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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红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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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镇在—大片荒地上,先给了他—个房基地。那年秋天,就在这荒地上,活生生地立起—幢红瓦房。那红瓦房鲜艳得像一片大火燃烧着,照得荒野充满生机。
  但王儒安的目光,是—个庄园主的目光。他站在杂草深处,四下环顾这一大片荒地,然后,像—个土地测量员那样,嘴里叼根狗尾巴草,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用他的脚步反复丈量着这片土地,并按心中幻化出的图景,把它们一部分—部分地都派了用场。他将圈地看成是—个梦。他—定要去实现这个梦。油麻地中学应该是也必须是这—带所没有的“完全中学”,并且是—所具有很大—片校园的中学。
  他没有立即让人看出他的心思,而是在默默地准备着一套足以让镇干部怦然心动的言辞以及种种智慧的策略。在他瞄准了他认为有可能阻止他的计划实现的那几个镇干部出远门时,他突然要求在镇委会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提案。他大道理与小道理并用,理性与情感并用,浪漫与现实并用,讲得头头是道,把几个镇干部弄得晕晕乎乎,甚至兴奋不已,都陷入了“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巨大荣誉感里,居然当下形成决议:那偌大一片荒地,统归油麻地中学。
  第二天,王儒安就带领老师与学生用木桩和铁丝圈地。于是,就引发了—场油麻地历史上注定要定上—笔的械斗。
  这地虽是—片荒地,但已被周围的农民瓜分得差不多了。他家在这儿垦出一块来种菜,你家在这儿垦出一块来长瓜。更多的人家是堆了一堆碎砖烂瓦,然后用白石灰或绳子、木橛子圈了一个过去的大地主都没有的大房基地。还有—些人家,居然占了一块做坟地。这周围的农民,几乎是各家各户,多少不等地都占了—块。用不用是一回事,但我先占着,别人就动不得了。
  “王儒安在那儿圈地了!”消息马上传播开来,占了地的人家都跑来看。王儒安让老师与学生都不说话,他自己也不说话,—起默默地埋木桩,拉铁丝,像要在—个无人区建—个集中营那么庄严。先在远处看着的农民,也不说话,默默地—步—步地围过来。王儒安们依然默默地埋木桩,拉铁丝。埋完木桩,拉完铁丝,那一大片荒地就全在圈内了。王儒安说:“这地现在是油麻地中学的了。那上面所有的,只要不是油麻地中学的,统统地毁掉。”于是,师生们开始拔菜,扯瓜藤豆蔓,断绳,铲白灰拔木:橛子,要把那些小生产者们的一份希望、一份憧憬、一份摆弄土地的乐趣,统统消灭掉。那绿莹莹的菜苗在空中飞扬着,那漫长悠远的瓜藤在断裂
  着……
  人群里有人大声问:“谁让你们圈地的?”沉静了片刻,王儒安转过身说:“这是油麻地镇委会的决议!”人群立即向后转,直奔镇委会大院。大院里只有一个刚从县城开会回来的干部,听了七言八语之后,说:“王儒安圈地?地归油麻地中学了?我不知道。”人群又拥向荒地。他们朝王儒安们叫着:“谁再敢拔菜,我就拔他的头发!”“谁敢扯断瓜藤,我就扯断他的脖子!”……
  王儒安说:“这是为你们办中学!”人群里立即暴风雨般地呼叫着:“我们不要办这个中学!我们的孩子认识他的名字就足够了!”王儒安拄着一把铁锹,叹息道:“无知啊!”人群里就有很多无知的人回答:“无知就无知!”王儒安摇了摇头,将屁股转给人群,对师生们说:“拔!扯!断!”人群里就有人喊:“打!”
