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祸-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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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组沉重的、直现人生的作品。这是有奇特的大漠风光、呼这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有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小说告诉你，曾经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　
中国文联出版社授权连载，不得转载！　　　　雪漠　　著

《狼祸》第一部分
　　猛子看得出，豁子对他有敌意，冷不防，他就发现豁子阴阴的眼神。这眼神，反衬着女人对猛子的眼神。女人的眼神越热，豁子的眼神越冷。孟八爷说得对，豁子很可怜。虽说他的笑很爽朗，但还是很可怜。每次脱衣服，一看到豁子鸡骨似的身架，猛子就想笑，就也脱了衣，鼓起腱子肉。女人的目光就热水似泼来。夜里，豁子就弄出很大的响动。

雪漠小说精选《狼祸》及作者简介
　　这是一组沉重的、直现人生的作品。这是有奇特的大漠风光、呼这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有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小说告诉你，曾经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　
　　简介：雪漠，原名陈开红，男，甘肃凉州人，生于1963年，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鲁院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首届高研班”学员。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被授予“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为创作出好作品，雪漠历时十多年，跑遍了整个凉州，多次前往草原和大漠，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农民、猎人和牧人，收集了大量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创作素材。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均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正如“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的“雪漠评语”称：“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
　　雪漠发表作品及获奖情况简介
　　1991年，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飞天》1988年第8期）荣获“甘肃省第三届优秀作品奖”。
　　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江湖内幕黑话考》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
　　1999年，小说《新疆爷》获“华浦杯”甘肃作家小说大奖赛二等奖。
　　2000年，《大漠祭》获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0年度优秀图书奖”。2001年9月，《大漠祭》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0年度中国最优秀的五部长篇小说之一，荣登“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同年8月，《大漠祭》成为“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同年11月，《大漠祭》荣获“第十四届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2002年，《大漠祭》荣获“1999…2001年度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2003年《大漠祭》入选“中国文学年鉴”，荣获“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荣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敦煌文艺奖”一等奖，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委宣传部联合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大漠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上百家媒体进行评介，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2002年4月，雪漠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2003年，被授予“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同年，小说《掘坟》入选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短篇小说》。
　　2003年，长篇小说《猎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三万册，被评为2003年北京市重点项目，《文学报》、《文艺报》、《文汇读书报》等媒体进行了评价，《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等专家给予了很高评价，同《大漠祭》一起，多次荣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的专家推荐排行榜。同年，散文《凉州与凉州人》在《收获》（2003年第2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2003年第6期）转载，荣获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好百年”全国散文大奖；中篇小说《莹儿的轮回》在《中国作家》发表，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转载；小说《老顺和偷鹰的‘疤鸡’们》、《鼠神》等发表在《芙蓉》、《上海文学》等刊物上，获得好评。
　　2004年，长篇小说《猪肚井里的狼祸》在《中国作家》2004年第2期发表，《小说选刊》进行了评价；同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雪漠小说精选：狼祸》，引起反响。
　　此外，还多次荣获省级以上文学奖。

目录
　　谈作家的人格修炼（代序）
　　狼祸
　　莹儿的轮回
　　长烟落日处
　　黄昏
　　新疆爷
　　丈夫
　　掘坟
　　文学：流淌的灵魂（代跋）

谈作家的人格修炼（代　序）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锁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寻找意义，但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是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为了实践我的感悟，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进入文坛。但我可悲地发现，时下的文学，早已丧失了我所向往的“意义”。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是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
　　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你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不少。但无异，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吃惊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300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除非，你遇到了能发出巨大声音的“善知识”。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但同时，我发现，千千万万个人仍在拚命地涌向那个被佛子们视为“恶友”的所在。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费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制造大量的垃圾，浪费自己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有好些人，在他的肉体消失之前，作品便已消亡。更有甚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宣扬一种罪恶。这世上，没有他（她）的书，比有他（她）的书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婊子（人格意义上的），仅仅是一个婊子，而有才华的婊子，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婊子气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有本小书，叫《艺术的未来》，书中写道：“当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他们是鄙视公众的。反过来，公众则以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便由江湖骗子似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
　　信然。时下的文学杂志、网络或是图书市场，除偶现寥若晨星般的“艺术”外，大多只写了两个字——“无聊”。名作家写着有名的“无聊”，无名者也不敢落后，绞尽脑汁地炮制“无聊”。生活的惨白，人格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思想的缺少钙质，使本该塑造灵魂的文学，堕落为颓废者的自慰。
　　我常常私自发问：我们这个民族，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混混群体？难道他们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只配用来炮制垃圾？每念及，便不由得扼腕长叹。
　　无异，这虚假的“文学”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哀。
　　我曾参加过一次文学聚会，当作家们津津乐道地编织“蛋白质女孩”和“巧克力男孩”之类的爱情时，窗外有个老太婆正在痛哭，因为她当民工的儿子才死在建筑工地上。作家们懒得去安慰她，他们甚至嫌那哭声打断了自己的文思。这画面，充满象征意味，几乎可以看成中国当代文坛的缩影。
　　在另一次会议上，作家们纷纷抱怨时代对自己的挤压，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已沦为“边缘人”，其慷慨激昂，充满了文天祥似的正气。发牢骚时，作家们正免费住着高级宾馆，腹内盛着国家供给的山珍海味。而同一时刻，西部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牛一样劳作，还有许多哭泣的失学儿童，还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最该关注的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
　　无数的作家和所谓作家们边发牢骚，边编织连自己也不信的惨白故事，以填充网络和杂志。他们散发出迷醉的萎靡之气，并将这萎靡传递给更年轻一代，影响或污染着他们的灵魂。大家一齐制造喧嚣，创造“繁荣”，营造颓废。试问，在这样一个“气场”中，谁又爱听弱势者的哭声？谁又爱看农民们的愁脸？谁又会把那种叫“忧患”的意识，塞入自己心中？
　　作家们背对着大千世界，背对着应该关