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遗梦 作者:朱水源-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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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冬娣、柳毅芹进屋后，我把她俩让坐在了学徒工住的下铺，我坐在她俩的对面，紧接着体育老师进来，手里提着水壶，问她俩喝不喝水，她俩说不喝，体育老师放下水壶和我坐在了一起，四人面面微笑，不知话从何说起。突然，隔壁一个小伙来问：“两个兰州娃子那里去了？”体育老师有点不耐烦地回答：“回家去了！”打破了室内的宁静。东北小伙走后，体育老师拉开了话匣子，先把东北小伙贬了几句，还说东北猴子算计西北娃子，还想让我给他介绍对象，等着去吧！接着讲了一个海石湾流传的顺口溜：“东北猴子，提着山东棒子，敲着河南梆子，赶着上海鸭子；摇着四川阄子，算着西北娃子。”
柳毅芹对这个顺口溜不感兴趣，就对体育老师说：“你还是说些正经的吧？”
体育老师说：“好！好！那就说正经的。”把话题转向了他们的同学，说××红了，××栽了，××当爸爸了，××当妈妈了，××也有对象了。此时的吕冬娣盯着我铺上的那把剑，聆听着体育老师的“正经”词。突然体育老师指向她问：“你怎么办？”吕冬娣微笑着，没有作答。很有心计的柳毅芹早就察觉了吕冬娣的专注，便插话这把剑是朱老师的吧，还问我会打那个套路。我说初级剑和太级剑都会些，但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她接着又问吕冬娣你会不会耍剑？吕冬娣说不会。柳毅芹又趁机说，这几天我还不走，就叫朱老师教我们耍剑吧，说学就学，明天就开始。于是就有了我在第四章里提到的。“柳毅传剑”的故事。后来，我的老伴又学会了其它几套剑术，退休后常和好剑者在一起耍剑锻炼身体，切磋技艺。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按头天晚上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拿着剑，迎着初夏的朝日来到了湟水河畔的沙滩上。晨光下的湟水河一往无前，潮汐触摩着沙滩，我的心情像湟水河的波浪，此起彼伏，焦急地等待她们的到来，不时地左顾右盼，当回头看时，吕冬娣、柳毅芹准时出现在谷丰渠的大堤上。谷丰渠是拦大通河水，沿大通河和湟水河左岸、人工开挖、受益于红古川的一条较长较宽的农业自流灌溉渠，大堤上有一块较宽的地方，我经常到那里耍剑，也是我们约定的地方，我发现她们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向大堤走来，那浅浅的沙滩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在谷丰渠的大堤上，我先认真地耍了初级剑的套路，从予备式开始教，她俩没有剑，空着手比划。予备式的动作教完后，柳毅芹从我手中接过剑传给吕冬娣先练，吕冬娣练得比较到位，又叫柳毅芹来练，柳毅芹却说：“我一个动作也没有记住，今天就学到这里吧，你把剑拿上，回去后你再教我。”这一天早上，与其说是学剑，不如说是约谈，吕冬娣拿着剑，我们来到了湟水河畔的沙滩上席地而坐，在柳毅芹的提示下我俩相互介绍了各自的生活、工作和家庭情况。然后柳毅芹开门见山地说，你俩都老大不小了，该是解决终身大事的时候了，今天也是第二次见面了，如果都有好感，就拿定主意谈吧。也许昨晚她们已经商量好了，柳毅芹让吕冬娣把刚刚刺绣好的红袖章送我，我没有准备，只好把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送她。那个时代，红袖章和毛主席像章就是珍贵的礼物。
“柳毅传剑”把我和吕冬娣引向了爱河。柳毅芹走后，我俩经常相约到湟水河畔耍剑，我也常到她的宿舍，我俩的恋爱关系也就心照不宣、不言而喻的公开了，同时也传到了我校领导的耳中。此时的我已被列为党员发展对像，校党委书记处于一种关心的态度找我谈话，明确地指出她的家庭出身是我进步的一个障碍，何去何从要我认真考虑。对我来说当然是党票和爱情两者都要，我在支部书记面前表了这个态度，然而熊掌和鱼翅二者不能兼得，我被剔出了发展对象的名单。后来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几天没有理我，一天她突然来到我的宿舍，提出要和我分手，理由是不想因为她的家庭问题影响我的进步。我斩钉截铁的告诉她，我宁可不要党票，也不能把你抛弃。在这期间她也听到同室姑娘对我的风言风语和坏话，但她对我始终不渝。直到我们有了小孩，她还念念不忘我的入党问题，曾提出我们离婚，待入党后再复婚，其实解决组织问题是组织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在海石湾奋斗拼搏了十五年没有拿到党票，调入冶金厅的一九八五年，领导找我谈话后的三个月后，毫不费力地入了党，真叫人“不服不行”。