
我来到安。阿伯的时候四处白雪皑皑。
台湾人称这座城市摪材缺。肉麻兮兮的。
因为我读本科，而本科学生是拿不到全奖的。连半奖也很少见。所以我最早认识的同学都来自台湾，香港或是新加坡。后来，
我在一个华人教授的实验室里做RA（RESEARCH ASSISTANT； 科研助理） ，他来自台湾，所以他的研究生大都为台湾人。
我那时只是个本科生，却有些虎落平阳的感觉了。
我顽固地称这座城市为安。阿伯，因为在大陆版的美国地图上是这样翻译的。幸亏我到的不是旧金山，因为大陆版的地图称之为〃圣弗朗西斯科〃。
多亏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帮助，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独身白人老头的地下室。
一下飞机便可以住在地下室里的确是很幸运的。我确实听说过有个中国学生，下了飞机见到负责接他的人，那人问他身上有没有现金，他说有五百元，于是就被直接送进一家汽车旅馆，一晚上就要六十美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元，所以说我很幸运。
地下室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和一个整日嗡嗡作响的锅炉。室顶很低，悬挂着纵横交错的管道。
地下室里一片漆黑，不论白天或是黑夜。住在我头顶的老人时常在屋里散步，拐杖的声音惊天动地，同样是不分白天或黑夜。
老人很瘦，背很陀。我一直搞不懂，这样瘦弱的人如何通过拐杖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声音来。我不准备经常同他交谈，他说话似乎很是吃力，口齿也不清，我的英语尚且不如何流利。
但除了我，我不知道他还和谁交谈。
到美国的第二天，我把一百五十美元月租交给他，他随即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我不知所云，也没有耐心搞明白，虽然窗外阳光明媚，可我却昏昏欲睡。我于是随意应付几句，不但词不达意，想必也全然没有逻辑。
老人居然指出了我的逻辑错误。以他如此苍老的身体，竟拥有这等敏锐的听力，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只好放弃立即下楼睡觉的打算，仔细把老人的话搞明白。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使用了助听器。
原来他想向我展示他家的电视机。他居然怀疑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种东西。他还要求我为他做寿斯，原来他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身处异乡，身为异类的感觉。我有些思念北京了。
我下楼后睡意却有些淡了。我决定趁机把时差倒过来。
我于是拿出澜的日记。记忆于是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记忆里我是在烛光下阅读的，可我知道，地下室里虽然漆黑得宛如停电的夜晚，但我并没有蜡烛，只有一盏简陋的台灯。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那天竟然是一九九六年的元旦。
密西根大学每年分春夏秋冬四个学期。秋季学期是每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从九月一直到圣诞节前。新年后冬季学期便开始了。秋冬两个学期各四个月，是修课的主要时机，而春夏两个学期各只有两个月，绝大多数学生只在春季象征性地修一点课或者干脆两个学期都不修课，这样计算暑假就长达四个月之久了。
而我是转学来的，一九九六年的冬季学期便成了我的第一个学期。
开学后我更加努力避免和房东老人过多纠缠。因为每天上课时，对教授的话我同样不之所云。我想我还是更有必要把教授的意图先搞清楚。于是就带了便携式录音机到教室。出国前我就对自己的英语能力很有自知之明，所以有备而来。
不过那台录音机我只使用过一次，把它公然放在课桌上是件令人难堪的事。
那盘录音带我从未完整地听过一遍。我发现了它更有价值的功能催眠，而且屡屡奏效，从未失手。
我的生活日渐繁忙，除了每天上课，还要在一间叫做〃中国楼〃的粤菜餐馆打工，以便挣出生活费。学校是可以走去的，但餐馆太远。我不会开车，公车稀少而且昂贵。我只好用三十美元从房东老人那里收购了一辆年久失修的自行车。车是英国制造的，
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
那辆英国车绝对没有我丢失掉的二六永久舒适轻快。
这个城市的道路没有给自行车留出专门的通道，我尽量靠边行驶。身边驶过的汽车也纷纷减慢速度，有些还夸张地跨越到黄线的另一侧。好在骑车的人只有我一个，交通没有受到过于严重的阻碍。
五十分钟的路程令我心惊胆战。
骑到中国楼的时候，虽然脸和手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身上却时常大汗淋漓。
我的F1学生签证是不可以随意打工的。为防止移民局的突袭，我一直冒充老板娘的外甥。
我上班时得以穿着便服，仿佛在敌后进行地下工作。
我时常觉得招待生穿戴着奶白衬衫黑领结黑马甲和黑西裤的样子很精神。这也许是我想穿但不能穿的缘故。由于客观原因而始终得不到的东西往往魅力无穷。
然而这身制服是有实际价值的。不能穿上它，我便丧失了从busboy（擦桌子上菜扫厕所）晋升至waiter（开单上菜结账分小费）的机会。职位上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招待生每人每晚最多可以分到两百元的小费，我却只有一小时六美元的固定工资。
所以每次我收拾残羹剩饭的时候，看到客人们大方地在桌子上留下钞票，然后再抛给我一个有涵义的微笑，我的怨愤难以用文字形容。
中国楼的老板娘是香港人。我至今也不清楚她到底姓刘还是姓罗又或是姓楼。如果直接按照我所听到的发音判断，那她就一定姓楼或是罗了。我之所以怀疑她姓刘是因为以前听到过香港人把刘德华念做〃老的蛙〃。
我内心还是有些喜欢刘德华的，尽管以往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众人面前表达过对他的不懈。
我想是他的肤色和脸部的轮廓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第一次见到伟的时候，还未曾见到过刘德华。可是以此类推，我应该是憎恶刘德华的，因为我憎恶伟。
可见我不仅没有原则，而且爱憎不分。
老板娘叫我阿冬，这两个字她发得清晰而且标准。我庆幸我的名字是夏冬而不是夏华或是别的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就有可能被她称为〃阿蛙〃或是〃袜仔〃了。
反正我不讨厌〃阿冬〃这个称呼。许是因为这个词我不费力气就可以听懂。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幸运。在这里，我更加的不知所云。
我不敢说这些台山人或是香港人真的会使用国语或英语。但他们的确是在随时随地使用着。
并且活学活用。不过，永远遵循广东话的语音语调。
我和他们语言的障碍很容易导致工作上的失误。我被告知把〃宫爆该（鸡）〃端去〃乙（二）桌〃，我便端去一号桌。我又被告知把〃四味安嫂婆（sweet and soar pork）〃端去〃南巴see（No。四）〃，我又端去了六号桌（No。Six）。
老板娘怒不可遏。我损失掉整夜的收入二十四美元。
当然是我的错。我理应判断出这些酷似广东话的音节里，哪些是粤语，哪些是国语，哪些又是英语。
我以前歧视方言，可此时却开始痛恨方言了。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才是讲着一种奇怪方言的人。在中华楼里，我仍旧是个异类。
我的生活中突然失去了同类。
我如同回到了童年，一天到晚在家里闲逛。墙角的杂物堆却不见了。
我平静地等待着同类再次出现。
我料想到那时，我又会毫无原则地接受愿意接纳我的人了。
5
春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有些感激她了。
我立刻决定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许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东突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个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接着他又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 Chinese！ I do not make Sushi！ （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 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 Chinese dumpling （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加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很长，到美国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已满是菜油的味道了。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了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子盖上写上〃Chinese Dumpling， Happy New Year！ （中国饺子，新年快乐！ ） 〃，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并不在屋里。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是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然后他便无语。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