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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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以钱较绵，钱又倍于绵。反复纽折，辗转增加。南宋初，两淮州县一亩地的赋税，经过纽折竟高达四五斗，为正税的四五倍以上。
（梁太济）
折帛
折帛
南宋折纳绢帛的一项重赋。南宋初，在和买演变为定额税的同时，又将夏税与和买绢帛之类折纳钱币。广西路在北宋时已将夏税麻布改纳折布钱，南宋时又加重税额。川峡四路有两川（成都府路、潼川府路）畸零绢估钱、四川激赏绢（后利州路与夔州路减免，则称两川激赏绢）、两川绵估钱、西川（成都府路）布估钱，则将绢、绵、麻布等折铁钱与纸币钱引输纳。在江南、两浙等路，则有东南折帛钱。最初在建炎三年（1129），规定两浙路全部上供䌷绢，每匹折钱二贯。后又按夏税、和买䌷绢一半折钱的比例，推广于各路。
南宋东南各路各个时期的折帛比例不尽相同，如宋孝宗赵昚时曾规定䌷折二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而各地官吏又往往不按规定比例征收折帛钱。东南折帛钱额最高曾达每匹十贯以上，绍兴十七年（1147），规定两浙路夏税䌷绢每匹折钱七贯，和买䌷绢每匹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南路䌷绢每匹六贯，绵每两三百文。宋孝宗时，规定东南折帛钱以铜钱、东南会子中半输纳，南宋晚期，又改为以铜钱、关子中半输纳。在某些地区，官吏还迫令百姓折银输纳。据绍兴后期统计，东南折帛钱收入达六百万贯左右，为南宋极其沉重的一项赋税。
（王曾瑜）
折冲府
折冲府
唐代府兵基层组织的名称。府兵的基层组织泛称军府。西魏、北周时期军府的长官是开府，其副为仪同。隋初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即改称骠骑府。隋炀帝改骠骑、车骑两将军为鹰扬郎将与副郎将（副郎将后改鹰击郎将），军府也改称鹰扬府。唐初恢复骠骑、车骑将军官称，各自置府。武德六年（623），车骑将军隶属骠骑府，次年又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贞观十年（636）军府统称为折冲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其副为果毅都尉。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有时增至一千五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所属的兵士通称卫士。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将、长史、兵曹参军各一人，这是府一级的组织。府以下，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及旅帅；五十人为队，有队正、副；十人为火，有火长。
折冲府分布各地，随时置废，全国府数增减不恒，较多时为六百三十三（一作六百三十四）府，一说多达八百，少则不满六百。为了维护居中驭外的军事形势，唐代军府集中设置于关中，大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次为河东、河南，南方军府很少。诸府大都因所在地立名，每个府的管辖区域别有规定，称为“地团”，大小不等，折冲府和地方长官没有统属关系。但设置都督的州，都督多兼任州刺史，他对折冲府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力。
诸府分属十二卫及东宫六率（见十六卫）。每年，卫士分番上长安，于所属之卫承担宿卫任务。如调发府兵征防，须朝廷颁铜鱼符及敕书（合称鱼书），由刺史和折冲都尉会同勘对，才能差发。调发全府，即由折冲都尉率领；调发不尽，则由果毅或别将率领。每年冬天，折冲都尉主持教练军阵战斗之法。正月，折冲府造卫士名籍，名下具注三年来宿卫、征防及其他差遣情况，评定优劣，申送所属之卫。折冲府储备战马、帐幕和鍪、甲、弩、矟等武器，征行时配给兵士。府兵自备军资、衣装、轻武器和行粮。每府由国家给与公廨田四顷或公廨钱十万至二十万。公廨田大致采取租佃形式，收取地租；公廨钱以高利贷形式收取利息，这些收入作为本府公用和官员食料开支。
唐初，折冲府曾经在军事组织、教练、指挥各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唐高宗以后，特别是武则天统治的后期，由于战事频繁，兵士死伤以及逃亡的日益增多，缺额又难以补充，府属卫士空额越来越多。到了唐玄宗统治期间，折冲府逐渐成为空壳，番上宿卫由兵员寡弱而至于无兵可交。天宝八载（749），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标志着府兵制的彻底破坏。以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却没有军士、武器、马匹，折冲、果毅等官员虽时见记载，那只是一种军官的虚衔而已。
参考书目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章，中华书局，北京，1963。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1，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
（杨德炳）
折估
折估
唐朝后期财政收支上市价和官价的相互折算。南朝宋、齐在征收赋税时，往往把租折成绵绢。当绢布价廉时，又将折成绵绢的租和原来纳布的调都折成钱征收。南齐时钱贵物贱，布价大跌，而官价仍照宋初旧估，百姓负担加重若干倍。唐朝从前期开始，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估定牌价，按质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是为官估。建中（780～783）以后，货轻钱重，物价下跌，各地的实际物价被称为时估，又称实估。两税中的户税，以钱定税。定税数额，皆用缗钱计算，纳税之时，又折为绫绢。由于物价下跌幅度太大，四十年间，绢一匹由四千文降为八百文，米一斗由二百文降到五十文以下，按原定税钱数额折纳实物，百姓负担无形中增长四五倍，大大超出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因此，中央政府又定出一个高于实估，接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物价的价格，称为虚估。因为是尚书都省所定，所以又称省估。尚书省户部的度支司在接受各地的税物和把物资发给各政府部门时，都要增长本价，即按虚估折算，称为折估。官吏的俸禄，布帛部分也按虚估付给。地方官吏在把税物送交中央时均按照省估，而留州和送交节度使或观察使的税物则按照实估即时价征收。元和三年（808）裴垍为相，奏准留州、送使的钱物，一切令依省估征收，由此唐后期财赋主要基地江淮一带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其后，唐政府又规定，两税中折纳的绢帛，按一定比例，一部分按虚估即省估征收，一部分按实估即实价征收。但事实上，各地官吏以实估征敛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