她调入兰州，工作表现不错，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着自己的学生，对生病住院治疗的学生，她总是在家里做上可口的饭菜送到病床前，常不顾疲劳，整夜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一个三九天，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不幸出了车祸死亡，这个学生的家庭非常穷困，她带头发动学生捐助，冒着鹅毛大雪到永登山区的学生家里慰问。有一份报纸报导了她的这些感人事迹，后来学校的党委书记亲自动员她写入党申请，因快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婉言谢绝了。她退休后，他的学生们一直没有把她忘记，每逢过年过节，不少学生都来看她。她班的学生每次在兰州聚会，总是少不了她，并且也请我陪同，一次聚会上不少学生对我说，他们永远忘不了这位慈母般的老师。
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曾有过十几个女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对她们中的一些人也有过激情的冲动，产生过倾慕和爱恋，但由各种原因没有一个最终成为眷属，真情总被假情闹，使青春的美梦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这一次我俩是真情实意，心照神交，对家庭问题我早有思想准备，在四次社教运动中我遇到过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孩，常对她们讲党的“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她们对这项政策有着很高的期盼，希望人们能公平的对待她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看到光明的前途和得到社会的重视，人间的温暖，那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庞告诉我，不要作伪君子，这一点，我肯定能做到。于是我锲而不舍的追她，不久我俩垂如了爱河。
这一年的七月泰山被定为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遣送原籍。他的“反动立场”源于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时向党交心的一些实话，负屈含冤离开了兰州。临走时我俩去送他，老人愁云惨雾、踌躇不安地对我说，他把女儿交给了我，要好生相待。不久准岳母响应“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离开兰州，回到了老家陕西大荔。
九月我分到了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月底我俩进行了结婚登记，时逢国庆放假两天，当晚我们去了武威。走时她穿了一件崭新的草绿色条绒上衣，我穿的是一套刚发的蓝色工作服，这就是我们的结婚服装。到家后，婶婶正在院子里簸粮食，看见我们笑眯眯地迎来抓住我爱人的手，我爱人也微笑着按我平时的称呼亲切地叫婶婶，婆媳俩拉着手走进了屋里，紧接着李存和宝宝也进来了，婶婶让他俩快叫嫂子。同时告诉小妹妹先把在婆家的大妹妹叫来，再到九条岭去叫爸爸。然后她不时地抚摸着我爱人的上衣，问她饿了没有？累了没有，还想动手给她脱鞋让她上炕休息。我爱人说不饿也不累，你还是休息一会，我和应海把院子里的活干了，说着就下地出门。婶婶说：“你新来乍到干这些又脏又累的活，叫人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再说你们城里娃也不会干这些活。”我爱人说：“我过去在农村劳动锻炼时干过这些活，别人说别人的，我们干我们的。”婶婶怎么也拦不住她，于是说：“也好，应海去挑水，我俩簸粮食。”待我把水挑回来，粮食已经簸完了，部分也盛在了大盆里，她提起一桶水倒进了大盆，婆媳俩一个搅，一个捞，很快就把粮食淘洗完了，就这样刚进门的媳妇就很快地融如了我们这个一家两姓的家庭生活。此时大妹妹也到了，这是和她第二次见面，也亲切地叫了嫂子，还怪婶婶，怎么叫嫂子一进门就干活。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到家了，见到媳妇高兴的不断地说：“好啊！好啊！好啊！”还想办几桌酒席。我俩说我们是旅行结婚，一切从简。下午我们全家人到城里照相合影，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结婚照。回家后，六岁的宝宝推出他大姐的自行车要去学车，我爱人紧忙跟着宝宝，扶着自行车在新关街上走来走去，给新关人留下了很好的印像。
