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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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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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八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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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