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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历史的底稿-第18部分

小说: 历史的底稿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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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一想,哦,原来黄巢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货色:“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过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在过去那个特别推崇农民起义的年月里,曾经非常吃香。黄巢跟朱元璋一样,都是农民造反的头,只是命不太好,仅仅做成了个草头皇帝。草头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学者抄学者一样,本是自然之理,那时候又没有版权的说法,抄就抄了,断不会有好事者出来在媒体上说三道四。 

  本来,菊花秋艳,并没有杀掉百花的意思,要论杀气,本是秋风的事。自古以来,平头百姓家闺女,名菊叫兰的不知凡几,大户人家的婢女,被赐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实都是菊的妩媚柔顺。大概只有黄巢、朱元璋这样舞刀弄枪,一路杀奔龙廷,夺了鸟位的人,才会赋予菊花杀百花的意义。实际上,这种寓意只是他们自家心理的一种投射。霸气和杀气,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来说,本是应有之义。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么两个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枪弄棒的粗人,做起诗来,都以花来自喻?难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比点别的什么?尤其是那个朱元璋,居然抄袭前辈笔意,可见对以菊花自况境界的向往。 

  按传统的周易解说,做皇帝的,都占个乾字,属于至刚至阳的东西。同样按传统,花无一例外地属于至阴至柔、属坤字的女人的象征。不过,中国文化,总是势不可挡地要展现出自己阴柔的特性。不仅是审美方面,人们评价一个男性的美,总是以状若好妇来比喻,而且在政治甚至战争中,往往推崇斗智不斗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阴柔的功夫,才是谋略的善之善者;走刚猛路线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两个桃子就能杀掉三个。黄巢是个不第书生,在自命是李耳后裔的唐朝皇帝治下,估计读过老子,读没读过韩非子很难说;而出身放牛娃,并在庙里混过的朱皇帝,肯定两者都没看过。不过,这并不耽误他们使阴招,弄诡计。比起来,什么都没有读过的朱元璋,活干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几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杀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古今中外,谁能做得到? 

  一个菊花,也被弄得这般阴鸷和戾气。碰上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骗术与禅让




  禅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只有圣贤之君才能操练的一种继承之法。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按顾颉刚的说法,古史是累层堆积起来的,传说中实行禅让的尧舜,这两个人事实上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更何况禅让?即便是有,按另一些人的说法,也不过是因为这些贤君,其实不过是部落酋长,或者部落联盟的领袖,工作操劳有余,实惠不足,所以乐于让出来。不过,虽然禅让的事实,在历史上很可能没有那么回事,但禅让之名却很有市场。很多篡权夺位的家伙,最后让那个倒霉的前朝君主让位的时候,都喜欢排演一场禅让的大戏,臭脚和捧臭脚的一起搭台子上窜下跳,最终的结果是,那个野心家羞答答喜滋滋地坐在了龙床上。 

  所以说,所谓的禅让,实际上不过是抢劫,抢了人家,还要让人家说是自己乐意给的。当然,也有所谓的内禅,就是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内禅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皇帝自己情愿的,一种是被逼无奈。被逼无奈其实跟被别人抢了差不多,只不过抢的人是自己的骨肉,听起来感觉好一点。自己情愿的内禅,多半是名让暗不让,所以等于没让。所以,事实上,禅让基本上都是有文化修饰的抢劫。 

  不过,世界上总会有白乌鸦存在,中国这么大,历史又这么长,例外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个。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发生过这么一个例外。那时的燕王叫哙,此公志向高远,但就是才能不那么相配。当然,从内心深处说,他跟当时的战国七雄一样,都有超出国境的愿望,不仅期望有更大的地盘,而且还想有更大的名声。他的相是子之,也是王族的嫡系,虽然没有很大的本事,上任以来政绩平平,但此人却跟燕王哙一样,野心不小。只是,比较起来,燕王哙对名声的追求,有时近乎痴迷,而子之在这方面,却有相当清醒的头脑。于是,一件荒唐事发生了。一天,一位说客(那个时代盛产这种人)来到了王宫里,对燕王哙说:当年尧曾经要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答应,结果尧得了禅让之名,又占了天下之实。大王何不效法尧,禅让给子之,如是,大王之实无损,大王之名将会如日中天。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到底这名说客是自己发神经一逞三寸不烂之舌,还是受人指使有意为之。反正燕王哙接受了说客的建议,真的将王位让给了子之。可惜,子之没有像传说中的许由那样清高,他接受了王位而且真实地占有了它。好在,燕王哙还有一个好儿子,燕太子平不像他父亲那样糊涂,而且手里还有一定实力。于是子之和燕太子之间一通混战,齐国又趁火打劫,于是燕国大乱,在大乱中,哙和子之都去见了他们的祖先。最后,燕人拥戴燕太子平即位,是为鼎鼎大名的燕昭王。面对残破的国家,燕昭王用千金买马骨的绝招,招来了乐毅,南下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差点没有把偌大的齐国给灭了,狠狠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禅让不仅有抢的含义,还有骗的内容。抢的时候比较好理解,对方实力雄厚,想不交出来根本行不通,乖一点说不定还能保住小命。骗的时候,占有者一方其实没到山穷水尽之时,甚至实力上的优势尚存,之所以吃人骗了,关键是自家太贪,没有自己搬块镜子照照,就妄学古人。 