参考书目
刘淑珍：《中晚唐之估法》，《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
（吴宗国）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活佛。17世纪初，西藏佛教觉南派（Jonang…pa）僧人多罗那他（Tāranātha）受请前往喀尔喀部传教近二十年，常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深得喀尔喀部统治阶级的信奉和支持，被尊为哲布尊丹巴（Rje…btsun…dam…pa），意为圣贤尊者。明崇祯七年（1634）多罗那他圆寂。次年，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生次子札那巴札尔，喀尔喀部遂认定是多罗那他转世，即哲布尊丹巴一世（1635～1723）。清顺治六年（1649）哲布尊丹巴一世进藏学经，达赖五世迫令他改宗黄教，授给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为长生不老之人）的尊号。从此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由觉南派改属黄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进攻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一世劝说喀尔喀部归顺清朝。乾隆以后，其转世须经由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1911年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沙俄怂恿下宣布“独立”，成立“外蒙古自治政府”，称“大蒙古皇帝”。1919年11月撤销自治。1921年3月白俄军据库伦，拥哲布尊丹巴八世复辟。7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库伦成立革命政府，以哲布尊丹巴八世为立宪君主。1924年3月哲布尊丹巴八世圆寂于库伦。11月蒙古取消君主政体，成立人民共和国。
（王辅仁）
浙赣战役
浙赣战役
1942年5月至9月，日军为破坏浙江沿海中国空军基地及打通浙赣线而发动的一次战役。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袭击日本后，在中国浙江省衢州空军机场降落。日本大本营为破坏美军飞机空袭日本，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击溃浙江省的中国军队，以摧毁主要空军基地。日军调集第十三、第十一军九个师团，约十四万余人，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指挥下由杭州、南昌两个方面，沿浙赣线东西对进。国民政府令顾祝同第三战区、薛岳第九战区集结十四个军四十一个师，约三十万兵力抗击日军。5月15日，杭州方面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线及其两侧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在桐庐、诸暨、新昌一线进行抵抗后，主力向金华、兰溪一线转移。经激战于28日放弃金华、兰溪阵地；在金兰地区的防守战则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被地雷炸死。此后，日军再发动攻势，于6月7日攻陷衢州，11日陷玉山，13日占广丰，24日又占丽水。而南昌方面日军于5月底沿浙赣路及其两侧向东进犯，连占临川、鹰潭、贵溪、南城等地。7月1日，日军东西对进之两部于横峰会合，打通了浙赣线。之后，转为对机场、铁路的破坏和对战略物资的掠夺。日军由于战线长兵力分散，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于8月中旬开始在浙赣战线缩短防线。至8月底，浙赣西段之日军全部撤回原防，浙江地区日军撤至新登、兰溪、金华、东阳、奉化之线，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国民政府丢失大片土地，浙赣两省的机场被彻底破坏，二十余万居民及士兵惨遭日军杀害；但日军亦遭受严重损失，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官兵共二万八千九百五十五人。
（齐福霖）
《贞观氏族志》
《贞观氏族志》
唐太宗时期序列氏族高低的官修谱牒。一百卷。隋唐之际，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于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谙练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评定各姓等第，书中以山东士族崔民幹列入第一等。书成以进，唐太宗仍不满意，认为全国统一后不应再以崔、卢、王、谢为重，应当重唐朝冠冕，根据当朝官职的高下确定等第。高士廉等依照皇帝的旨意重修，贞观十二年（638）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氏族志》中，崔民幹降为第三等。虽然《贞观氏族志》贬抑门阀士族，但在肯定氏族高卑、士庶有别的前提下，以当代官爵作为升降主要标准，改定氏族等第，实质上是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包括传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为核心的新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这对于巩固新统一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勣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胡如雷）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6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入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唯此书存。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