  人群如流水漫过来,师生们手里都有工具,猛地转过身来,像端枪那样端起铁锹,一脸保卫新生政权的庄严与无所畏惧。人群退去,各自回家,不—会儿又聚拢来,这回都带了家伙。荒地上的械斗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师生们死死抵抗,终于寡不敌众,被乡民们一十个个打倒在地,或仰面朝天被一只脚踩着肚皮,或趴在那里被反扭了胳膊后又被—个膝盖死死压住,手中的工具都被夺了去。
  王儒安为保护师生,表现得最为英勇,也伤得最重。他的腰杆遭到了一个年轻乡民踢过来的重重—脚,仿佛被踢断了—样,摇晃了几下倒在了地上,疼得他嘴里咬了—把杂草。那些人嘴里说着“无知就无知”,拿了从师生们手中缴下的工具,离开了荒地。王儒安让师生们都回去,说他在这里歇一会儿,马上也回去。师生们就一个个走开了。
  王儒安在草丛里躺着,仰望着天空。其时,正是秋天,天高云淡。他想起自己少年时行乞的悲凉情景,想起自己这许多年来的那番奋斗不止的壮烈情景,从眼角滚下几颗泪来。他忍着疼痛坐起来。四周空无一人。他面前摇晃着杂草。他向四周张望,如同一只被无数的猎人捕杀之后剩下的惟一的伤兔。但他心中却在狼一般地嚎叫:这片地是我的!他满额汗珠地站起来,对这片地望了又望。
  第二天,王儒张让师生们用—块破门板抬着他,—行五六十人,开始了—种静穆而崇高的游行。他们不言不语地走着,慢慢地走着,一个个脸仁毫无表情。他们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王儒安静如深瞅的夜晚,躺在门板上。那时,他眼中的世界,只有一片阔荡邈远的天空。这送葬—样的队伍,这迎接新世纪一轮太阳的队伍,这使蛮荒受到雷震—样的队伍,把沉重的脚步踩在油麻地镇的石板路上,也踩在油麻地镇那些无知的人的心上。仪式的力量是巨大的。游行是若干仪式中的一种。这支无声的队伍,使油麻地镇的某些观念,如同千年的古屋遭到飓风的袭击,“哗哗”坍塌下来。黄昏里,那些夺走了师生们工具的人交出工具后站在街边上,向天发誓:“谁再碰一指头那片土地,谁就是狗日的!”
  王儒安虽然从此落下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但,他终于可以实现他的庄园梦想了。他带领师生筑路,开辟操场,开荒种地,挖河挖塘。他到处奔走,积累资金,把一幢又一幢瓦房盖起来。
  黑天白夜,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这片土地上走着,走着。那年春天,他看中了城里公园的法国梧桐,居然带了几个高高大大的学生,潜人公园,然后由他站岗放哨,让孩子们爬上树去,挑选适合截枝育苗的枝条—根根砍断下来。他们都已上路了,却被公园发现了。他领着学生,决不放下一根树枝,背着沉重的负荷,见桥过侨,见河游水,等甩脱了追赶,他瘫坐在树下,竟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现如今,教室与宿舍前的梧桐树,早已把—片浓荫给了荒地。
  王儒安将教育家与吝啬鬼的双重形象扮演得淋漓尽致。每到收获季节,人们会发现他的眼睛像两颗偶然踩到鞋底上而被打縻得贼亮贼亮的图钉一样。他不能让一颗辣椒丢失。学生们刨藕时,他就在河边转悠,要是发现有谁偷吃了一段藕,就绝不轻饶。他还定了—个被油麻地镇的居民们和学校的老师当做笑料的规矩:学生们放学时,必须在学校上完厕所,干净了身子再回家。
  他用尽心思积累财富,然后买回上等的教学设施,并且很大方地给老师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鸽子往亮处飞。”油麻地中学以它优雅舒适的校园,吸引了许多很有水平的教员。每年高考,它总能有几个学生挤进大学,甚至还有挤进名牌大学的。油麻地中学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奖旗与奖状。王儒安成了油麻地镇一带—们艮有名望的人物。镇上谁家的儿子结婚宴客,在请镇干部时,也定要将他请去。这地方上有个风俗,冬天缺草倒下了一头牛,肉分了大家吃,四只蹄子要割下来留给最尊敬的先生吃。
  这蹄子还有个雅号,叫“九里香”。王儒安是常能得到这“九里香”的。
  但,他在河边的小草房里住了多年之后,现在依然住在小草房里。
  第二节
  这年刚入秋,王儒安的坐骨神经痛又犯了。他总是歪扭着身子走在路上,走几步,就扶住路边—棵树,歇上—会儿。他不在小草房里歇着,不是走,就是跪在地上弄那些树木花草。他把疼痛的呻吟转变成地方剧的唱腔。这地方剧里,有一种曲调,叫“悲调”。这悲调又分“大悲调”和“小悲调”两种。王儒安或用小悲调哼,或用大悲调哼。这悲调哀婉万分,痛苦万分,哼到高潮处,让人觉得天昏地暗,顿生悲悯情怀。王儒安见有人,就小声地哼。使人觉得这是—种节制住了的痛苦。无人时,他就—声低—声高地哼,让人觉得这声音一忽儿跌落于万丈渊底,一忽儿又飞扬起来,越过高高的山梁,更使人直感到那哼唱的人正在痛苦中,正用了—颗坚韧而善良的心在忍受煎熬。每当夜晚降临,整个油麻地中学都能听到从那小草房里传来的痛苦呻吟。这呻吟锐利地划破了夜晚的平和与宁静,把人抓到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种呻吟,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仿佛是王儒安最后的呻吟了。