  禅让在本质上跟天上掉馅饼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有谁告诉你有了,不是骗局就是闹剧。可是,世界上就是总有那么一些人,硬是喜欢把头望着天或者低头看着地,指望有意外的惊喜。怎么办呢?随他去吧,要不骗子吃什么。 

  





傀儡的本分和儒学的痴迷




  三国时,魏国倒数第二个皇帝高贵乡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死后,全没了创作的激情,基本上照着史书在抄,所以演义的后半,基本上等于《三国志》,曹髦跟司马昭拼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这样的皇帝,本属一介标准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按照牵线人的意思,摆摆样子,最后等时机成熟了,识趣地把皇冠交出来。碰上牵线人兴致好,也许后半生可以落个富家儿的生活,在这方面,前朝的汉献帝已经做出了样子,作为后来者,依样画葫芦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愤愤了,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废,于是挺剑而起,率领百十个仆从搞自杀性袭击。结果还没有见到司马昭的影子,就被司马家养的——什么呢?只能算家丁吧,当街一枪穿了个透心凉(“刃出于背”)。 

  说起来,悲剧的发生,儒学多少也有点责任。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确是个对儒学有造诣的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夙成”,其言不虚。做了皇帝后,曹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臣子们论经说道,周易说罢讲尚书,尚书讲毕论礼记。入太学,每事问,经常把那些博士们问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开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个不论忠孝的实用主义者,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到了重孙子辈却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当儒生也就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义之类的说教听多了,无论如何都是个刺激。现实的卑微,与道理上的尊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刺激出什么冲动来,真是不好说。况且,曹髦对自己的挺剑而起,还是有点自信的,以为真到了真刀真枪冲突的当口,司马昭会碍于道义,未必敢杀他。所以他说,“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显然,血气方刚的曹髦已经忘了(至少在冲动的时候忘了),其实不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势也路人皆知。经过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马。人们本是由于屈从司马家的势,才故意装作看不见司马家的狼子野心,因为这种屈从,小可以换来合家平安,大可以换来富贵尊荣。那些不屈从的,则一个又一个地丢了性命,从举兵造反的诸葛诞,到放浪形骸只会弹广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义,在政治领域,本来就是胜利者秩序稳固时的精致讲究,一旦时局转换,就当不得真。当曹髦准备跟司马家玩命,找来商议的近臣中,只有尚书王经劝了几句,其他的人一言不发,会一开完,就赶紧溜出去给司马昭报信,好让司马昭有足够的时间,找来一个肯当街“弑君”的傻子,从根上了结此事。就是这个王经,虽然并没有跟着曹髦去搞自杀性袭击,只因为没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义出的诏令,给的罪名是“凶逆无状”。 

  自然,那个结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济,也得被牺牲掉。因为不管怎么说,儒学的面子还是要给点的,表面文章必须做,因为以后司马家坐了天下,总不能让人说曾经公然容忍当街弑君者。虽然成济得到的命令明确来自于“司马公”,但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切都算在了这个可怜的家丁头上。这个头脑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时非常愤怒,公然拒捕不说,还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以至于不得不将之乱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后工作的过于粗糙,还是给司马家后来的统治带来了一些麻烦,整个事件成了晋朝的一个疮疤,提都提不得。两汉除了西汉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经学的天下,在那个经学氛围极浓的情况下,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孝义忠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弑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里偷偷干的。魏晋时期虽然经学已经式微,但在公开场合,大家依然在装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个皇帝公开杀掉,无论如何都是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晋室南渡之后,王导给东晋的司马睿讲起这段往事,居然令这个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进而怀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来。 

  看来,作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话,麻烦也是相当大的。作为一贯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在曹髦被穿了个透明窟窿的同时,也出现了窟窿,而且继位者又没有及时修补,大家都装作没事似的。晋朝政治,过于迷信物质收买,迷信自家宗亲血缘关系,开历史倒车地把宗室分封为有实权的藩王,跟意识形态的这个窟窿不无关系。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伦理岌岌可危的时刻,人们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显然,对于一个官僚帝国来说,这种龟缩无疑等于自杀。西晋王朝其兴也勃,声势浩大,然而却二世而亡,个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文人的舌头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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