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主义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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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混地下的（1）
有时候地下乐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提问者。比如一个刚刚从李亚鹏或孙悦那里回来的戴蓝色窄幅墨镜的娱记，怀里还揣着企宣通稿和红包，突然被编辑派去采访这帮愤怒青年，他/她因此兴奋，对对方的发型、收入、性态度和祖籍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尝试着打听认不认识吸毒者，以及打算什么时候被全国人民接受……结果通常是这样：那个尽可能客气的被采访者终于得到释放，在背后大骂这个呆鸟，而呆鸟回家去写了一篇稿子，说好有个性，原来摇滚乐不光是愤怒啊，原来也有爱。
愤怒是因为爱。这个道理好像并不被普遍接受。因此又出现了以下的情形：一个人去采访地下精英左小祖咒，刚问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被对方反问：你听过我的音乐么？什么？没有？现在听一首吧，戴上耳机，我给你开大音量。该记者听了5遍，说声谢谢再见，慌忙回家了。
（）
如果大家对艺术家的兴趣集中在姓名、花边和爱好上面，那么地下乐队有理由让大家失望，甚至说对不起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混地下的。人们于是知道，地下那片的风景比较封闭，对出名的诱惑爱理不理，说话不客气，眼神和打扮都是古怪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大家不太一样……以此推理，想扮酷的孩子只需要把自己弄得又穷又吓人还拒绝被了解，就够了。但从逻辑上看，这实际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社会真的还有一点空间留给怀疑物质主义的人，留给爱好不同声音、奢谈自由的人，留给固执地坚持自己想法的人，那么他们产生不同的美学，并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很正常了，他们会继续拒绝那些浮光掠影的了解，因为那其实不是沟通而是扭曲。
好在交流开始了。地下乐队希望人们关注他们的音乐而不是生活状态，这要求并不过分。从2000年夏天的西单文化广场音乐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撞到了地下摇滚的枪口上，据说有近10万人参加了这场长达一周的露天演出，有人砸吉他给大家看，有人裸奔未遂，很多不被习惯接受的发型和服装出现在西单。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摇滚乐演出，地下的还没有来。住在莱茵河？声场、开心乐园、豪运、CDCafe、火山、橡树、藏酷等酒吧附近的人发现，那些定期不知从哪些角落钻出来的怪人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可以允许进入写字楼和政府办公楼的面孔，他们是某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以及看了报纸后心血来潮的周末夜行人。有时候，像崔健这样的巨星，在帮助新兴中产阶级怀旧之余，也会带“舌头”、“病蛹”、“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同行一起玩，他们暴露在以宽容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著称的人群面前，而后者，虽说没空去创造什么，但还算有心情看个究竟……当然，更多被荷尔蒙和广告拉到摇滚偶像附近的观众，在欣赏“瘦人”的活蹦乱跳和“唐朝”的传奇光环之余，也接触到了偶像的反对派。
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地下乐队甚至在网站的宣传活动中进入了十几所高校。人们诧异、好奇、反感或激动，刚刚把他们淡忘，又遇到了2001年轰轰烈烈的演出季节——开春以来，地下乐队突然遭到前所未有的曝光，来自马来西亚、港台、欧美和祖国大陆的记者把采访机伸到了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并率领观众进入了狭小、轰鸣和烟雾腾腾的演出现场。站在摇滚和商业之间的专业人士认为时机成熟，增加了操作类似演出的精力，那些像垫脚石一样的摇滚杂志、摇滚乐评人、摇滚经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花好几年的时间垫起来的摇滚青年群雕，就这么容易地得到了主流文化的眺望。那个渐渐成熟起来的地下文化，一边自己组织演出、自己发行唱片、自己分享快乐，一边也开始向陌生人做出相关的解释，例如，噪音经过控制，早就是音乐的一部分了，例如，不唱自己的歌的乐队根本就是娱乐而不是表达……