  这呻吟像荒野之端—尊老鸦的哀鸣,使汪奇涵手中的毛笔忽然变得毫无灵气,半天不能落在纸上。他将门窗全都关上,如同在一只漂泊的漏船中堵住水流进来一样。
  深秋,王儒安像这枯叶漂零的季节一样苍老起来。他常眯着眼,站到河边上,去望那轮落日。他有了一种步人荒凉老境、已然穷途末日的心态。但那眼中又分明透出一股要作最后—击的强烈意念。他快六十了,留给他颠覆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病痛随着节气渐深而日甚一日,那夜晚的呻吟,变得更加锐利感人。它把我们带进痛苦,也把我们带进仇恨。对于汪奇涵,我还有着我个人的恩怨。高中录取时最初我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在敲定名单时他说了一句很阴的话。那次陶卉遭到父亲陶国志的训斥,也是因为陶国志领着医生来给学生打预防针时,他不阴不阳地向陶国志开了个关于我和陶卉的玩笑。他还在邵其平鼓吹我的作文时把我的作文要过去,看后却一言不发地还给了邵其平。
  我不明白汪奇涵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
  这天深夜,王儒安的呻吟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躺在床上,听着这消消涨涨的呻吟,如同听一支荒原的号角。第二天一早,我对马水清说:“一定要找到那对母女!”
  马水清把照着镜子的脸扭过来,“我早想到了这—点。”他打开抽屉,从—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张发黄的大照片,“这是压在邵其平办公桌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毕业照。当时,老师与校工都参加了。你看这边上两个女的,就是那女俩。听邵其平说,她俩当时不肯参加,是学生们硬拉她们进来的。”
  第三节
  当时内查外调的风气正盛,我和马水清等都有了这方面的经验,甚至还有这方面的兴趣。拿封介绍信,领个百十元公款,一去几百里,忽然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有了—个新的突破,甚至有了—个置人于死地或使—个已被打人地狱的人—下子起死回生的发现,是很让人激动的。躺在龌龊的小旅馆里,坐在吱呀作响的破车中,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侦探,大救世主。那时,全国有很多人日夜兼程奔波在外调的路上。
  我们的这次外调当然是私人性的,但我们外调的规模却是公家所不及的。我和马水清在下面到处活动,居然有十多个人愿意自己掏路费外调去,“听了老校长哎哟哎哟地叫,我们于心不忍!”油麻地镇上有一人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母女俩是荡里的口音。所谓“荡”,就是离我们这里大约二百多里地的芦荡地区。
  这芦荡地区方圆一二百里,找出这母女俩来,当然并非易事。我们十几个人,避开汪奇涵的注意,在后面的树林里悄悄地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兵分五路,各领几张从镇上照相馆翻拍出来的照片,按划分好的区域进行调查。
  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一天早上,突然地消失了。
  我自然是和马水清—路。我们去芦荡地区的北部。我们步行十八里地,来到—个轮船码头,然后坐七八个小时的轮船,来到—个叫黄土沟的地方。那里已不是我们随吴大朋打猎时所看到的芦荡了,那是真正的芦荡,看上去,那芦荡是世界的全部,世界就是—个芦荡。当轮船继续前行,最后消失在芦荡深处,只见到芦苇梢头一缕烟时,我们仿砩有了—种永不能归的感觉。
  不久天就黑下来。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小的旅馆。晚上,只吃了一些从家带来的干粮。那小旅馆又脏又潮。被子与枕头都黏黏糊糊的,并散发着无数人体混杂在—块儿的气味,使人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穿着衣服,坐在被窝里。马水清又说起陶卉来,“你给她写封信,我来交给她。”我说:“滚蛋!”他说:“陶卉上高中之后,奶子大了。”我说:“你真不要脸!”他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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