十月二日下午我们回到海石湾，先把各自在独身宿舍的木板床、铺盖和两个盛衣物的木箱搬到一起，还有房子里配有的二斗桌，这就是我们的新房。晚上我的同学和朋友来祝贺闹房，我从武威来时总共花了不到三十元钱，买了两瓶酒、还有香烟、瓜籽和糖果招待他们。我民院的四个同学合伙买了一口铝锅，一个朋友送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其他人送的都是毛主席像章，这就是我们的婚庆，简单而又欢欣。今天的青年人赶上了好时候，婚庆十分排场，婚纱摄影阿娜多姿；洞房布置富丽堂皇，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婚庆宴上礼炮齐鸣、锣鼓喧天，花团锦簇，礼仪欢畅，宾客满堂，红包鼓囊，好不风光；这一切还有录像，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纪念。今昔对比，我们是有些寒酸；人事有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此事不能相提并论。
婚后的第二年，我俩爱情的结晶于八月十七日来到了人间。大女儿的出生，使我俩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俩精心地呵护着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和力量的宝贝，也排除了被视为资本家孝子贤孙的不少忧愁，我们的感情也进一步深化，人夫、人妻、人父、人母的共同责任，把我们的爱心进一步延伸。在海石湾我俩休戚与共，渡过了十四年的艰苦岁月，在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养育了我们两个可爱的女儿。她早上背着孩子去上班，晚上回来洗洗刷刷，作针线活有时彻夜不眠。一个冬天小女儿不慎把棉鞋掉在水里，放在火上烤时又把鞋烧了，我俩一夜没睡，她制帮我纳底，天亮时给小女儿赶制了一双棉鞋。生活上的困难我们都能挺过去，精神上的负担是我们度日如年，尤其是她时刻担心被划入
“敌我矛盾”中去。这种诚惶诚恐的日子一直到打到“四人帮”。
儿女是父母的心肝，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人类一代一代的繁衍才是人的生命延续至今，夫妻双方共同为儿女着想，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为着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是人的本性。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俩一直把两个女儿当作生活的中心，如何培养她们健康成长是我们生活的共同目标。当然作为一个家庭不可能没有碟子碰碗的事情，我们之间也有过争吵或争论，围绕这个中心和共同目标反省时，发现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没有必要争谁高谁低，谁多谁少，谁胜谁负，生活把我们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幸福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不论贫富贵贱，一个家庭只要和谐、和睦，就是一种幸福。幸福的家庭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是重要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就能顶住生活的压力，创造出幸福的更高层次。信任和忠诚的情怀，我俩从相爱保持到了至今，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
打到“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的命运开始转危为安，人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精神压力释放后的愉悦心情使老伴产生了回家的念头，我从来未去过大荔、也想给岳父、岳母补上一礼，于是把准备过年的东西凑到一起，还用积攒的肉票通过关系买了半片猪肉，鼓鼓囊囊，领着两个女儿，好不容易挤上火车，一九七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午后到达渭南，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出了站。这位老乡也是大荔人，在等候去大荔的班车时，他问我帮我们背的袋子里是不是猪肉？我说是的。他接着说；“你们把石头往山里背哩，大荔的猪肉有的是，不要肉票也卖不出去。”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些年尽搞运动，大锅饭把人害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庄稼年年欠收，年终决算一分工不值一分钱，有的社员还倒欠了生产队的，那里有钱买肉吃；那些养猪的人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