是的，娱乐和表达是两回事。2001年初，几个地下乐队在银川一体育馆演出，主持人笑眯眯地请“舌头”的主唱向宁夏人民问声好，该主唱感到莫名其妙，慢吞吞地自行下台，走人了——接下来他听到两个工作人员谈论第二支登台的乐队：“啊呀，比刚才那个还难听！”很遗憾，地下乐队并不是为了让别人感到不适才组建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你是一意孤行呢还是适应环境呢？选择前者，就只好也选择了地下。真实的事物总是各不相同，并不一定适合娱乐，地下乐队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社会习惯的观念发生冲突了，并且，以自己的方式。
“他们为什么不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打扮得通俗一点，把旋律做得好听一点，多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呢？”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小事，为了更小的目的？地下作为后果，有一个前因就是，我们应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生活，哪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美学上前进，哪怕被主流的美学彻底否定。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人们看到地下乐队的演出预告，那些名字本身就够不合作，多数跟愤怒、偏激和怪诞有关，这不够和谐博大，但是那些名字的主人认为，这刺激性、不常见、有危险的东西自有其合理性，只不过，长期被单一和僵化的另一种东西给掩盖了。何况——再说一遍——愤怒是因为爱，人们习惯了把不满停留在牢骚上，社会就完蛋了。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2）
这样，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像麻辣烫一样混乱地传播。有人说不好了，他们在演出中脱裤子了；有人说天哪，那厮的文身真吓人；有人捂住耳朵，说我怎么就是听不懂……在一些人看来阳光明媚的东西，被说成是地下和阴暗的角落，实际上，不就是不同的观念么？地下乐队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不能文身？为什么要相信广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机前睡得昏死过去？要我说，那些不拿自己脑袋想事的人，那些没有勇气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才是阴暗的角落啊。
以前的摇滚乐，给了大众一个错觉，好像这种娱乐方式仅仅是因为太陌生，才没有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现在摇滚乐内部的斗争呈现出来，地下乐队说，就算娱乐，也要在颠覆性的规则中娱乐——颠覆古典音乐的高高在上，颠覆传统听觉的四平八稳，颠覆人云亦云，颠覆人造明星对我们心智和感情的污辱，颠覆不创造和不自由，颠覆体制化对生活的渗透，颠覆没有尊严的人性，颠覆装饰和模式化的声音对真实的篡改，颠覆没有活力的伪健康伪文明……哼，把原来应该有的简单的价值，从音乐中弄回来。
所以地下乐队并不仅仅是没有出名的乐队。以前那些苦尽甘来，终于做了符号式明星的同行，既然已经不再进取和坚持，就可以认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地下过。地下乐队是态度强硬，音乐界于主流摇滚和先锋音乐之间的乐队，让很多人听到作品是他们的愿望，但不是主要的愿望，他们首先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他们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激｜情，这值得坚持。首先。不论是强调生活态度、社会理想，还是强调艺术探索、形式冒险，地下乐队都在强调被主流捂住了的东西，强调，就显得极端，但这极端在他们看来，却又非常正常——不就是从常识和规矩中返回到自然和本性中去吗？
