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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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统帅，内部权利之争日趋激烈，逐渐形成皖、直、奉三大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然把持中央政权，从日本得到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显示出比较雄厚的实力，但他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洋派，追随段的地方实力派只有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主要在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湖北），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1919年冯国璋病死，曹锟和吴佩孚继承了首领地位。奉系首领张作霖则割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此外，还有许多割据一省或一地的小军阀。除南北之间长期对峙的冲突外，军阀内部为争夺政权或扩大地盘而连年混战。为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战争。1918年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剧了直皖两系的对立，使双方矛盾公开化。段企图利用直系军队进攻湖南，坐收渔利。而攻入衡阳的吴佩孚则暗中与南方桂系首领陆荣廷谈判。1918年8月通电主和，指责皖系亲日卖国。次年秋，鉴于皖系扩军备战，直系遂联络奉系组织八省同盟。陆荣廷等也决定“联直倒皖”，秘密向吴佩孚提供物资，促其北撤。1920年5月吴自衡阳领兵北上，直达保定。1920年7月，段祺瑞组成“安国军”与直系军在直隶北部兵戎相见。奉军入关助直，皖军一败涂地。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坐镇保定，以胜利者自居，俨然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对此，张作霖不甘心，双方为争夺地盘和北京政府的支配权，很快产生了矛盾。1922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亲直的靳云鹏内阁倒台，亲奉的梁士诒组阁为导火线。吴佩孚指斥梁士诒亲日卖国，矛头指向奉系。张作霖指挥奉军入关，双方在京津和京汉两铁路线展开激战，后因奉军一部倒戈，全线崩溃，张作霖败退关外，宣布东北“自治”。与此同时，两广发生粤桂战争。滇、黔、川地方军阀出现内讧，谁也不再打“护法”的旗帜。南北政治对峙虽然存在，但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北都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此时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应运而生。湖南军阀首先挂起自治的招牌，制定省宪法，希图自保的地方军阀如云南、四川、贵州纷纷效尤。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则依恃其庞大的军队，高唱“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

　　直系战胜奉系后，独占北京政权。它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推黎元洪复任总统，把徐世昌赶下台；接着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操纵选举，于1923年10月抬出贿选大总统曹锟。这次“选举”使国会声名狼藉，议员被称为猪仔。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国会彻底破产，曹、吴派兵南征北讨，军阀混战更加剧烈。

　　曹锟贿选后，全国各阶层代表人物纷纷表示反对，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断绝与北京政府往来，浙、沪一带成为反直的中心。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派孙传芳进入福建，又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威胁卢永祥。1924年9月3日发生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10月15日卢永祥战败。齐卢战争爆发时，张作霖趁势率十七万奉军攻入关内。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吴统率二十五万直军迎战，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正当两军在山海关激战时，与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回师，发动政变，软禁曹锟，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被奉军战败率残部自塘沽仓惶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及上海，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军阀间的混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民国期间，中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工具落后，耕作几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产力低下。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频繁的战乱，造成农村极端贫困，动荡不安。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较为稳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前清有所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无需再用金钱去捐官，刺激了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另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有利时机。从1912～1920年，新建厂六百余家，新增资本总额约一亿六千多万元，超过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资。其中轻工业的发展比较迅速，1913～1920年间新增纺织工厂五十四家，资本总额五千五百余万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武汉、芜湖等地成为新的纺织工业中心。在世界大战期间，新建面粉厂约一百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其他如蒸气动力、采矿、电力、交通运输、卷烟、榨油、造纸等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厂矿的分布，有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扩展的趋势。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帝国主义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18年在中外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达两百余万人，此外还有一千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自发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罢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动辄数千人，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和其后形成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为了改变假共和的局面，从改造社会入手，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为起点。为该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同时他们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们提倡白话文，在文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挑战。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但是这场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没有与正在成长壮大起来的新社会力量相结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发动护法战争失败的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钊率先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一些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走俄国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而结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奥等国也发生了革命运动。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见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但会议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舆论鼎沸。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三千多人于天安门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罢免亲日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各地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五四运动）。天津、长沙等城市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五四”运动时，示威学生散发的传单

　　6月初，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六七万工人联合举行了政治大罢工。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终于迫使北京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免去曹、章、陆的官职，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宣传各种新思潮的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先后在各地组成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王烬美、陈公博等十三人，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大会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次年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组织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由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开始掀起了全国工人罢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从此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同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次代表大会对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和后来国民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展开革命活动的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孙中山也建立了联系。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五四运动使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开始注意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深感中华革命党和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革命需要，在1919年10月，进行了一次整顿，更名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粤桂战争之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一度恢复军政府再揭护法旗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孙中山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但平定桂系军阀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于1922年4月在广州发动政变。孙中山于8月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于9月召开国民党在沪各省负责人会议，拟定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去日本热海与在那里的越飞继续会谈。同时孙中山策动滇军和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继又聘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国民党。10月，孙中山指示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委任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分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