“在你的压力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设计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社会价值观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传统之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但我还是宁愿活着。”这是瑞典乐队Refused（拒绝）的几句歌词。你是觉得有种呢还是觉得不妥？你是觉得新鲜呢还是觉得危险？你是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呢还是觉得遥远和幼稚？总之地下乐队是宁愿活着的，但要活得有意思。希望这不是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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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唱不是问题
真是久旱逢甘露，就在媒体爆炸、新闻短缺的时候崔健发起了真唱运动。娱记们又忙了，刚从电视台演播厅踱出来，刚吃过唱片公司企宣的晚饭，一个猛子就又扎进了老崔的反假唱大签名和摇滚乐示范演出中。明知道娱乐圈不好混，他们还要偏向虎山行；而电视机前边的那些呢，今天戳着脊梁骂着假唱，明天就五迷三道，给假唱文化帮腔了。可见左右逢源是媒体的本事，而健忘症则是老百姓的天分。
老百姓当然要健忘，否则怎么生存。不过崔健记性是好的，他知道那个冲上来握手的是个导演，谁要上他的节目谁就得练对口型；他知道那个递名片的是个经纪人，正带着几个靠假笑和假唱出名、一开口连调都找不着的新秀闯江湖；他也知道那个拍肩膀的是个老朋友，如今签了大公司，要靠假唱来维持形象。但老崔就是不说，他唱得比说的好听。要是说出来，这一年里面就要打12个月官司，还不如以身作则，与时俱进，带领还有希望的一部分人先真起来。
按摇滚圈里的极端看法，老崔这是自贬身价，跟流行圈较起了劲——较劲得挑大个儿的。有些人从来是虚伪浮夸弱智阴险贪财怕事还不懂音乐，不假唱他们靠什么混饭，所以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流行音乐晚会，尤其是电视台的晚会，全都是假唱的，“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老崔有他的主意。反正摇滚乐迟早也是主流，至少先正本清源，拿整个演艺界的未来为己任也是应该的。所以说摇滚圈，这个也有好多毛病但就是以真实为旗的圈子，光想着社会正义和个性解放，而没有看到俗世的悲哀，的确是有点清高的。
换句话说，摇滚乐也是大众文化，只不过和流行音乐相比，它带有较强烈的道德倾向。除了反对按部就班地做社会大机器里的螺丝钉，摇滚乐还认为鼓励人说假话的机制是不道德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不道德的、特权和黑箱是不道德的、以权力和利润为社会进步惟一动力是不道德的……当然假唱不是不道德的，那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情。照我的看法，不管假唱有什么提高演出质量的好处，也不管假唱有什么饮鸩止渴的坏处，不管人们同意或不同意假唱的苦衷，一个歌手只要假唱，那就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本分，我就不把它当人看，至少部分地不当人看。至于没有唱功或后来丧失了唱功的歌手，那就别混了，自食其力开个饭馆不也挺好吗。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非人的因素，一个歌手做点非人的事情当然难免，不可能因此就开除他或她做人的资格。要命的不是假唱，而是谁在操纵假唱？什么机制在制造假唱和假笑、假球、假话、假繁荣？
鼓励假唱最不遗余力的，首先是电视台，例如大多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是否有真唱了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还不知道，不过为免官司，话还是说得圆滑一点为妙）。电视台要靠品质拉广告，导演和制片人要靠品质挣钱并得到更多的定单，而品质，在一个疲软、平庸、无能的发展中国家流行乐坛，是及其缺乏的，据老崔私下里说，有一回我国的顶尖巨星集体出国真唱，结果丢了大大的人——歌手离不开电视台，那就假唱呗。人家两厢情愿，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假唱是一个问题，但未必还是明天的问题。人们喜欢委曲求全、偷梁换柱，但未必真的不愿意发展。崔健喊打喊杀地反假唱，老百姓跟着帮帮腔，实在不行咱们搞个反假唱调查委员会，专门搜集假唱的证据向公众曝光，等到流行歌坛也慢慢多了会唱歌的，这喊杀的历史使命不就结束了么？谁说中国歌手就永远不会唱歌了？但究竟是什么在鼓励假唱？是利益高于道德的媒体/娱乐业运行机制么？或者说我们的流行文化本身就是毫无道德感，骨子里透着粉饰太平、弄虚作假、舞台上做戏而观众席做梦的文化？
在由媒体和娱乐业操纵的信息社会里，商业利益要求我们去追求不真实的品质，歌手、唱片公司、演出制作人、媒体、公众一环套着一环，配器和歌词还有形象全都经过技术化的分析和加工，歌手已经成为产品。既然可以唱虚假的情感和工业流程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